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MEN我们》编者按

在广场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亲历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么样子？在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它如何启迪、指引和改变人们的生活？5月16日，“WOMEN我们”发起了《我们都是广场上的遗孤——“广场之外”主题征文》活动。

半个多月来，我们收到了三篇大陆读者的投稿。他们都是80年代初生人，分别来自县城机关干部、高校知识分子和农村家庭，或通过学校组织亲历过游行，或间接感受高校政治清算的余波，或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努力向下一代传承着“广场精神”。

穿越或远或近的记忆碎片，他们发出了同一个声音：不要忘记。

(一) 我们是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后备军”

作者 XL

我在1981年出生于鲁北某县。我的父母都是党员，父亲在县政府机关任职。

绝大多数八零后都没有参与过“六四”事件，很多同龄人甚至没有任何回忆。 我很有幸地见证了和参与了那段历史，虽然大多只是从电视里看到的。

三十五年过去了，我贡献出自己关于“六四”的记忆碎片。这些记忆也许在下一代人眼里，会成为历史的见证。

八十年代

我对中国政治的最早印象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大约1985年，曾祖父指着墙上贴的报纸上的照片说：“这是胡耀邦”，我发不出三个音，最终发音是“胡邦邦”。另一件事是大约同一年，我指着《儿童画报》上面的党旗和一个对着党旗举着拳头的人，问父母：“什么是共产党？”父母很自豪地向我解释了半天，大意是：“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领导组织，我们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987年，我们家搬到了县政府某部大院。那一年，“胡邦邦”已经不太出现在报纸上了，天天露面的是戴眼镜的赵紫阳。

不过当时大家对这个背头形象的印象不太好，因为他上来之后，我们家经济困难起来，物价上涨，吃饭开始紧张。邻居们晚上在门前聊天，说“赵紫阳的儿子倒卖彩电”。实际上还有一句是“邓朴方倒卖导弹”，但我记不得这个“卖导弹”的传言是不是跟“卖彩电”的传言是同时期了。但很肯定的是，当时群众不喜欢赵。

静坐

1988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了。就在第二个学期，1989年，好像有领导人去世了。我看到电视里的黑框照片，正是“胡邦邦”。

几天之后，群众们开始议论，说大学生在天安门静坐。当时的我很震惊，因为我脑海中天安门的活动都是政府组织的，这次似乎不是政府组织的。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民主示威浪潮。图为1989年4月19日，数千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在胡耀邦的肖像前摆放鲜花和花圈。（图片来源：CATHERINE HENRIETTE/AFP via Getty Images）

现在回忆起来，邻居们指的是5月13日左右的绝食，因为之前新闻联播的报道都是官方口吻报道，例如“四二六社论”，并不会报道学生的动向。而我们当地群众如果知道学生绝食，那要么从官方新闻得知，要么是从北京亲友那里传回来消息，这需要三五天时间。

邻居们晚饭后闲谈议论中，似乎也是支持大学生的。

班主任老师在课堂上说，那些大学生哥哥姐姐都是好的。

游行

大约是五月份，老师突然要求我们第二天停课游行。我并不知道什么叫“游行”，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但我很兴奋，因为可以不用上课了。

第二天，我们围着县城游行，游行路线是经过县政府门前的十字路口的。我记得队伍的最前面还打着横幅，可是我在队伍中，既看不到，也看不懂横幅的内容。队伍在喊口号，我也听不懂内容，只是顺着声音重复喊一遍。

同学们似乎也没看懂内容，我们很兴奋，叽叽喳喳边走边笑，至少同学之间，谁也没意识到我们在干什么。

路过家门口的时候，我跟老师说了一声，就回家了。这样下午上课之前，还能玩三个小时。

不久之后，父亲很惊慌地告诉我，“我们县也有人游行了”。我说那就是我们。

绝食前后

一天晚上七点多， 抬头看了一眼电视机，李鹏在一个公共汽车上看望学生。印象中，这是新闻联播在“六四”期间，不多的几次直接播出天安门地区的场景，其他时间都是两个播音员念稿子。我看到李鹏微笑着，非常亲切地询问学生，公共汽车里都是吊瓶。 看到李鹏这么亲切慰问学生，我当时在想，看来都缓和了，场面一片祥和。

