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乡村正在快速消失。少有人注意到与之相伴的另一个现实——乡村小学也在大量消失。

如今，乡村学校正迎来新一轮撤并潮。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从2012年到2022年的十年里，我国有近8万所小学消失，降幅高达35%。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乡村小学为代表的小微学校们。

但作为中国教育的神经末梢，乡村小学的存在是必要的。相比城市里标准化、应试化的大型学校，人数更少的村小，有时更可能成为教育探索的前沿阵地。比如，在浙江缙云县的乡村小学中，就曾进行了一场反内卷、尊重个性、扎根乡村的教育改革试验，后来被业内称为「缙云模式」。这一度让一些教育专家看到了希望。它赶上了「双减」的时代浪潮，当地一度有十几所乡村小学加入，一种超脱于传统应试教育的可能似乎真的出现了。

当时前来考察的专家们有两个想不通——第一，为什么在缙云那么多的乡村小学里，都能看到一种奋发向上的生命力？第二，为什么这里所有学校都能办出各自的特色，没有两所学校完全相同？

但如今，这场教育改革正面临新的困境。在更大的层面上，新的内卷时代正在来临。而这恰恰是一场县级反内卷改革实验所无法抗拒的部分——高考人数屡破新高，学历越来越卷，职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全国都在卷，这怪不了教育系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中心前主任赵宏智说，「我在中国找了很多，也找不出来（第二个缙云）了，只能是这么坚持了。」

在这场实验开始七年后，《人物》带着问题，来到缙云，试图弄清楚事情的全貌——全国一千多个县城里，为什么唯独缙云集中出现了这场教育改革？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又对抗着怎样的现实？改革最后滑向何方？缙云模式的火种是否已彻底熄灭？它又如何影响了参与者的人生？

校门

在中国，你再也找不出第二座这样的小学校门。

在浙江丽水缙云县章村，这座校门就坐落在群山之中。得从缙云开车近一小时，经过好几段盘山公路，才能看到它。在丽水，章村算不上什么有名的村子，没什么大产业。章村小学也不是什么著名小学，乡村逐渐消失，它也岌岌可危——整个学校只有64名学生，未来还会更少。

无论怎么看，都想象不出，这里竟然会有这样一座校门：

它是竹制的，高约十米，仿佛两把大伞，远看就像某种艺术装置。走近之后细看，伞柄是用三大捆碗口粗的竹子捆成，伞面部分，则像两片巨大的茶叶。毛竹和茶叶都是章村的特产。校门口，是一条宽约十米的小河，微风吹过，校门上悬挂的风铃撞击摇晃，水流声和风铃声交织，成为进入校门的背景音。

章村小学的校门

特别之处还不止校门。整座学校被刷成了淡绿色，学校里没有校领导照片，没有先进事迹宣传栏，走到教学楼下，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高五米的巨大笑脸墙，墙上有全校64名孩子的笑脸——三年前的时候，这里画着的还是120张笑脸，如今只剩一半。笑脸墙正中写着一句话：用一个村庄的力量，养育一个孩子。

学校不大，没有足球场，没有塑胶跑道，但却有羊圈、鸡圈……这是学生们养的小动物，俗称「班宠」。学校和村子共用一个大礼堂，礼堂里摆着学生们参与研发的原创乐器，比如一种由五根粗细长短不同的竹子制成的琴，敲击后，它能发出五种声音。学生们管这叫「大炮」。

它和我曾见过的任何小学都不一样。在从2017年开始的缙云县反内卷教育改革实验中，章村小学正是一个典型案例。它的新校门故事，也是整个教育改革实验的缩影。

这座校门的修建，与当时的校长马鑫飞的一次选择有关。2019年，在缙云，37岁的马鑫飞面临一次人生选择，是去职高当一名音乐老师，还是去一所乡村学校当校长。

最后他选择了去村小，「城市里没有我要的价值」。马鑫飞在村里长大，单看学习成绩，他不算「优秀的孩子」。三年级，父母送他进了当地一所寄宿制学校，那所学校的校长在剧团待过，为了让学生们有事做，组织学生们学音乐，在一众乐器中，马鑫飞选了二胡。

