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剧《生活大爆炸》里，Penny和Leonard在好友的葬礼上开玩笑，Penny说自己家宠物猪死的时候没办葬礼，倒是吃了顿烧烤。

来英国之前，我一直认为这种桥段是为了增加喜剧效果，直到在英国时一位波兰朋友告诉我，他希望自己生在愚人节，或死在愚人节，因为生死本身就是一个玩笑，如果他的生死能带有一丝幽默色彩，那就再好不过了。这时，西方人面对死亡似乎更加轻松，有些人甚至带有调侃的态度，才在我心里得到了一些验证。

我的生活里缺少“死亡经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参加或参与过葬礼，从某种角度理解，我很幸运。但也正因如此，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面对死亡，怎样看待死亡。我的父母都不爱和我提起已故亲人，也不爱讨论这个话题，甚至在提到别人的离世时，都会把“不在了”几个字压低了声音说出来。

后来，我在英国生活时遇到了前男友Luca的姥姥。她在2020年的夏天离世了（不是因为新冠），从得知她意外住院，病危再到离世的那几天，我和Luca都在伦敦，也没能见到她的最后一面。那段日子，我也没有真正参与到葬礼之中，但我的确感受到了Luca和他家人对待亲人死亡的态度和观念，与我和我的家庭有着些许不同。

初遇Nonna

Nonna就是我前男友Luca的姥姥。Nonna不是她的真名，Nonna就是意大利语中的“姥姥”或者“奶奶”。

Nonna好像是意大利家庭中的一个经典形象：她一般是一家之主，永远担心家里的小孩吃不饱，有点毒舌又有点搞笑，全家人都爱她，尊敬她。但是Luca的姥姥是我目前遇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Nonna。她个子不高，头发短短的，银白中掺杂着一些灰。她有点驼背，瘦瘦的脸显得下巴更尖，瘦瘦的手显得手指更细。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夏天。2020年全英封城的时候，英国罕见地迎来了一个晴朗的春天。每天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出门买菜的路上感受着柔和又清凉的微风，“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这句词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有趣，中国古人写景的诗词放在千年后的西方国家，竟然也这么贴切。这种好天气一路延续到夏天解封，我跟随当时还是我男朋友的Luca来到了他父母家。

我从厨房的后门进家，和Luca的父母打完招呼后，透过厨房和客厅之间的玻璃门看到了Nonna坐在客厅里的背影。

这扇门正冲着客厅的窗户，我从这望去，目光能一路穿过客厅里沙发和电视之间的空地，越过摆放照片的矮柜和柜子后面面朝窗户的棕色沙发，直接看到窗外的马路和绿地，还有偶尔出现的行人。Nonna就坐在面朝窗户的那张棕色沙发上，背对着我，织着什么物件。

Nonna年轻时以针织手艺为生。在Luca的妈妈还没出生的时候，姥爷就从意大利来到了英国打工，稳定下来后把Nonna也接了过来。当时的Nonna不会说英语，也没有工作，每次和姥爷参加聚会时，几乎什么也听不懂。后来，手巧的Nonna给邻居和丈夫工友的家人缝补衣服，因此在社区里传出了名声，便开始靠手艺挣钱。

Nonna有点耳背，平时Luca父母和她说话时都要趴在她耳边，或者大声喊出来，她才能听出个所以然，然后慢慢地点头。或许是性格使然，或许是早年外乡人的身份和语言障碍让她养成了鲜少交流的习惯，又或许只是因为年龄大了耳朵背了，Nonna总是显得慢半拍，从别人说话到她接收并且做出回应，总是有一段时差。有时候对于别人提出的问题，她也给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只是点点头或者摇摇头，别人也只能笑笑，再抱抱她的肩膀来表达对她的爱。

Luca的妈妈是意大利人，很符合欧洲人对意大利人的“刻板”印象：松弛，热情，做饭好吃，自来熟。Luca爸爸虽然是个英国人，但也非常外向。有时候妈妈在客厅忙活时突然放声高歌，爸爸就会加入合唱。响亮有底气的歌声传到楼上，Luca就跟我说：“It is my parents being silly.”

我不是一个外向的，爱说话的人，更别提在男友家里大声喊，哪怕是为了和Nonna交流。在这一方面，我和Nonna有点像。于是第一次见到她时，热情的Luca爸爸就成了我和Nonna的“传话筒”。

Nonna问我来英国多久了，Luca爸爸举起手指说，不到一年。Nonna惊呆了，说：“她的英语说得真好！”

Luca跟Nonna解释，我从小就学英语，不是来英国现学的。但是Nonna似乎没听见，一直对我的英语大加赞赏。

我一直隐约感觉，我和Nonna的节奏很一致。英语也不是我的母语，局限的词汇量和本身慢悠悠的性格让我在表达上更加缓慢，有时候是对交流者耐心的极大考验。午饭时候，在长长的饭桌上，Nonna坐在我的斜对面。她手握刀叉，驼着背，用缓慢的语速，不太精准的词汇和不完整的语法慢慢地跟我讲着，自己年轻时候如何从意大利来到英国，如何听不懂别人说话，又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存办法。

虽然经常提到“I was alone”，但她从未说她感到孤独。我一边听她说话一边慢慢点头，作为在这里无亲无故的异乡人，多少能感同身受。

“Pink is too cheeky for her.”