1989年5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与绝食抗议的学生进行对话。图为中央电视台1套《新闻联播》栏目的播出画面截图。（图片来源：Now新闻台）

这件事之后，邻居就开始议论“我们老了，无所谓了”这样的年度流行语（注：1989年5月19日，时任总书记赵紫阳看望广场绝食学生，对学生说，“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啊，要保重”）。

1989年5月19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图片来源：美联社）

清场

就在那几天，邻居们议论说黄河大桥上有人阻拦坦克通过。

邻居们传来更多的消息，说各地要道上，人民自发阻拦军队进京。

那个周末注定要不寻常，周五、周六，邻居们纷纷议论这两天要出大事。周六下午，我放学回家写完了作业，朦朦胧胧就睡着了。

星期天早晨我醒来，还在床上，父亲走过来告诉我，收音机里《美国之音》广播说，天安门清场了，坦克进城，开枪镇压了。

那个星期天，我心里充满着恐惧。

晚上，播音员穿上黑衣服，声音变了，低沉了好多。一晚上一直都是这两个播音员在说话，没有学生的镜头。

1989年6月4日晚间，《新闻联播》由杜宪与张宏民主持，播报了北京戒严等消息，杜宪（左）当天身着黑衣、语速缓慢，最后以“请大家记住这黑色的日子”作为新闻的结语。（图片来源：网络）

通缉

电视上出现了通缉令，播音员不停说某某脸上有麻子什么的。

六四镇压后，中国领导层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民运分子。通缉令包括民主派人士方励之夫妇、北京“高自联”21位学生领袖等。（图片来源：法新社）

前几天班主任还说大学生哥哥姐姐们都是好人，现在她笑着跟我们说，“你们是不是也想上去打反革命暴徒两个耳光？”

同学们齐声喊道：“想”。我没有出声，我很震惊，老师变脸这么快。

父亲说，县里开始追查前几天游行的事情。

赵紫阳下台

电视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赵紫阳了，说他犯了重大错误。邻居们也开始指责赵紫阳欺骗学生，说他前几天刚刚去看望学生，看望完了就下令镇压。

随后另外一个大背头上来了，名字很生疏。当时的我，似乎已经很习惯每两年换一个领导人了，这个背头估计也是干两年吧。

过了几天，邓小平在电视上露面。播报内容记不清了，看表情大约是庆祝胜利。

差不多一个月之后，电视上播了一个纪录片，里面出现了暴徒烧死解放军的照片。几个人在搬运一具烧焦的解放军尸体。这种画面，按美国标准都是少儿不宜，第一次看到这么恐惧的画面，我精神上受到刺激。我还记得播音员邢质斌厉声指责“螳臂当车”（注：“六四”之后，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一位示威者在长安街孤单阻挡坦克的画面，主持人喝问：“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 ”这位主持人应该是罗京，而非邢质斌）。

1989年6月5日，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前，一名身穿白衬衫的男子只身阻挡向东行进的解放军坦克队。“坦克人”照片成为六四镇压中最具象征性的一幕。（图片来源：Jeff Widener/AP）

新闻几乎每天都提赵紫阳的错误。而差不多过了半年，也许是十月，新闻联播突然说了一句“以后不再提赵紫阳的错误了”，随即戛然而止，赵紫阳这个名字果然在新闻联播里彻底消失了。这是中共最守信用的一次。

事后

随后的几年里，同学们都在议论那天发生的事情。有的同学说，美国的间谍卫星拍下了整个画面。 坦克压死了人，军队用了机关枪扫射，帐篷都被压碎了。

大家开始逐渐使用“六四”来指代这件事。“六四”这个提法中共是不用的，因为中共不承认六月四日发生了特殊事件。

大约六年级的时候，老师说，四班同学不能使用“六四”的叫法，而其他班，比如六一，六二，就可以。

1990年代后期，我参加了军训。我们进了某解放军王牌坦克军团营地，爬上了一辆59式坦克上。我突然想到这辆坦克是不是就是当年堵在黄河大桥上的？是不是就是电视里那个提着塑料袋的人“螳臂当车”挡住的那辆？ 我不知趣地问了旁边的教官：“请问这辆坦克进过北京吗？” 那个军人不耐烦地回答：“不知道”。

