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碎玻璃后的美中国旗图示

在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和其共和党竞选对手、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进行历史性总统大选辩论之际，辩论会否以及如何触及美国对华政策与美中关系成为关注焦点。

美国外交界两位重量级专家最近在一本新书中表示，华盛顿在2010年代未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做出充分的回应，可能是自1945年以来美国最严重的政策失误。作者认为，美国在2011年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后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因为美国并未真正的转向亚太，而这样做至关重要。

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大使(Robert D. Blackwill)和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刚刚出版的“失去的十年：美国重返亚洲与中国实力的崛起”(英文名：Lost Decade: The US Pivot to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以下简称“失去的十年”)一书中表示，从2011年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洲”，到2021年左右拜登政府开始部分地将重心转向亚洲的这个十年是失去的十年。

这两位作者认为，华盛顿在2010年代未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做出充分的回应，这可能是自1945年以来美国最严重的政策失误。在此期间，中国的实力和自信大幅扩张，美国国内分歧加深，世界对美国的意图、持久力和能力的怀疑日益加深，如今美国在亚太所处的位置比宣布‘转向亚太’时更弱。

在这本书出版之际，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长文，呼吁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上完全脱钩，加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对手的强硬态度，以维持世界和平，其中包括把美国所有的海军陆战队派驻到亚洲。

不过，奥布莱恩23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的电视节目采访时从这一立场上有所后撤。他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只派出“战斗部队”，而不是“整个海军陆战队”。

“重返亚洲”为何成败笔？

2011年10月 ，正值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恐怖袭击事件“9.11”发生十周年之际。美国各界充满了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厌倦感。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宣布：“随着伊拉克战争接近尾声，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美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在过去10年里，我们为这两个战区分配了大量资源。未来10年，我们需要明智地、有计划地投入时间和精力，从而处于最佳位置，以保持我们的领导地位，确保我们的利益，推进我们的价值观。因此，美国未来十年最重要的国策任务之一就是锁定在亚太地区大幅增加投资 — 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资。”

这就是美国的“亚洲战略转向”政策(Pivot to Asia)，又被称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或者是大家更熟悉的“重返亚太”。

《失去的十年》作者认为，这个战略失败了。作者之一布莱克威尔用一句话概括了它失败的原因：“任务太艰巨，要足够快地完成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难了。”

书中提到，在宣布“重返亚太”政策的前一天，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在进入伊拉克7年之后撤军。但是撤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以至于不得不又重新进入。到2011年底，美国在阿富汗驻军人数增加了近3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地的军事开支也增至巅峰数字。美国似乎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大量的物力财力人力被消耗，却毫无回报。与此同时，太平洋地区的巨大活力尚未得到充分开发，中国正在不断发展。

书中总结了“重返亚太”战略失败的几大原因：第一，美国长期低估了中国带来的挑战；第二，其他地区冲突不断，分散了美国的精力：旧的冲突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叙利亚、伊斯兰国等问题，新的冲突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再度爆发的中东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第三，美国历届政府对“重返亚洲”的具体目标、财政开支、政策细节一直存在分歧；第四，此议题在美国国内关注度过低，导致没有一任总统给与足够重视；第五，亚太地区没有发生类似珍珠港偷袭或者“911”那样的爆炸性事件引起足够关注。

“失去的十年”这样总结道：无论如何，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中美之间都不存在任何可以达成的“大交易”。美国和中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政治文化、价值观、国家利益、长期外交政策目标以及对国内和国际秩序的看法。鉴于两国政府目前都在争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双方都需要高质量的外交，以避免灾难。

美国需要重新转向亚太

书作者强调了亚洲的重要性：亚洲拥有世界60%的人口，有前五大经济体中的三个，占全球40%的GDP，全球总出口量的41%和进口量的37%，有全球一半的现役军人，前十大军事力量中的六个，九个拥核国家中的五个，以及世界前十大碳排放量国家中的六个。

他们认为，考虑到亚洲在经济和外交上的关键重要性，以及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持续威胁，即使经历了失去的十年，“重返亚太”战略仍是美国正确的战略取向，也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将美国的注意力、时间和资源大幅转向（亚洲）将增加美国在本世代决定性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他们写道。

本书作者之一，84岁的罗伯特·布莱克威尔是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亨利·基辛格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担任过小布什总统负责战略规划的副国家安全顾问，2001-2003年出任驻印度大使，曾在哈佛大学执教多年。理查德·方丹是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首席执行官，国防部国防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旨在促进日本、西欧与北美之间更密切合作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三边委员会的执行主任。他曾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过职，也担任过美国已故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外交政策顾问。

美国之音就此书采访了理查德·方丹。

问：你们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

答：我和我的合著者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大使最初在外交关系协会的一个项目中开始研究转向亚洲的问题。这个问题引发了有关美国如何以及应该如何确定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的一系列非常有趣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欧洲和中东都有重大危机，但它却将亚洲视为其优先地区，把中国视为其头号的长期挑战。因此，这个问题依然是，你如何平衡这些事情？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如此多的事情时，你如何将我们的外交政策重点集中在一个地区？这促使我们回顾重返亚洲这一概念的演变，并试图从这个经历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以指导美国如何向亚洲转向。

