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得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24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

三位经济学家获奖，是因为他们“在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以及这些制度如何影响（国家）繁荣”这个问题上所提供的见解——他们研究了殖民者引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如何影响、乃至决定一个国家今天的贫富。

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总结：“法治薄弱、制度剥削民众的社会不会带来增长或改善。获奖者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中的原因。”

“减少国家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获奖者们展示了社会制度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的重要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如是说。

本次奖金总额为1100万瑞典克朗（748万人民币），将由三位获奖者均分。另外他们还会获得金质奖章。

获奖者感言：职业生涯到头了

14日，当达龙·阿西莫格鲁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的时候，他幽默而兴奋地说：“你梦想有一个好的职业生涯，但一切到头了，（因为）到顶了。这是个大惊喜和大荣誉。”

达龙·阿西莫格鲁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拥有美国和土耳其双重国籍。1989年，他在英国约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90年和1992年，他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1993年至今，达龙·阿西莫格鲁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指导过60多名博士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土耳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此次获奖后，他成为了第三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土耳其裔学者，也是首位获奖的土耳其裔经济学家。

达龙·阿西莫格鲁研究兴趣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与增长、人力资本理论、增长理论、创新、搜索理论、网络经济学和学习。其中就涉及了本次获奖的论题：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例如政治制度的差异、经济政策的不同以及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多样性。

值得一提的是，达龙·阿西莫格鲁是人工智能（AI）的“观望着”，他认为“对人工智能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理由尚不明确”，“人工智能只能完成5%的工作”。同时，他也是特朗普的坚决反对者。

西蒙·约翰逊1963年出生于英国，拥有牛津大学学士学位、曼彻斯特大学硕士学位，并于1989年获得麻省理工大学博士学位。

1996年，西蒙·约翰逊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并积极“入世”。2000-2001年，西蒙·约翰逊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市场信息咨询委员会成员。2007 -2008年，他亦曾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主任。

西蒙·约翰逊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研究专家，长期关注危机的预防和缓解，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

西蒙·约翰逊也非常热衷于参与社会传播，是经济学学术网站BaselineScenario.com的联合创始人，并担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共和》等媒体的撰稿人。

加上这两位教授获奖，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员名单增至十位（如果以校友来统计，这个数字是13位）。

此前的八位是：保罗·萨缪尔森（1970年，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弗朗哥·莫迪利亚尼（1985年，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罗伯特·索洛（1987年，增长理论）、彼得·戴蒙德（2010年，市场搜寻理论）、本特·霍姆斯特伦（2016年，契约理论）、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2019年，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乔希·安格里斯特（2021年，因果关系的分析）。

詹姆斯·A·罗宾逊同样出生在英国，是三位获奖者中最为年长的一位。他于1982年获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士，1986年在英国华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93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詹姆斯·A·罗宾逊自2015年起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目前还担任芝加哥大学皮尔逊全球冲突研究与解决研究所所长。他长期在美国的大学担任教职，包括哈佛大学（2004-201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9-2004年）、南加州大学（1995-1999年）。

詹姆斯·A·罗宾逊的研究兴趣聚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前殖民地国家，并身体力行，曾前往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海地、刚果（民）、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南非、津巴布韦等国进行实地考察并收集数据。

在此次获奖前，三位学者已经长期密切合作多年。

2023年，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西蒙·约翰逊合作出版了《力量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这本书探讨了重大技术变革的历史，以及背后的经济学，也讨论了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

十多年前的2012年，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A·罗宾逊合著了《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这本书后来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著作，探讨了不平等的根源，以及为何一些国家变得富裕和成功。此外二人还合作出版过《独裁与民主的经济起源》《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与自由的命运》两部著作。

理解他们的理论：制度与繁荣戚戚相关

三位经济学家对此次获奖问题的研究兴趣，在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从他们三人合作的论文中可见一斑，包括三人共同署名的《殖民地起源比较发展的实证研究》（2001），《非洲的成功故事》（2001），《欧洲的崛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革和经济增长》（2005）……

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2002年合作完成的代表作《贫富的逆转》。图片来源：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ember 2002

其中，他们三人于2002年共同完成的、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论文《贫富的逆转——论现代世界贫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代表着他们此次获奖的核心思想框架，也是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的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中的核心理论——

长期以来，地理被认为是影响国家财富的重要因素。例如，气候温和的地区被认为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发展。然而，三位经济学家则认为，地理因素并不是决定国家贫富的唯一原因。虽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确实对经济发展有影响，但它们并不能完全解释国家之间的巨大收入差异。

三位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而不良的制度则会导致经济停滞和贫困。

具体来说，“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如民主、法治和财产权保护）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而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如专制、腐败和资源掠夺）则会阻碍经济发展。

在此基础上，“贫富的逆转”这个概念，成为理解他们理论的关键。

财富的逆转，是指那些在全球殖民化前，相对富裕的地区，现在反而变得更加贫困。反而一些在殖民化前相对贫困的地区，现在反而变得更加富裕。他们三人的分析认为，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殖民者引入的制度差异造成的。

例如，墨西哥在阿兹特克帝国时期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地区，但经过殖民后的掠夺性制度，现在成为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相反，美国在殖民前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地区，但由于引入了包容性制度，现在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

三位经济学家通过研究殖民历史，展示了殖民者在不同地区引入的制度对现代世界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一些地区，殖民者建立了包容性制度，促进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而在另一些地区，殖民者建立了掠夺性制度，导致了长期的贫困。

为什么会如此？三位经济学家认为，是因为在原本最贫穷和人口稀少的地方，欧洲殖民者引入或保留了促进长期繁荣的制度。而在最富裕和人口密集的殖民地，因为足够富裕，制度反而却更加掠夺性，对当地人口的繁荣促进作用较小。

这种制度差异是现代世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呼吁，解决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在于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制度。这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还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合作。

实际上，三位获奖者的非美国背景，或者土耳其、英国背景，正映射了他们此次获奖的核心研究，毕竟英国曾经是最大的宗主国，而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曾割让出80%的领土分崩离析，被称为“西亚病夫”。

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所言：“他们的研究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国家之间经济繁荣差异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为减少全球收入不平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目前，最富裕的20%的国家，比最贫穷的20%的国家大约富裕30倍。此外，最富国与最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是长期的；尽管最穷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但它们并没有赶上最富裕的国家。为什么？今年的获奖者找到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解释了这种持久差距的一个原因——社会制度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