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性”这件事,是可以摆脱的吗？
一年前，我来到新西兰打工旅行。我不再坐在办公室电脑前，而是在不同的餐馆和酒吧当服务员或是调酒师。
做这份工，打碎杯子是常有的事。从一开始的紧张和羞愧，到后来泰然处之。我发现自己打碎的不止是杯子，还有那些被东亚社会所塑造、让人谨小慎微的道德枷锁。
与此同时，在和当地华人相处的过程中，我逐渐感知到了他们对身份、房产的在意与追逐，以及我们所共享的那一部分“东亚性”——操劳、不轻松、在意赢又害怕输等等。而这些，显然没有杯子那样容易被打碎。
东亚可以逃离，但“东亚性”可以被摆脱吗？抑或“摆脱”是必须的吗？我带着问题来到这里，以下是我的回答。
逃离“东亚”
2022年3月，我辞职了。
辞职前，我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品牌经理。我几乎不加班，团队氛围不错，收入在同龄人里还算可观——朋友们说这是一份“神仙工作”，但我仍然出现了职业倦怠。很难分辨这种职业倦怠和疫情封控有没有直接关系，但我开始思考这看起来体面的生活，到底是不是自己的选择——像很多按部就班读书工作的东亚人一样，在人生的某个节点，突然怀疑这一切是否合理。
那阵子我时常问自己一些难以马上回答的问题：我是谁，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近在眼前的问题：如果核酸永无止境地做下去，我要怎么办？
5月，在新西兰的好朋友得知我心情不佳，建议我换一个生活环境，提出可以尝试去新西兰打工旅行，并帮我弄好了签证。9年前，他在大学毕业后申请了打工旅行签证来gap year，发现新西兰很对胃口，就这样读硕、工作并留了下来。但是他并没有极力劝说我留下，只是说，“就算你来了不打工，也可以来滑雪散散心，换种方式思考自己一直没解决的问题，多一种做决定的可能性。”
那段时间我们的对话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哪里又被封了，另一部分是如何赶在被封之前去线下准备好所有的申请材料，因为一切都是不可控的，没有人能预料明天的事。我几乎是被推着走到了这一步，但这大概是一个契机，能让我慢慢搞清楚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
与此同时，一种关于“东亚性”的反思开始在网上流行，最典型的例子是小红书上面的标题：“逃离东亚”。
“东亚性”这个词很有意思。日本、韩国和中国虽然同属东亚，但各有各的特点和问题。但当人们去了解日韩文学和影视综艺，去了解那些历史文化和现代制度，会发现在儒家和父权的共同影响下，不同语言和国籍的年轻人有着惊人的共鸣。
在我看来，东亚性就是这种共鸣的概括。它也许包含着点中国人的大国主权心态，但最后朝向的是东亚、东南亚甚至这个星球上所有华人的共性。
它包含了我们的前世今生：原生家庭，成长环境与当前困境。它从前逆来顺受，现在也会发点小疯。这个词像个双面间谍，一面是父权，一面是自由。
它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不轻松，为什么在意赢害怕输，为什么希望事情尽善尽美，为什么总是尽力而为，甚至还有些迷恋苦难叙事。
甚至，它很春秋笔法，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懂的都懂”。当你和朋友说，“这也太东亚了”，对方不会问你这代表什么意思，只会点头认同。
而那种制度性与更加不可言说的东西也包含其中。你不用解释什么是“最后一代”；为什么“哪吒自刎”的故事大概率不会发生在欧美澳新加，以及在这个故事里，为何哪吒要在自刎的那一刻喊：“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在当下，我的行为像是一种“出逃”，逃离的或许就是这个叫“东亚性”的东西。但在我心里，出逃不是“润”，不是“跑路”，而是在新的体验里寻找我自己的答案。
这个找答案的过程是自主的，但也是被迫的。因为在当下的中国，除了自己能给自己解释，人们所关心的、一切向上发问的问题，上面都不会给你答案。
电影《少女哪吒》
“东亚”无处不在
寻找答案的人显然不止我一个。