虽然已经解封，但老年人和基础病人依然是英国政府列出的重点保护人群，我也一直因此和Luca父母还有Nonna保持着社交距离，除了坐到一张桌子上吃饭，平时没什么交流的机会。

有天Luca来问我穿多大的鞋，说Nonna想给我们俩一人织一双袜子。我先是一惊，然后有点被Nonna的可爱打动，感到高兴。

我很少收到长辈送的礼物，更别提是对方亲手做的，还是一双袜子。我的姥姥姥爷在我很小，还不会主动思考和理解死亡的时候就相继离世了，逐渐长大的岁月里没有长辈相伴，也不太清楚怎么和他们相处。只和我见过寥寥几面的Nonna竟然主动提出要给我和她的外孙织袜子，我有一点受宠若惊。

我记得小时候姥姥给我和表亲的兄弟姐妹们做饭，在厨房忙前忙后的日子，也记得姥姥一听到我说“最爱吃姥姥擀的面片儿汤”，就合不拢嘴地去给我做面片儿汤。她仿佛一直都在为了亲人这几张嘴忙活，和Luca的妈妈很像。

但是一日三餐作为必需品，背后承载的爱总是容易被人忽视，不过Nonna的年龄已经很难给一家人做饭了。早年间语言不通让她很少和人交流，如今下降的听力又成了另一道门槛，针织似乎就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每个在Luca父母家生活的周末，大多时间我都看到Nonna坐在客厅里面对窗户的棕色沙发上织东西，偶尔抬头看一眼窗外。这么一想，她提出给我和Luca织袜子，也不难理解了。

Nonna织好的袜子是Luca带给我的，一双深蓝色毛线袜，给Luca织的袜子是鲜艳的亮粉色。

Nonna给我织的毛线袜（Jacq供图）

Luca说，这双粉色的袜子原本是给我织的，但是织到一半，Nonna改了主意，决定把粉色给Luca，再织一双蓝色的给我。

“为什么？”我问Luca。

“我也不知道老太太是怎么想的，她可能觉得粉色不适合你的性格。”Luca对Nonna的决定也有点惊讶，笑着跟我说，“Nonna的原话是‘Pink is too cheeky for her’，其实我也这么觉得。”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但我从未和Nonna说过。我们一共也没有说过几次话，我惊讶于Nonna跨越语言就可以了解我。Luca说Nonna有时候的话语和反应可爱的像小孩子，比如这次临时改变主意。可是谁规定大人就要对所有事情都坚持到底呢？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和Nonna亲自道谢了，只记得那年夏天我经常和Luca去他父母家过周末。Nonna大多数时间都在这里，偶尔回到自己家住，她的房子就在附近。一个Nonna不在家的周末，我和Luca父母聊到她织的袜子，Luca妈妈说Nonna很喜欢我，觉得我安静，愿意认真倾听别人。

我很高兴。这种高兴不完全是因为得到了长辈的认可，或者得到了男友家人的认可，更多源于Nonna对我如此深刻而准确的理解。我一直清楚自己的价值，但是当你最珍视的，最引以为傲的品质被别人看见并认可时，你一定会深受感动。认同感不就是连结人心的纽带吗？

Nonna的离世

我很喜欢Nonna，只是没想到和她相处的日子会如此短暂。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和Luca计划去伦敦旅游。疫情放开后，伦敦政府为了刺激消费，带动大量餐厅开展了堂食折扣计划：周一到周三只要是堂食，非酒类饮品均可享受半价，每人10镑封顶。

我们兴致勃勃地做攻略，挑选酒店，制定旅游计划。到了酒店之后，我们还在楼下发现了一家传统的意大利杂货店。Luca和我介绍，在意大利，这种“能吃能喝还能买”的杂货店统称为alimentari，是意大利饮食文化的代表：alimentari通常是个人开的，店里卖面包、熟食、芝士、酒，还有各种包装食品。屋里通常有桌椅，客人也能坐下吃点简餐，喝点葡萄酒或者咖啡。

英国最不缺的就是各种档次的欧洲菜餐厅，但是我和Luca都是普通人家的后代，也都更偏爱开在社区角落，味道正宗，装潢和价格都更亲民的小店。作为半个意大利人，Luca对这家小店恋恋不舍，我们约定每天都来这里坐坐。