这次选择影响了马鑫飞的人生。他虽然学习成绩不行，但很快发现自己二胡学得很快，其他人要练两个月的曲子，他半个月就能学会。他家门口有一块大石头，他爸爸就让他坐在石头上拉二胡，获得了不少来往村民的称赞。最后就连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喊他去参加。「那时候我爸很骄傲，觉得儿子以后肯定有饭吃。」而一个人最初找到自我价值的地方，常常能影响一生。

第一次当校长，马鑫飞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发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原来的章村小学，跟其他小学没什么不同，都有一扇封闭的铁门，「这个校门是我第一天去就感觉不舒服的地方」。

时任缙云县教育局副局长的吴丽明也回忆，为校门的事，马鑫飞专门来找过他。「（马鑫飞）说乡里要搞美丽乡村，要给小学建个校门，我说别，让乡里给你搞，不如你们自己设计，这样才能达到你所想要的效果。」

马鑫飞后来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学校是孩子们的，我想把所有的设计都交给孩子。」

于是，2019年底，他布置了一项作业，让学生们去收集全世界的校门照片。在学校里，他用这些作业办了一个「世界校门展」，绕操场摆了一圈。「这个时候，我发现孩子的注意力还集中在门好不好看，没有发散到门本身的意义上。」所以，他又带着学生们去村里看各种门，让学生们明白门的作用和意义。

这形成了长达一年的系列课程。学生们交上了五花八门的设计图。有的偏实用，在门上安装了测温仪；有的偏想象，门上画了奥特曼；还有的在门上布置了水母，学生的解释是这样可以吸收大自然的灵气……学校六个年级各自负责不同的领域，一二年级学习设计，三四年级学习搭建，五六年级学做竞标书。

这正是在缙云教改实验中被广泛推广的「项目化学习」模式。项目化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PBL）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它通过让学生参与具体的、解决实际问题的项目，来促进多学科学习。相比之下，许多地方一直沿用的则是教师直接传授知识的传统教学模式。

光有想法还不行，还要找到专业设计师。在当时致朴公益基金负责人骆筱红的沟通下，杭州设计师高威参与了这个项目。一开始，高威的团队并不情愿给乡村小学建校门，「但是高威跟孩子一交流，他兴奋起来了，最后设计费都免了，还把公司所有员工带到这里来感受，高威当时还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一个优秀的设计师要从一个优秀的共情者开始。他并不是把这当成一个商业项目，而是当成一个真正的作品。」吴丽明说。

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中，竹子脱颖而出。章村本地盛产毛竹，从明朝起这里就在用竹子造纸了，当地的竹子能长到碗口粗。村民家里有竹器，孩子们对竹子也亲切。

在课程的引导下，学生们开始学着思考建造校门的细节。有同学说，希望校门是叶子的形状；有同学说，希望隔着校门也可以看到外面的山与河；还有的同学，希望家人走远路来接自己放学时，可以在校门下短暂休息，下雨等候时，还可以避雨……这座校门最后汇聚了学生们的愿望。

有了设计，钱是个大问题。「当时我拿着设计图，去问杭州的建筑公司，市场价报价87万，但谁会愿意花这么多钱，在这么一个角落建一座校门？政府也不会同意。」马鑫飞说。但他不放弃，他给建筑公司讲故事，讲学校的课题，让他们来参与公益。「最后找到一家公司，工程费从87万谈到了38万，后来又争取到了县里教育基金的支持。」

校门建设时，全村人都参与了进来。有的家长开拖拉机，有的家长弄水泥，「这座校门是凝聚了全校师生，甚至是全村的人，花了两年时间的一个作品」。

校门建成后，全校128名学生都在校门二层的小平台上留下了自己的手印。风铃也是学生们做的，山风吹过，风铃发出清脆的声音。一位当年参与校门建设，如今已上初中的学生还问过马鑫飞：「我80岁的时候，还能回来看看这座校门吗？」

校门上的风铃

缘起

乡村小学要想做出这样的尝试，必然需要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

如今，当时主推教育改革的县教育局副局长吴丽明已经57岁，他已经退居二线、远离教育部门两年了，还有三年就要退休。现在再见到他，你很难从他身上感受到官员的影子。他穿一件发皱的灰蓝色POLO衫，脚上穿一双黑色布鞋。他说，布鞋穿得舒服，一双25块钱。缙云盛产杨梅，他拿出来吃的时候会强调，「不用洗，自然的杨梅很甜，虽然里面有虫子，但没关系」。