来到新西兰之后，我认识了一个同样是来打工旅行的朋友。他也厌倦了“名校+大厂”的人生路径，在上海封控那三个月迅速搞定了所有的材料，出发打工旅行。
这是一类不会在小红书出现的打工旅行者。
他不会在小红书发布《特种兵whver：一天之内搞定银行卡公交卡税号》，也不会发《落地一周买车下南岛！》或者《whv：刚来一个月，周薪破千》（注：whv，工作假期签证。2023年新西兰最低时薪22.7刀，大部分打工旅行者的工作是体力劳动，时薪不会高出这个数字太多，只能靠拼工作时间来换取所谓的“高薪”，税后周薪破千意味着一周至少要工作40-50小时）。
他白天在一家韩国超市打工，下午四点之后，为一家美国公司远程工作。他没有像大多数在这里久居的人一样买车，但是也玩遍了自己在新西兰想去的地方，不仅如此，还去了日本和埃及。
当我问起他对这里的华人感觉如何，他说，“我其实不太喜欢他们一直追问我想不想留下。”
“身份”永远是这里最高频的议题，有没有PR（永居）成了一种明确的筛选标准，近乎一种门槛。找工作要看，谈恋爱也要看，相亲报条件的时候，这更是放在第一位的。不仅华人是这样，在其他东亚和东南亚群体里也一样。
当我表明自己是一个介于游玩和打工之间的体验者时，不同于其他种族和国家（如伊朗、英国、美国、智利）的寒暄——“你喜欢新西兰吗”——东亚人更倾向于直接发问：“你之后什么打算？想留下吗？想不想拿身份？”，带着一些刺探和在移民这个游戏里翻转沉浮过的沧桑。
接着则是一句看起来好心的劝说：“要是想拿身份，你一定要坚定，现在就得开始做准备。”
有意思的是，很多这样说的人，熬了多年终于拿到身份之后却并不快乐。
这样告诉我的人，在拿到身份的那一天，大家为他庆祝，他却在哭。他说自己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了，那是一种咬牙坚持终于完成目标之后的迷茫。
他跟我盘算，拿到身份的5年内，每年在新西兰住满240天才能申请入籍换新西兰护照。换新西兰护照是为了去澳洲工作，那里机会更多，市场更大，工资更高。澳洲有政策，新西兰护照持有者可以直接去澳洲工作，但也要在澳洲住满4年并一直有工作，才能入籍。他哀叹，“还有9年才能获得自由，我的人生有多少个9年啊”。在许多人眼里，在他走出国门的那一刻就拥有了自由。而他要的“自由”仿佛一个笼子，让人心甘情愿把自己装进去。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新西兰呆了超过5年。这已经是理想状态下的速度了，现实情况可能比他想得更复杂。
不管是从新西兰去澳洲，还是从加拿大去美国，中国人似乎永远在追求自己的“省城”。“身份”没有给他们更多选择，反倒成了一副枷锁。一生追逐身份的中国人就像推石头的西西弗斯永动机。
我想这是东亚性的一部分，人们会为了某个长远的目的而不得不忍耐，牺牲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像他们永远不会问自己喜不喜欢，只会告诉自己和后来者，这样攀爬是对的。
电影《过往人生》
忍耐，也更加直接地体现在工作中。
我先前打工的那间餐馆，行政总厨的脾气很差，总是没原由地对员工发飙。一个忙碌的周五，他的发飙终于轮到了我，带着对亚裔女性的种族歧视。因为我没有听从他的无理要求，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能不能把值班经理叫来，我没法和她说话，她听不懂我说话，也听不懂英语。换人，她什么都不会。你怎么敢不听我的，我是他妈的老板。”
我没有忍受，对他冷嘲热讽了一番之后，当场和值班经理提出不干了。但当时很缺人手，值班经理好言相劝，让我再干两周。看到值班经理对这样的事情习以为常并游说员工继续干下去，我直言这是种族歧视和职场霸凌。
本地同事得知这件事后，首先问我现在感觉如何，是不是需要帮助。之后则表示非常理解，并称赞我敢为自己说话。
而华人同事得知后，一种反应是劝我忍耐：“你没有提前两周说离职，现在走了他们可以告你。就是赚钱，别那么较真儿。”在新西兰，离职要至少提前两周提出，不然很有可能陷入劳务纠纷，但劝我忍耐的同胞可能忘了，更有可能陷入劳务纠纷的是职场霸凌和种族歧视。
另一种反应则是劝自己忍耐，带着一些精神胜利的虚拟语气：“之前我也差点儿和他吵起来。”
“那为什么没吵呢？”我问。
“忍了呗，为了赚钱。”