2000年代，我来到了美国。第一次从维基百科和海外网站看到了血腥的图片，我震惊了。后来几次回国，我爸提议去参观天安门，我都没有去。说实话，我不想去那里，连木樨地地铁站我都绕着走。

木樨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和海淀区复兴路衔接处，是由北京西部外围地区进入中心城区的要道。木樨地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死伤最为严重的地区。图为六四镇压当日的木樨地旧照。（图片来源：网络）

十几年前父亲退休了，从组织部调出档案，我看到里面有句话说：“xx同志在1989年‘反革命暴乱’中立场坚定”。当时的宣传口气已经是“政治风波”的情况下，内部仍然使用“暴乱”。

现在我逐渐意识到，由于年龄和入学原因，我们很可能是最小的一批直接参加过“六四”运动的一代，我们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后备军”。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亡灵。

(二) “六四”余波：清算下的高知家庭

作者 南冥乌鹭

我经历的“六四”，是我父亲在运动后被清算的余波。

1989年时，我刚刚记事儿，住在XX大学老校区的校园里。我父母都是在这所大学本科毕业后，直接留校工作的青年教师，学问是侪辈中的佼佼者。那时他们都很年轻，甚至比带的本科生年纪还小。他们携着年幼的我，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游行。（“六四”波及全国，游行活动不限于首都。）父母对我那时的反应津津乐道，说我“看大哥哥大姐姐们喊口号就很激动，刚学会说话也跟着喊”。不知我算不算年龄最小的参与者？

1989年5月20日，北京学生和市民围堵戒严部队。图为游行群众携幼儿与戒严军人交流的旧照。（图片来源：网络）

那段时间，我家天天都是烟雾缭绕的。一些我父亲的朋友，叔叔伯伯阿姨们，在我家围坐，谈论时局变化。因为大家都是历史、文学、哲学等学科的教师，能从历史规律中找到些什么。年幼的我只记得，满屋子二手烟的气味，一声声的都是唉声叹气。

为了平息事态，政府曾公开承诺包括“政治民主化”在内的许多条款，事后都一一毁约了。很多年后，在我懂事之后，家父和我谈起这段岁月。我问：“那时候您和叔叔伯伯们都聊什么呢？”他回答：“当时的情境，其实（我们）是知道完全无望的，也知道没有抵押的承诺都是扯淡。但参与这件事的学生太多了，事后肯定得追究。必须要保护学生，要不有的学生在学校就留不下来了。”

我父亲就是为了保护学生，付出了包括陪伴我长大在内的巨大代价。“当老师是一门良心活儿”，这句话我听他说过无数遍。然而，他和他的朋友们为学生们具体做了什么，我说不上来，也没机会再问了。

清算的“代理人”模式

XX大学曾经学养深厚，出过无数大师。也曾试着在1949年随中华民国合法政府迁往台湾，但遗憾未能成行。因此，该校的立场就让当局很不放心了。49年后，XX大学被多次拆分，分解为多个学校，迁往全国各地。

借着1989年的运动，政府与该校之间的矛盾爆发了出来。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情绪有多激烈，运动后的清算就来得有多猛烈。父亲这样向我总结这段历史：“共产党是善于‘秋后算账’的。那时候就想着先糊弄过去，事后慢慢收拾你。整人是真狠啊，知识分子都被整怕了，到现在都不敢说话。”

198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第11号，刊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等。

“六四”之后，XX大学秋后算账的方式较原先高明了许多，从反右、文革那种“运动”式的，转为“代理人”模式。也许是前者的名声太差、执行成本太高，而后者更加隐蔽，便于为本就极少数的发声者量身定制打击方案。当时的学校领导会根据运动中的“表现”，在知识分子中筛选出“立场坚定”的积极分子，作为“清算工具”，有针对性地折磨在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师生。