他崇尚自然。就像他吃杨梅，也接受吃到虫子。对待教育也一样，他反对一味应试，提倡尊重孩子的天性。几乎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用「理想主义」这个词来评价他。有人尊重他，有人委婉提醒他「过于理想化」，还有人干脆说他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有消极色彩：「我是一个悲观绝望的理想主义者。」

吴丽明在吃杨梅

现在，他虽然退居二线，但还想继续实践一些理念。在7月2号中午，天气40度，他开车去找两个老朋友，想说服他们一起参与研发一套音乐课程——带孩子走进真实的山水田野，聆听自然的声音，再用自己朴素的声音表达，用这种个性化方式学习音乐。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缙云教育改革试验的延续，只不过更具体。开车时，他讲起这几年的教改，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激动地在车里挥动，「那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时光」。

七年前，这场教改实验，也恰恰是由他组织的一场「祥林嫂」式的动员会开始。那时候他已经干了七年副局长，手握人事权，「如果为了升官，我不敢这么做，这一定会招来绝大部分人反对，但我不在乎失败」。

那时，他感觉到「再不做点什么就来不及了」。为了不留遗憾，他召集了一些熟悉的同事、校长、老师，一共三十几个人，在会议室开了一场动员会。他特地做了四张PPT，给在场人讲述他的教育理念——「三个不」。

时至今日，吴丽明仍然喜欢用数字归纳自己的理念，比如「三个不」「三个融合」之类。三个不，指的是不替代、不功利、不施舍。简单来说，就是上级不替代学校做决定，大人不替代孩子做决定，不以功利性的目标考核师生，从而激发孩子的兴趣和天赋，让他们个性化地自主生长。

吴丽明在会议室足足讲了一小时。然后，他在城乡结合部找了一所一百多人的城北小学，做一个实验区，号召愿意去的人当志愿者，每周二到学校里，去给孩子们开展有意思的课程。「要不要参与，跟我的职务没关系，只跟理念有关，如果大家有兴趣，就一起来做。」

一周后，有十几个人报名，每到周二，这些志愿者就进入到城北小学。「我们也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反正就基于『三个不』的原则，自己摸索，很曲折，但也很好玩。」

30岁的尹一青，是当时志愿者里的科技老师，他同时是另一所小学的副校长，做一些科技竞赛相关的教学。从小，他就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是一个点子非常多且童心未泯的人。当志愿者的时候，有一节课是要学习桥梁，他灵机一动，找来了几十根木条，让孩子们用拼搭的方式建起一座桥，要达到能站人的强度。教了最基础的原理后，让孩子们自己发挥。那一次，他亲眼见到了学生们的创造力。「我啥也没指导，最后学生们搭的最坚固的桥，跨度达一米，能站11个学生。」

就这样，各种课程陆续被开发出来，美术、篮球、音乐、武术、演奏……一个一百多人的城乡结合部小学里，几个月之内，竟然涌现了十几个学生社团。

但吴丽明没有料到，这次试点，会滑向另一个结果。

在实验开始后第一个元旦，城北小学校长邀请县教育局领导们一起去看一场汇报演出。演出在村里的大会堂，全校一百多个学生都上台表演了节目，科学小组表演火山喷发模型，美术组表演时装展，还有学生表演花式篮球和舞蹈。演出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台上很热闹，台下家长也很满意，为期一年的教育改革实验有了可视化成果，可以说「皆大欢喜」。

但吴丽明也注意到，一些孩子不愿意表演，但却被老师强迫上台。「好的状态一定是主动的，是孩子们想自己去玩的东西，是能够享受其中的。」不光如此，「现场很多节目，比如歌曲，都是为了满足成年人的表达，而不是孩子喜欢的。」

他很反感这种形式主义的「汇报演出」。结果，城北小学相关领导还专门感谢他：「吴局，你带那么多人、花那么多时间精力来帮助我，我一定要拿出成绩给你看，今年我们学校在县级的比赛一定要拿个二等奖以上。」