在那之后，“第一个和行政总厨叫板”的名声传开了。渐渐地，华人同事们从一开始的钦佩变成了嘲讽：“我很乖的，你不要像骂他（总厨）那样骂我。” 原来，在服从性测试里做了出头鸟的后果就是，集体会与你划清界限——即便你做的事是他们想做又不敢做的。
而态度的对比在另一件事情上面更为典型。
在餐馆酒吧这类服务业工作，即便再小心，打碎杯子也是免不了的事。当我人生中第一次在服务业打破杯子的时候，问同事怎么办。同事说：“别慌，问题不大，我跟你说我都打过几百个了，没人能不打杯子。”他怕我不信，指了指角落里一个桶，那是一个专门用来盛破杯子的回收桶，“你只要不是一小时打十个就没问题，谁都有第一次，打着打着就习惯了。你想喝啥跟我说我给你做。噢对不起我应该先问问你，你没扎着自己吧？”
我一开始仅仅是觉得这个同事真不错，很卖力在安慰我。可是后来，我在不同的餐馆和酒吧，不仅打碎过杯子，还把酒不小心洒到了客人身上过，做补货的时候，甚至把一整筐酒打碎在大厅里。我和不同的人一起工作，每天见到不同的客人，但大家的反应是一样的：客人不会刻意看向你这边，大家依然在聊天吃饭，而同事们会问我有没有受伤，帮我一起收拾。
回想当时，我问同事为什么要那么安慰我，他说看起来我非常紧张，“在中国，打碎杯子是个很大的事吗？”
我向他解释，在中国，当你在公众场合打碎了东西，所有人的目光会迅速聚集在你身上，有些是指责，也有些是为了看热闹。而在文化上，打碎杯子和碗也是一件不太吉利的事情，仿佛是为了一种心理补偿，人们在打碎了杯子之后总是会马上说一句“碎碎平安”。而且不管是家长对孩子，老师对学生，还是老板对员工，所有的权力上下级关系里，权力下位者总是需要小心翼翼的，因为东亚社会对“犯错”这件事的包容度并不高。听话的乖孩子、踏实努力的学生、沉默肯干的员工，这些就是社会期望的人的理想形态了。
东亚性，是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之后的区分。自我的轮廓和形状，碰撞之后才会变得清晰。
电影《过往人生》
“东亚性”是可以摆脱的吗？
有一天晚上，一个本地同事和我说：“我很喜欢和中国人一起工作，因为就像你一样，中国人工作很认真负责。”我发现这里的同事对我的评价是非常统一的：敢于为自己出头和hard working。
来之前，我给自己的新西兰生活定了最低标准，“只花纽币，不花人民币”。刚来的时候是冬天，工作难找、工时少。为了负担生活花销，并且有余钱出去玩，我有一阵子同时打两份工，白天在一家金融公司兼职，晚上在餐馆。除此之外，偶尔还做滑雪教练赚外快。我并没有捉襟见肘过，但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整个冬天。每天傍晚，餐馆同事们一般会先问我是不是从办公室赶过来，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每个人都会说你太努力了。
即便我自嘲接受“老中”身份认同，理解中国给我带来的塑造和印记，但当我听到这样的“赞美”时，一开始并不想要承认。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并不想做一个努力工作的人，也许那不是我发自内心想做的，那是东亚对我的塑造。
但后来，对于“努力工作”这种特性，我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一个打工的日子，在这里读大学的越南华裔同事照例和我寒暄，问我今天怎么样。我说，太累了，想睡觉。为了安慰我，她说：“昨天为了赶作业我通宵了，今天一大早又赶去考试，目前为止我今天还没吃饭，但是现在我出现在了这里打工。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安慰到你一些？”
我的累马上就转变成了对她的担心，连忙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说：“噢没关系，我就是喜欢自己忙起来的样子。”
而这个女孩的话，让我想到了在这里出生的一位华裔朋友。
他的父母2000年左右来到新西兰，在小镇做中餐外卖生意。他说，上大学之前他从来没有在外面的饭馆吃过饭，因为一到假期节日，父母的餐馆生意就异常繁忙。而这位朋友自己——也许受了一代移民父母的影响，也是一个工作非常努力的人，本职工作高薪但经常要早起和加班。即便如此，他依然精力充沛，会在周末晚上来餐馆兼职。才24岁，就帮家里买了房子，他负责还贷款。
