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个视频火了。一名男生做了很多人当年在想象中做过的事情，他在学校公开典礼上抢过话筒，大喊“有钱修安娜草堂，没钱修学生宿舍”，严厉斥责学校不将钱花在学生身上，而是满足校领导的私欲。

这是云南文山富宁第一中学文体艺术节，该学生立刻被几名工作人员强行拽了下去。

在校方回应当中，耗费了48万的安娜草堂，是一个阅读室。但它空荡荡的，里面根本没有几本书，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面子工程。

还有很多人质疑那个学生的动机，说他是艺术节海选落选，为了泄愤才这样做的。

但我想说的是，“动机论”永远都是对异见者进行打压的最好方式，只要说他们动机有问题，就可以加以道德污名化，让其反抗行为失去公众的支持。

即便这名学生的确是因为落选才那样做，他依然是一名值得敬佩和尊重的孤勇者——因为他指出了问题。

校方对自己的财务状况进行了辩解，说宿舍修缮和安娜草堂是两本账，但事实就是，该学校宿舍10人一间，条件很差。

在国际战俘公约当中，宿舍都是不超过8人的，否则就是不人道。这种宿舍在二十年前属于正常，现在就说不过去了。

在宣传中，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赶英超美，但现实中，却总是告诉学生国家还没钱，还需要“苦一苦”，所以这套解释可以休矣！

这个视频看得我热泪盈眶。因为我曾经也想过那么做，但最终没有勇气。

我们必须相信理想主义的火焰，在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极少数的人，他们做事不为功利、只为正义。无论现实的泥潭有多么龌龊，我们都需要抬头看见这样的星光——因为，它才是我们之所以存在的意义。

在我高中的时候，本来一切还算正常，但学校后来开始逐渐走向变态式管理，效仿一些扭曲人性却升学率很高的学校。其中的措施之一，就是禁止学生放学后在操场上打球、踢球。

当学校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感到头顶的天都塌了。

因为我很爱运动，高中时候，每天上完七八节课，去打打球、踢踢球，是我唯一的快乐时光。但学校的一纸禁令，剥夺了我们所有人唯一的自由。

除了禁止打球，还提前了晚自习的时间，将晚自习从2小时延长到2个半小时。

会场上一片静默，底下有一些学生窃窃私语、暗中咒骂。校领导还讽刺道：“你们整天踢球，能踢进国家队吗？”他建议我们把那些时间用来在操场上背书，还举例说某中学凌晨4点就已经有很多人在操场上背书，下午放学后全体学生都在操场背书。

那一刻，是我对体制绝望的开始。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已经扭曲了，但所有人都是麻木不仁的。官僚机构已经开始直接剥夺我们最后的天性，将我们彻底工具化。

当时我就有一种强大的冲动：我要冲上演讲台，从校长手里夺过话筒，反对这个决定，告诉大家，我们拥有运动的自由。

但我最终还是没敢这么做。我得庆幸当年遏制了冲动，没有失去学籍、被处分到悲惨的境地。但我也很悲哀——体制的驯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造成我内心世界和外部的分裂。

高中我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抑郁，几乎也是从那段时间开始的。

老师们越来越像疯了一样，只谈论分数、只加强考核。但他们作为体制的维护者，看似高尚，其实自己又在私下里蝇营狗苟。

他们不仅收取富裕家长的高额贿赂，还在周末和假期给学生疯狂地补课敛财。我估算他们每年可以通过这些灰色收入赚到十几二十万元，那可是2000年初。

我也从那时候看清了体制的本质：体制不过是一群令人作呕的恶人，编造出来控制“韭菜”们的谎言与恐惧。他们自己龌龊不堪，却说着最漂亮的话，还不断用体制的机器，去压榨下面的人。

我们不过是他们升官发财的资源罢了，又不会反抗，他们当然会肆意压榨。

同时，我也看清了体制的帮凶是如何诞生的。

我周围的同学里面，跟我一样能意识到这一切有问题、需要质疑的，是极少数。其他人有一半是麻木的，随便学校怎么规定他们都无所谓，另有一些则更恶心，他们高中时候就崇拜权威，认为学校的一切决定都是英明的，认为我们这些人是“刺头”，甚至还攻击我们或者举报我们。

还有很多极度的利己主义者，除了学习之外没有丝毫的人性，每天的生活就是趴在那里学习，对于一切事情都不关心。

幸亏我算幸运，老天爷赏饭吃给了个还算聪明的脑袋。我一边疯狂地阅读韩寒，一边自己也写一些批评教育体制的文章，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同时学习成绩也还挺好，人生道路并没有因叛逆而遭到体制的惩罚。

最后，我在体制内允许的夹缝中，进入了重点大学，然后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但我依然是孤独的，因为四周的绝大多数，始终都是庸众和精致的利己者。只有极少数人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多数人已经被训练成了体制下的行尸走肉。

在我的一篇小说中，我写过一个情节，就是冲上讲台夺下话筒，说出所有的真话。

那也算是我对自己青春的一种“意淫”。

没想到，在这个视频当中，那位少年居然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他真的很酷，即便在被揪下去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着反抗的姿势和声音。

在我留学的时候，一位英国导师在课间说，我们休息休息吧，听会音乐，问我们想听什么。

我说，想听听你们少年时期的流行乐。

这位导师不假思索地放了《迷墙》给大家听。所有人都耳熟能详，但我却诧异了。我问道：“这难道不是很小众的摇滚吗？因为它的主题是反抗学校的体制，难道这是你们的流行歌曲？”

老师诧异地回答：“这就是我们少年时最流行的歌曲啊，它并不奇怪。”

我顿时感受到了那种巨大的差别——原来，《迷墙》这种在我们眼中的“禁歌”、“地下歌曲”，是他们小时候最流行的音乐。

在这首歌的MV中，学生成为流水线上的产品，填鸭式教育变成了工厂，面目都一样的孩子们在教师的指挥下，步伐整齐地迈向机器，成为统一规格的肉肠。

他们不是人，只不过是一群行走的锤头——工具。

但这些学生们并没有屈从和麻木，他们觉醒了。于是，孩子们一起起来反抗，他们推翻了课桌、烧毁教室、砸碎学校禁锢他们的墙壁，彻底掀起了一场反抗学校的革命。

原来，反抗精神的前提是允许这样的歌曲存在。我也终于在已经成年、三十多岁之后，才真正理解了西方人的精神内核。他们从小接触的东西，跟我们是完全相反的。

体制无处不在，但他们的区别在于，拥有更丰富的可能性。

但是在严酷的东亚传统文化之下，再叠加中国的社会原因，教育体制只会变得越来越窒息、绝望，根本看不到更开放自由的可能。

收紧的绳索，只会更紧。

问题是，他们“杀人还要诛心”，不仅进行体制的压迫，还有物质的剥夺。“安娜草堂”当中的学生，反抗甚至不是为了自由，而只是为了给学生更好的物质条件。尽管如此，他还是要被捂嘴。

这是多么的卑微！

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相信火焰与星光的存在。至少我相信这篇文章的读者们，绝大多数都是相信的，对吗？

永远不要诋毁那些抗争的人，因为他们争取到的光，也会照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