到伦敦的第一天下午，我们在Camdon附近逛街时，Luca接到了家人的电话：Nonna自己在家时摔倒了，现在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我问他要不要回家，他说还不清楚情况，有可能并不严重，他决定留在伦敦等家人同步消息。我能感受到Luca的担心，但他做出了选择，我就决定支持和尊重他，拍着他的背告诉他，只要他想回去，我们就可以立刻动身。

这个时候，楼下的意大利杂货铺显得更有意义了。我们每天的前往，和老板娘的聊天，都变成了对Nonna的一种祈祷——尽管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宗教信仰。

第二天早上，我们坐在杂货铺门口喝咖啡的时候，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们附近，车上下来了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年长的女人，都穿着黑色正装。Luca发现他们前往的是隔壁的一家意大利教堂——这家有人去世，应该是家里的姑姑或者阿姨。对方离开后，Luca也进入教堂，为Nonna做了祷告。

太多的巧合总让人心生不宁。

我们每天接收着Nonna的情况，中间有几天，Luca家人说Nonna的状态不错，还能开玩笑，我和Luca的心也放松下来，真正高兴地吃一顿饭。

再后来的一天傍晚，Luca和家人通完话后跟我说，Nonna的情况不乐观，其他家人都在准备从欧洲各地赶往英国，再看Nonna一眼。我提出和Luca回家，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回去。”

那天晚上，Luca告诉我他迟迟不肯回家的原因：他不愿，也不敢亲眼面对Nonna的死亡。

他说这次旅行之前，Nonna还在父母家住着，他出门之前和Nonna打了招呼，告诉她要和我去伦敦旅行，还拥抱了她。如果这次Nonna不能“挺过去”，他希望把和Nonna的最后一次见面定格在两个人都快快乐乐的那天，而不是让Nonna看着他的痛苦和眼泪离开。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我的姥姥去世那天。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一天中午，妈妈突然说姥姥心脏不舒服，让我待在家里，她去看看。我们就住在姥姥家对面的楼上，我趴在窗台上往外看，看到一辆救护车停在姥姥家的单元门口，一会儿姥姥就被担架抬出楼道，抬进救护车，后面跟着失声痛哭的表妹，几次试图抓住姥姥的手。

那天还没到晚上，姥姥就离开了。妈妈觉得我太小了，不让我参与葬礼，于是我只记得我在楼上远远看向姥姥的最后一眼，午后强烈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皱巴巴的手上和金色耳环上，还有大姨对全家人哽咽着说出的那句：“咱妈不在了。”

现在，Luca仿佛面临着我当时的处境，但我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安慰Luca，我只能静静地陪他坐着，认真地听他说话，就像Nonna对我的描述一样。

第二天傍晚，我们在一家印度餐厅吃饭时，Luca的爸爸打来电话：Nonna已经走了，能赶回来的家人都回来了，Nonna在见完他们之后就离开了。

那年英国的夏天很热，但是傍晚的风还是很柔和。我坐在Luca对面，握着他的手，和他一起静静地流下了眼泪。夕阳照在他的脸上和他顺着脸颊流下的泪珠上，他举起酒杯和我说：“To Nonna”。

那天晚上，我们又到了酒店门口的杂货铺喝红酒。我和他讲起我姥姥去世时我10岁，姥爷去世时我12岁。那时的我已经知道什么叫死亡，知道死亡是个悲伤的事情，却还不能完全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家人也不让我参与任何后续工作，比如葬礼、火化、办丧宴，甚至上坟。直到现在，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在世俗的流程上，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家人死亡这件事。我觉得自己很幼稚。

Luca告诉我，其实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死亡。有时候他觉得，面对生活中的很多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假装，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知所措。

“你说我没有回去见Nonna最后一面，到底是不是对的？”Luca问我。

“你已经陪她度过了一整个夏天，还有之前的日子，你都陪在她身边。”我说到。

伦敦酒店门口的那家意大利杂货铺，我和Luca喜欢坐在店外聊天。（Jacq供图）

我们最终还是按原计划回程。准备离开酒店的那天早晨，Luca给我讲了一个Nonna年轻时候的故事：Nonna刚到英国时没什么朋友，就经常参加丈夫和他工友们的聚会。工友们谈吐粗放，Nonna跟着他们学会了“bugger off”这个词，以为这就是离开的意思。但是她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粗鲁的短语，甚至有点骂人的意味。后来Nonna和社区里的女人们熟络起来，有一次聚会结束时脱口而出：“Let’s bugger off.”让同行的女伴们大吃一惊：如此安静温柔的意大利女人竟然突然开口说脏话了。

讲完故事，Luca掂起行李，走到房间门口，跟我说：“Let’s bugger off this place.”