「我听了之后非常痛苦。」吴丽明那次爆发了，「我从来是不大会去批评人的，我都是鼓励，但是你再这么搞的话，我退出，你这个学校我不来管你了。」

这次实践，给吴丽明上了一课。「当初是我把她从更偏僻的学校调到这个学校，她说我那么听吴局的，竟然被这样子批评，她也很难接受。这个事件后，我反思自己还是过于控制了，如果对方不理解你要做的事情，就按照表面去做，这行不通。」

那之后，县教育局的干预开始减少，教改也进入了乡村学校校长们自己摸索的新阶段。

学生们在乡村的农田中

就地取材

能不能探索成功，吴丽明心里也打鼓。因为无论是从物质上，师资上，还是生源质量上，乡村学校的校长们面对的现实困难，远比市区里的学校要多得多。

尹一青是个皮肤黢黑的校长。缙云地处浙江南部山区，日照多，尹一青常常喜欢带学生们在户外玩，渐渐晒黑了。自从他在城北小学里突发灵感，上了一节木条搭桥的课之后，他就把这节课也引入了自己所在的凝碧小学。

他锯了两百根木条，每根大约一米长，全都摆在学校操场，操场上有一个乒乓球台，这些木条就放在球台底下，这样下雨也没关系。「这堆木条大概花了学校两百块钱，而且还不是一次性的，可以用很久，最开始我们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省钱，第二个要用身边的材料，这样才能让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参加。」

凝碧小学一共有一百多名学生，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这是绝大多数乡村小学的现状。最开始，是六年级的孩子们大课间会用这些木条搭桥，渐渐地，参加的孩子越来越多，最后连二年级也能看懂，也能去搭了。在孩子们的想象力下，没有两座桥绝对相同，「而且他们不会拿木条来打架，这是我很欣慰的一点。」

关于桥的课程，这还不是结束。凝碧小学所在的村里，水系发达，桥梁数量也很多。「我们那附近大概有十几座桥，那时候，我们一个班就分成两批，我带着孩子在村里去测量每座桥，最开始我连卷尺都不提供，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量，最后孩子们想出办法，用手拉手的方式丈量桥的长度。」

村里年头最长的桥是一座石拱桥，有几十年历史。学生们实地测量之后，发现这座桥竟然还是1960年代电影《凤凰之歌》的拍摄地，这段往事被用很小的字记录在桥边。「以前我们走过去从来都不会去看，现在，学生们经过那次之后，会去关注身边的桥了。」

图源电影《凤凰之歌》

这一系列课程，共同构成了名为「家乡的桥」的综合实践活动，也与教材上关于「造桥」的课程相呼应。以前学生们坐在教室里学习桥梁知识，现在是亲自去感受桥。

相似的故事也出现在缙云县的宫前小学。

吴丽明找到赵伟进的时候，赵伟进还是另一所学校的副校长。他在学校主管政教工作，已经做了十二年，被学生们起了个「阎魔王」的外号，学生们怕他，但并不仇恨他。「一句话总结我政教生涯的话，我的车没被划过，我的摩托车没被扎过。」由于缙云有着副校长干12年必须调动的规定，吴丽明问他愿不愿意去小微学校联盟，尝试做一下教育改革。与此同时，还像祥林嫂一样聊了自己的那套教育理念。

听了这番话，赵伟进睡不着了。他自己是学美术出身，「我原来在初中的时候，想做一件事情，比方说弄一个书法培训，校长如果不同意的话是搞不起来的，现在下去至少是当一把手了。」大的方向他已经想好，要探索新的乡村教育理念，从艺术的角度去教育孩子。

但具体怎么干，第一次当校长的他还没有头绪。直到他真正走进那所乡村学校。「别人可能会忽视，但我是学艺术的，我看到学校周围都是农村的建筑，光墙就有好几种，黄泥墙、砖墙，红砖、青砖、一块一块石头垒起来的石头墙……乡村建筑所有的材料这不都在了吗？」

他于是把乡村建筑做成课程，带着孩子去探索乡村。从建筑材质上几十年前的一块瓷砖，到几百年前的一块条石，再到明清时期老房子的历史，与学生们一起做了一个乡村建筑博物馆，然后，再让学生们去探索每个老房子里的人物故事、家族故事，这个过程用图文影音的方式留存下来。

