197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约翰·唐尼从中国监狱获释后不久，在康涅狄格州新不列颠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谎言的囚徒——杰克·唐尼的冷战》(Prisoner of Lies: Jack Downey’s Cold War)，巴里·沃斯著

在冷战的高峰期，中情局的飞行员会随身携带一枚银元，上面附有一枚毒针。上司鼓励他们，如果飞机坠毁，就把毒针用在自己身上，以免背叛国家。

当然，并不是所有间谍都听从了这个建议。1960年春天，苏联军方击落了一架美国U-2飞机，活捉了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这让艾森豪威尔总统陷入了两难境地。政府最初发布了一个虚假的说法来试图掩盖，但很快就后悔了。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当世人对事实没有丝毫怀疑时，就没有必要再回避问题了。”鲍尔斯被俘后不到两年，作为囚犯交换的一部分，从东德穿过格列尼克桥获得自由。

然而，在鲍尔斯获释的喧闹声中，另一名美国间谍继续在国外忍受囚禁，几乎被人们遗忘。杰克·唐尼是歌手莫顿·唐尼的侄子，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毕业于耶鲁大学。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在满洲上空击落了他驾驶的C-47飞机，当时他22岁。

尽管唐尼在16天后向俘虏他的人坦白了自己中情局特工的身份，但美国政府20多年来一直拒绝承认他的任务。唐尼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战俘，直到1973年尼克松总统通过谈判让他得到释放，唐尼终于穿着中山装，戴着波士顿红袜队的棒球帽离开了牢房。

在《谎言的囚徒》中，巴里·沃斯对唐尼的生活和囚禁做了缜密而引人入胜的叙述，从唐尼1940年代的学生时期开始，一直到1980年代唐纳德·特朗普成为公众人物。（唐尼于2014年去世。）

沃斯是一个文笔优美的作家，曾创作多部历史著作，并以《斯卡利特教授》(The Scarlett Professor)入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本书的一个优点是将唐尼的个人经历置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中，这个时代跨越了美国世纪，甚至更远。它提醒我们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在书中可以详细看到麦卡锡时代的民粹主义仇外心理、文化大革命的过激行为，以及越南战争期间的学生抗议活动如何制约和限制间谍、外交官和政治家的行动。

沃斯的书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唐尼本人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与劳拉·希伦布兰德的“二战”生存故事《坚不可摧》(Unbroken)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面对难以想像的不幸，依然顽强不屈的故事。唐尼与近30厘米的蛔虫作斗争，它们像眼镜蛇一样扭动。他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头到尾读了七遍。偶尔的羽毛球或套环比赛竞争极为激烈、充满怨恨，他和狱友们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比赛中。

刚被囚禁时，他最担心的是在囚禁的压力下，他会以某种方式失去个性。但他逐渐认识到，“归根结底，你就是你，没有人能触及你灵魂的最深处。”

唐尼故事的其他方面远没有那么令人振奋。他的任务是秘密训练一支既不忠于毛泽东也不忠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中国“第三势力”，该任务从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负责该任务的年轻人的无知程度令人震惊。1950年，当唐尼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时，他和朋友们互相询问：“朝鲜到底在哪里?”

从战术上讲，他所执行的撤出方案非常荒谬：它飞到一名中国线人头顶，线人穿戴着由铝杆和尼龙绳制成的装置，飞机放下一个钩子抓住线人身上的绳子，然后把线人拉到空中，沃斯写道，“就像钓马林鱼一样”。多年来，中情局通过这类秘密行动渗透中国大陆的努力几乎完全失败。

毛泽东和手下在国家治理和间谍工作方面也失误连连。在唐尼执行任务前不久，毛泽东写信给斯大林，（错误地）抱怨美国飞行员在朝鲜向中国士兵投掷了“黑蝇、跳蚤和虱子”。（“在朝鲜的美帝国主义者有计划地蓄意散布杆菌携带者，”他告诉苏联领袖。）在唐尼被捕并认罪后，他的中国审讯人员透露，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美国情报机构的结构。当时的中情局还处于起步阶段，逮捕唐尼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要在军方之外设立第二个情报机构。

北京最希望看到的是唐尼认罪——承认自己确实是一名间谍。沃斯指责50年代担任中情局局长和国务卿的艾伦·杜勒斯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兄弟是“基督教民族主义十字军”，他们拒绝承认唐尼的真实角色，不想让美国公众的义愤泄气，。

只有唐尼本人表现得很理智。“我认为，如果你没有和别人处于战争状态，最好不要花时间去推翻他们的政府，”他在获释后对中情局的一名心理学家说。最重要的是，正是这样的时刻，让我们得以一窥唐尼的真实性格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