Luca有他自己思念Nonna的方式。

欧洲人的死亡观

我再次来到Luca父母家时，Nonna的葬礼已经办完，但是从外地飞来的亲戚们还没有离开，晚上都在Nonna的房子里住。

我洗完手从厕所出来，一眼看到了客厅里Nonna爱坐的棕色沙发。只是过了半个月，这里就再也看不见Nonna织东西的影子，也看不见她望着窗外的样子了。我触景生情，悲伤后知后觉地涌现，忍不住大哭起来。

Luca安慰着我，他的妈妈也忍不住给了我一个拥抱，说你这样我也要哭了。因为疫情原因，我和Luca父母平时聊天都坚持着两米的社交距离，这个距离在今天被打破了。

Luca和我说，Nonna离开后的那几个晚上，一家人都是在Nonna的房子里过夜的。大家一边整理房子里的遗物，一边回忆Nonna的往事，一边举杯向Nonna致敬。Nonna的离开让原本散落在天南海北的一家人重聚，也让彼此的距离更近了。

离开伦敦那天，Luca从楼下的杂货店里买了一盒意大利小蛋糕带给家人，还和家人讲了我们在伦敦每天都会去的alimentari，店里的老板娘，还有隔壁的教堂，以及同样丧失了至亲的另一个意大利家庭。这一切巧合都显得像是冥冥之中有所安排。一家人听完，纷纷感叹命运的神奇，他们相信这是Nonna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在陪伴我和Luca。

“那几个晚上很美好。”Luca微笑着对我说。我虽然可以理解，但依然感受到了东西方死亡观念的差异——虽然我不知道我的父母会不会在亲人离世，整理遗物时回忆过去，但他们绝对不会把家人聚在一起筹备丧事的经历称作“美好”。

妈妈在回忆起姥姥时，通常都在感慨姥姥一生的不易，替姥姥没有为自己而活感到惋惜，或者因为她没能替姥姥多分担一些而自责。我知道，在妈妈的语言系统里，这就是她在表达自己对姥姥的爱和想念。

当然，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死亡都是一件以悲伤为基调的事，至少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如此。但是对于Nonna的离世，Luca一家表达出的积极态度确实大于亲人死亡带来的悲痛，后续活动的氛围也比较轻松。距离Nonna离世不到五天，Nonna的几个女儿在吃饭时已经可以比较轻松地谈论其他话题了。小镇上的人带着礼物来拜访，表情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严肃。他们回忆着自己和Nonna的相处，表达出惋惜，然后对话就转向了其他话题，那些关于活着的人的话题。

除此之外，我还惊讶于Luca毫不忌讳和别人讲述Nonna的离世。在我家，爸妈绝对不会和别人主动提起自己父母已经离世了，爸爸甚至从未在我面前表达过奶奶离世带给他的任何感受。但是在离开伦敦那天，Luca主动和老板娘讲起了Nonna的故事，还告诉她Nonna刚刚去世，今天是我们在伦敦的最后一天。老板娘请我们喝了咖啡，以此悼念同在英国扎根的另一位意大利女人，尽管她们未曾谋面。

……

2016年，BBC播出了纪录片《如何死亡：西蒙的抉择》。制作团队在2015年，跟踪拍摄了57岁的英国人西蒙，从确诊运动神经元疾病到死亡，人生最后几个月的生命历程——西蒙为生命最后一程失去尊严而痛苦，决定选择安乐死。妻子黛比反对西蒙的这个决定，与他发生了很多次冲突，西蒙母亲理解儿子的痛苦，却也难以接受他主动选择死亡的想法……

西蒙把安乐死的日期，选在了他的生日，“出生和死亡都有它的时刻，现在是我期望的死亡时刻”，西蒙说。这部纪录片在英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们激烈的讨论，在社交平台上能看到各种关于死亡问题的思考。

不过，从屏幕上看到的死亡，与现实世界迎面而来的死亡，还是不一样。虽然Luca一家和我家面对亲人死亡的心态有所不同，但是整体来看，我也不认为西方的死亡教育就比我们更深刻，更透彻。

英国新闻网站The Dispatch发过一篇名为“Death curious? Death fearful? Bereaved? Head to Birmingham’s most mortal festival”（中文译：”对死亡好奇？对死亡恐惧？失去亲人？前往伯明翰‘死亡浓度’最高的节日”）的文章，介绍伯明翰每年都会举办的，关于生死探讨的节日“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festival”。这篇文章指出，在英国社会中，生死依然是禁忌话题，肃穆依然是英国葬礼的传统氛围。其实真正留给英国人直面死亡，深入讨论死亡话题的公共场合也并不多。

此时，我写下这些文字，记录我与Nonna相处的短暂时光，怀念我们之间惺惺相惜的那一部分。这应该是我，一个阅历尚浅的年轻女孩，尝试着直面死亡问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