负责排课的系教研室主任，就是这样一个关键的位置。高校教师靠“教学+科研”两条腿走路。主任直接打瘸一条，不给你排课。作为助教或讲师，再怎么发论文，也铁定完不成“教学指标”，就不能评职称。我父亲就是这么被“整”的。

他的另外几位年轻同事，虽然有课可上，“科研”这条腿却被打折了。他们写的论文，原本足够让他们参评副教授，却被年龄和资历更老的副教授生生夺去。这种事在学术界本不鲜见，但几位当事人背着“六四”带来的政治包袱，因随时可能到来且不知深浅的“清算”惶惶不可终日。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的人，既没有胆量也没有底气去争夺正当的论文署名权。

高校领导的意图是打压那些和学生“沆瀣一气”的老师，让他们在学术界失去话语权。但他们绝不会留下“手谕”，落人话柄，而是让基层“积极分子”自行揣摩和体会。“悟性高”的人，自然就能步步高升。

更令我父亲那辈校友切齿痛恨的是，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借着东风扶摇直上，一路坐上校领导的位子。此前，大家都乐观地认为，重建国家秩序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各大校园涌现出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学习小组，反而马列主义眼看奄奄一息。在那时，极少数知识分子却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堪称“逆历史潮流而动”。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更要叹服其“眼光毒辣”。“八九”之后，大陆的大学难免官僚化，更难免在政治上被严密监管。这些人在其中起到了相当负面的作用，苏联式管理方式流毒无穷。

支持学生运动的读书人里，难道都是些看不透时局的庸碌之辈么？

飞蛾扑火，知其不可而为之；

蚂蚁搬山，晓其艰难亦敢行。

政治流毒：“过关”与恐惧

我母亲本就不赞成我父亲参与社会活动。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本就不和谐的夫妻关系更差了。那段时间，他俩是经常吵架的，甚至会当着我的面打起来。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我妈坚持要我爸给系领导送礼。

领导就爱瞧读书人作践自己，低头求饶还有戏。也的确有些老师，通过送礼和自我检讨，在清算运动中“过关”了。（中共历次运动中，“过关”二字最是金贵，不知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解脱。）但我父亲坚决拒绝了。这意味着，“讲师”职称与他无缘，XX大学他也留不下来。他必须另谋出路，面临和妻儿分居两地的局面。

对高校教师而言，那个时代的出路并不多：直接去其他高校谋职的话，他并无人脉根基，况且XX大学不会主动“放人”，档案不给批就无法调职。（渎职被开除是一回事，主动放你走可是另一回事，会破坏学校的体面。）改行教中小学倒是不难，很多“六四”被整的读书人都是这个出路。但他又酷爱学术研究，到了中小学就与学术圈绝缘了。那就只剩下去读博了——且趁着政治的影响力刚被削弱，博士研究生招生的领域还是净土。

当时政策是允许本科生学历直接去考博士的。另有一位我之前称呼“叔叔”，后来改口称呼“先生”的老师，也选择了这条路。他在运动中是中坚力量，为人坦荡。有人劝他事后尽快出国，他觉得自己做事从不亏心，无不可对人言。再说学中华文史专业的学者，离开中国之后能去哪儿？

先生连考三年不中。有好心人点拨他，说他的个人档案被标记过了，没学校敢要的。（在大陆，个人档案从小学开始记录，随工作调动。每一任老师和领导都会填写评语，尤其侧重“政治觉悟”。但本人无权查看。）先生愤而前往一位领域内泰斗门下自荐。这位教授起了爱才之心，愿凭着学术影响力为他担保。先生这才在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这等学林佳话，放在今日任何一所高校，也是天方夜谭了。

我问过我父亲，为何要如此赶尽杀绝？事儿都过去了，何必损害政府声誉和信用，与知识分子过不去，意义何在？我父亲用戏谑的口吻讲：“那不是杀鸡给猴儿看，让你害怕么。你害怕就不敢乱说了。下次再有啥事儿，你也就乖乖闭嘴往后躲了。”