问：美国政界在对华政策的态度上，从提出“转向亚太”到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

答：它变化很大。当时，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府，实行的政策都是“接触但有防范”。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前提是，通过贸易、信息流动以及外交接触，将中国拉入或至少欢迎中国加入国际机构和组织，那么你会看到中国自身的转变：要么是国内自由化，也许甚至是民主化；或者至少中国会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更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它会接受现有的规则、制度和秩序，而不是要颠覆它们等等。这就是当时的想法。但一直有“防范”，因为没有人能确定这是否会奏效。所以一直存在防范，本质上通过增加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加强美国的联盟、贸易政策等来加以平衡。但如果快进到现在,几乎没有人还相信接触会导致中国的转变。中国在过去几年里实际上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中国不是变得更自由、更民主，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不自由了。中国的国际行为，至少可以说变得更具进攻性，而不是更少。所以现在我认为，人们的共识是，接触政策没有奏效，美国和中国处于一种根本性的竞争关系中，这种关系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问：回顾历史，美国的亚太政策哪里做得不对？哪些错误本不该犯？

答：正如我们在书中试图论证的那样，即使美国按照计划转向亚洲，坦率地说，我们也希望如此，我们仍然会面临来自中国的重大挑战。这不是什么能让我们摆脱挑战的灵丹妙药，但美国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来应对挑战。

例如，美国试图增加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资源，发现这非常具有挑战性，但如果它这样做了，它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来阻止与中国的战争。现在你看到，美国在这方面正在迅速迎头赶上。当然，在那段时间里，你看到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巨大增长。美国试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但最终未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果我们能做到了这一点，它将带来经济利益，包括亚洲一些主要国家摆脱对与中国贸易的依赖，实现多元化。所以再说一遍，这些都无法消除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但现在你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努力弥补失去的十年所失去的时间，并在外交和军事上采取类似行动，但在经济上还没有真正采取行动，以便使自己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处于更好的位置。

问：有些中国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不能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发展？为什么一个经济、军事上强大的中国就一定要成为美国的对手？

答：首先要注意的是，我们所看到的挑战并非来自中国人民。我认为，美国其实非常欣赏和热爱中国人民。事实上，我们为什么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因为我们关心中国人民的人权。当谈到中国是否希望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时，我们最终感到关切的还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和能力。

看看习近平和普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发表的声明。他们在联合宣言中阐述了他们所希望的世界秩序的方式。它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决定民主的含义。因此，民主并不一定意味着你可以选举你的领导人。它意味着，中国式民主、俄罗斯式民主、伊朗式民主、美国式民主，它们都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变体。但中国已朝着这一目标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中国宣称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中国曾经承诺不会在那里建立军事化岛屿，可是他们食言了。

中国领导人继续谈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统一台湾，他们不会排除使用武力统一台湾，即使台湾人民不想与中国统一。那将改变领土秩序。中国的经济行为，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补贴还是其他东西，肯定是对现行经济秩序的改变。所以把所有这些事情放在一起，这就是与美国所追求的世界秩序不同的愿景。

问：很多学者有这么一个看法：当初美国天真的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政治也会跟着走向民主化。但是我们都知道，事与愿违。美国政界现在算是“醒来”了吗？

答：是的，美国已经觉醒了。正如你所说，有时我们的中国朋友会说，你认为你们通过更直接地将中国拉入世界并与中国进行贸易和接触，我们就会变得民主。好吧，谁告诉你的？！当然，部分原因是我们看到东欧、台湾、韩国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情况，即随着它们的经济更加繁荣、更加融入世界，它们也变得民主了。但这显然并不意味着中国也会如此，而且中国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想，是的，大概五、六、七年或四年前，取决于你谈论的是谁，我认为人们认识到我们必须认清现实，那就是中国的未来最终是由中国人自己决定的。

因此，我们不应该制定旨在使中国转型的政策，而是我们对中国制定的某些政策只是对这些政策作出反应，而中国所做的选择是对美国想要生活的世界的直接挑战。因此，你们面临一个无限期的竞争时期，我们必须参与的就是这种竞争，而不是希望中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有所改变。

所以我们不应该制定要改变中国的政策，我们只是要制定应对政策。中国所做的选择是对美国想要生活的世界的直接挑战，所以两国有一个无限期的竞争。我们必须参与这个竞争，而不是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中国会改变。

问：你的书中也提到，美国历届总统和政府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和政策，这往往导致某些政策很难贯彻到底，比如“重返亚太”。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是不是经常如很多人所言，导致效率低下？

答：一人专制确实效率高，但是，如果你的领导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怎么办？在美国，我们的决策者最终要对法律、国会和美国人民负责。美国人民可以每四年改变他们的政府，如果他们认为应该这样的话。在中国，这些都不可能。所以如果你的领导人做出了一个你认为是好的决定也就罢了。如果他做出了一个你认为是糟糕的决定，那么你就倒霉了，你没有反对这个决定或这位领导人的自由。如果这位领导人做得不好，你也没有机会更换他。

民主有它的缺点。它可能在政治上出现两极分化。它可能很慢，它可能很难。当然，更难的是，如果你有一个独裁者，他做决定，然后每个人都必须服从。民主不是这样运作的。但是民主的优点远大于缺点：基本权利和自由；纠错机制；如果决策者走错了路，可以更换他们；允许自由社会中的人们追求他们认为美好生活的不同想法，但能够做到这一切，而不需要政府告诉他们必须如何做。

从整体上看，民主是否比高效的中国专制制度更好？人们用他们的脚投票。有很多人从中国来到美国，包括当他们不能合法入境时从南边境非法入境，因为他们想在美国生活。我没有看到任何美国人越过蒙古边境进入中国，因为他们渴望在那里生活。所以我认为人们总体上知道什么对人类繁荣更有利，毕竟这也是这整个项目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