「我跟村书记说好，如果做成了，要把学生绘制的建筑地图放到村口，就作为旅游引导图。」于是，宫前村有史以来第一份村庄地图就出现了，而且是由小学生们手工绘制的。

在这些教育探索的过程中，老师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

陈丽霞是凝碧小学的语文班主任。她之前是镇上小学的老师，也是因为在原学校待的时间超过了12年，因此需要流动，之所以选择去凝碧小学，纯粹是因为近。

「说实在话，之前我是有点瞧不上这种村小的，我原来镇上的学校有40多个班，光老师就有100多人，到了这里，总感觉这学校就十来个老师，百来个学生，规模完全不能比。」但在2021年到了凝碧小学之后，她却被凝碧小学丰富的内涵给震惊到了。

「都是我原来没见过的东西。」陈丽霞说。

这一年，已经是尹一青在学校开发各种课程的第四年。他开发课程主打一个省钱，比如，为了教孩子们学习「塔」的相关内容，他找来吴丽明送的两箱扑克牌，还花了200块钱买了8000个纸杯，发给学生们，就用扑克和纸杯搭建塔；还有教往返跑的体育课，尹一青想出结合下棋的方式，让学生们带着彩色脸盆当棋子，跑到终点下棋。他鼓励学生们自己开动脑筋解决问题，比如拿来一堆废旧材料，让学生们建造一辆能够载人、并能跑到终点的小车。于是，他真的看到班上的女生拿着锯子锯起了木条。学生们最后也给了他惊喜，「我们读师范时，学的是用气球或者橡皮筋给小车动力，但学生们想出来的点子，是用竹子的弹性形变来实现小车的运动」。

让陈丽霞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攀岩墙。这面长约十多米的攀岩墙，只花了200多块钱。买来一些攀岩用的岩点砖块后，校长尹一青跟办公室主任，两个人花了一下午时间把岩点都钉在了学校的一面空墙上，于是他们小学成了当地唯一拥有攀岩墙的学校。

陈丽霞班上的学生很热爱攀岩。学校每个年级会轮着使用攀岩墙，轮到他们班的时候，学生们会喊着让陈老师用手机计时。有位二年级的女生叫乐乐，平时成绩一般，反应比其他学生要慢一些。但在班级举办的攀岩比赛中，竟然夺得了第一名，拿到了「攀岩王」的奖状。

「她像一只小猴子一样，手脚交替的时候，没有一点迟钝，很顺滑地从头爬到了尾，只用了15秒钟，当时其他所有同学都给她鼓掌。」陈丽霞说。她还发现，由于获得了自信，乐乐在学习上也比之前更好了。

乐乐在攀岩，这一次她获得了「攀岩王」的称号

伴随着这些乡村学校各种项目化课程的尝试，在2017年到2022年这五年间，缙云的乡村小学组建起了小微学校联盟。每隔一段时间，联盟里的老师会进行一次聚会，互相交流改革与创新的心得，这也是后来「缙云模式」的由来。

赵伟进记得，小微学校一共聚会过五六次，每个片区轮着坐庄分享经验，「比如这个月到壶镇，下个月到盘溪，再下个月到新建……吴局在这件事情里，最大的一个作用，就在于影响了一批校长的理念」。

轮到赵伟进所在片区坐庄的那一次，他讲了关于「学校个性」的内容，那是他当校长的第二年，「乡村建筑博物馆」的课程项目已经开发出来，「我当时说，我好像上道儿了」。他说，「不同的学校，要能结合当地村子，发现不同的特色，我们最终要教会学生的，是发现美的眼光。」

当乡村学校们建立了这样的沟通机制，教育改革才真正意义上扩张到了全县。与此同时，它也呼应了双减政策对于减轻学生负担的要求。到了2022年7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5家县教育局，更是联合发布了「缙云共识」。共识中称，「乡村教育要勇于走自己的路，立足小班小校、自然乡土的教育生态，探索更适合乡村孩子的育人模式。乡村教育应该有，也可以有自己的样子。」

像这样，在全国范围内，以一个县的名字命名一项共识并不常见，那是缙云教育实验最高光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