运动后，政治清算带来的恐惧感，也是流毒之一。我父亲本科时最敬重的一位老先生，我称呼“师爷”的，在90年代初因病故去，留下了大量未发表的遗稿和书信。但他的儿女们已经是运动的惊弓之鸟，也都不从事文科行业，既不清楚里面有没有“埋雷”，自己还读不懂，又不放心交给别人审……索性一把火全烧了！老先生晚年的学术精华，尽付劫灰！我父亲每每谈及此事，难过得捶胸顿足！

缺席的父亲，正义的榜样

讲真，在我读本科之前，是不怎么在意那个遥远广场上究竟发生过什么的。我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在乎什么时候寒暑假？爸爸能回来陪我几天？

那时的博士是非常稀罕的。我父亲考中，让那群领导着实堵心了一回。他也出了一口恶气。在他博士毕业后，XX大学原单位的新任领导班子向他伸出过橄榄枝，他愣是没接。

父亲用了十六年，才从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小村子里走出来。他童年时跟着我爷爷要过饭，他的一个妹妹是饿死夭折的。他本科毕业就没选择回村发展，又用了四年才离开XX大学，又怎么可能想回去？哪怕一辈子都和妻儿两地分居，那也就如此吧。

我爸算是跳出火坑了，我妈和我的炼狱才刚刚开始。从他备考开始，我家就一直是我妈一个人买菜、做饭、洗衣服、接送我，另一边还要忙着上课和科研。中国是男权社会，家里没有男人，我妈在单位就各种受气。但她和我爸一样是要强的脾气，硬是凭着过硬的学术成果评上了教授——只是额外花费了很多年。如果我父亲在家的话，她本不必吃这么多苦的。

我更惨。我上的一直是该大学附属幼儿园和小学，同学之间都晓得对方爸妈是干嘛的。只要对方的爸爸不在家，孩子的恶意就是不加掩饰的。至于某些教师，在确定不会有孩子爸爸来学校闹事的情况下，也挺放飞自己的。

这些，都是“六四”给我的家庭带来的震荡。我小时候怪过他，责备他为何不陪我，为何不能陪我上学、放学、吃饭、出去玩。现在却觉得，我父亲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人生的第一要务是实现自我价值，不能成为任何人的附庸。这个榜样远远比陪伴重要。

所以我从没问过他，当时为啥不愿意向当权者低头解决问题，这和问“人饿急了为啥不去吃屎”一样。有些事儿就是不能干，为了啥都不能干。

孩子长大的过程，是需要父亲在身边的。我父亲缺席了。即使是我中考和高考前后，他也只是打个长途电话而已。但我身边不缺“父亲”的角色。有位我父亲的挚友，我称呼“伯伯”的，在文革时期曾以学生身份非常活跃。我父亲描述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六四”中，他却坚定地站在了正义的一边。

这位伯伯已然仙逝。就像我父亲待学生如子，伯伯在世时，也拿我当亲儿子看。我父亲远赴外地求学和工作时，每每是伯伯耳提面命，鞭策我读书上进，还经常把我喊到家吃饭聊天。只是那时，我还没在学术上入门，很多话都还没来得及问，或者说不知道具体是该怎么问。现在只能悔恨自己读书太少，太迟。

后记

文章千古事。如果不写成文章，在我百年后，我的子孙可能就说不清这段掌故了。

拙作的读者们，如果有机会接触到“六四”亲历者，请珍稀每一次提问的机会。莫要觉得来日方长，每一位历史当事人离世，都是一段历史的湮灭。到那时候，可就只会剩下“正确的集体记忆”了啊。

(三) 翻墙向女儿讲述“八九”：我们永不忘记

作者 glacier

我生于1983年，“六四”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但是，关于六四的记忆却相对较早。

我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的一个村庄，老家的房子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建造的。正房是三间瓦房。为了节约成本，房内没有砖墙分割，正厅和主卧之间的隔墙，是以竹子为骨架，麻秆为主材编织而成的。在正厅一侧以报纸覆盖，再贴上一些年画作为装饰，年画的内容通常是一些电视剧的剧照和剧情梗概。

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开始阅读那些报纸。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人民日报》，报纸内容有两大主题：“六四”事件和海湾战争。当然，关于“六四”事件的报道，多数是关于所谓“共和国卫士英勇事迹”的谎言，还有一些抗议欧美干涉和总结经验教训的文章。虽然带有一些疑惑，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无力分辨其中的是非，大体是接受了报纸上的说法。这些谎言就是我关于六四事件的最早记忆。

1989年7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刘国庚等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共和国卫士”前后共有5批，37人。随着六四成为敏感词，有关“共和国卫士”的相关宣传逐渐淡化。（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初中阶段，偶尔也听同学提到过，当年坦克开上了北京街头，民众血流成河。当时第一反应是无法相信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等到我上了大学，有一次在同学的电脑上第一次看到了柴玲的访谈，当时的我依然半信半疑。直到2008年前后，我接触到了海外法轮功组织制作的无界浏览软件，登上了Twitter和“天安门母亲”网站，在博客上也看到了李剑芒纪念遇难同学郝致京的文章，才对这一事件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

“天安门母亲”运动是由六四事件遇害者家属组成的维权团体及其相关活动，主要发起者为六四事件遇害者蒋捷连之母、中国人民大学前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约始于2000年初。（图片来源：“天安门母亲”网站首页截图）

这一时期也是我在思想上全面觉醒的阶段。此前虽然也有因为腐败太过严重而拒绝入党的经历，但是，由于多年的历史、政治方面的毒化教育，对这个国家和政党的罪恶缺乏足够的认识。此时网络信息审查还有很多漏洞，从墙内的个人博客和墙外的众多网站得到的信息刷新了我的三观。

在这一阶段，我做了几件事情：一、通过互联网联系到阳光公益组织，与他们一起探访了北京南站附近的访民，近距离观察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二、注册了一个境外邮箱，成为“零八宪章”的第十八批签名者之一；三、通过个人博客转发了一些关于刘晓波的信息，最终导致博客被封；四、向身边的同事传播自由民主的理念，回应寥寥。

《零八宪章》是由宪政学者张祖桦负责起草、刘晓波等人修改并由303位各界人士于2008年12月9日首批签署的一份宣言，呼吁中国当局改革政治体制，践行民主、共和、宪政等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零八宪章》发表后，刘晓波、刘贤斌等部分起草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落狱。2017年，刘晓波在服刑中罹获肝癌医治无效离世。截止2018年，根据“零八宪章”签名整理小组的统计，共计有一万五千多人签署了_《零八宪章》_。（图片来源：“零八宪章”网站截图）

后来，博客逐渐衰落，“大V”各奔前程，GFW（中国网络防火墙）日渐强大到我已无力翻越，经济的发展让人产生了明天会更好的幻觉。我也离开了北京，定居在南方小城，每天为柴米油盐奔波。但是，每到这一天，我依然会转发这么一张照片“为了自由，向法西斯蒂冲锋！”

2020年以来，逼仄的政治环境、崩溃的经济让我又一次有了翻越GFW的想法。得益于微博上一位博主推荐的代理服务器，我重新连接上了墙外的世界。

我对着YouTube的纪录片和“天安门母亲”网站上的图片，向我的女儿讲述了这一切。在观看捷克民主化进程的视频时，我由“七七宪章”联想到“零八宪章”，由哈维尔联想到刘晓波，由天鹅绒革命联想到“六四”，忍不住悲从中来，怆然涕下。

“白纸运动”被捕者、活动家夏巢川在日内瓦民主人权峰会的发言中说，“他们希望我们忘记。他们希望我们对发生在自己土地上的事情视而不见。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我们的声音不会被压制。我们的存在永远不会被审查。”

2024年5月，青年活动家夏巢川于“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上公开讲述自己在“白纸运动”中被拘捕的经历。（图片来源：夏巢川推特账号@karasu_ga_warau）

是的，我们会将他们的罪恶一代代地传下去，我们永不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