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去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因为职业倦怠，他已经约了心理咨询。
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祖籍广东的华裔朋友，他的成长经历也有相似之处。
那天是北半球的冬至，他正好在澳门玩，我说今天是北半球的冬至，要吃饺子或者汤圆庆祝。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们家会庆祝节日吗？
我一时间有点没懂这是什么意思，节日不是用来休息和庆祝的吗？
他解释说，自己从不过节，因为从小家里就没有庆祝的习惯，一庆祝总是全家陷入一种尴尬的安静中。他说自己的父母更多是一种挣生活的生存主义者的心态，“他们说蛋糕是留给那些颓废的富人的，让我觉得我不配休息，不配庆祝。我知道他们已经尽力不去对我特别严厉了，但有时候他们的言行还是会影响我。”
虽然他没有说过家里是做什么的，但显而易见的，二三十年前的第一代华人移民，选择也许更少。你必须时刻努力往前奔，才能在这里站稳脚跟。
我突然对那些一直在追逐身份、金钱和房子的海外华人感到理解，那是一种被长久以来植入基因的恐惧而驱动的选择：
公共资源的匮乏和低质，只能无限强调个人和家庭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坚信凡事都要靠自己，要未雨绸缪找后路，有且只有个人奋斗才能带来财富、阶级跃迁，带来出路和幸福。而身处异国重新开始，个中艰辛必定比在国内更多。身份、房子、钱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不仅仅是留在这里的门槛，只有它们能给这些在东亚环境下长大的人，一点真正的安全感。
我知道，第二代亚裔、华裔的故事并不是我的故事。他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背景和人生命题和我们并不一样。但我们分享着一些共性，比如对快乐和享受的困惑，对自身没由来的鞭策，对“努力”这件事近乎痴狂的追求，难以放松的生活状态……
而当我观察到了他们的生活和困境，我突然对自己感到理解和释然了。即便他们在这里出生长大，“东亚”仍然通过他们父辈的言传身教和家庭氛围深深影响着他们。
人可以在地理上逃离“东亚“，但很难完全摆脱“东亚性”。这件事并不让人沮丧，东亚社会建构了我，我也可以真心实意地为自己忙着。
客人一次性点了6杯要求不同的hanky
©️作者
那么我到底是谁呢？
打碎杯子的故事，后来又发生了一次。
那次是在赌场的vip厅，如果说面向大众的赌场，什么人都可以见到，那么赌场vip厅几乎只属于华人。那天是一个繁忙吵闹的周六，我打碎了一个小杯子，人声鼎沸的vip厅瞬间安静了，不少客人看向被杯子撞击的这一小方地砖，并发出了惊呼。
值班经理是香港人，我终于还是在新西兰听到了那句话：“恭喜发财，碎碎平安”。
而那时那刻，我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听到客人们惊呼声的那一刻，手上没停下收拾，但我的态度脱口而出：“Don’t worry about that. Not a problem at all.”
我不再在乎打碎杯子这件事了，不再感到不安，不再认为自己做了错事。我还是那个“纯血老中”，会把所有事尽力做好，但是我有了让自己更舒服的处理方式。
有时人很难定义自己是谁，或者喜欢什么。相比之下，回答自己不愿意做谁，不喜欢什么，要简单许多。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而显然我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海外华人，至少和那些在这里定居安家的华人不一样。我理解他们，但我不羡慕他们，也不想成为他们。
在奥克兰 browns bay散步，©️作者
用阮清越的小说《同情者》的开头来形容也许更为贴切：“我是个间谍，是个卧底，是个‘内鬼’，是个双面人。我还是个有两套思想的人，或许也不奇怪……我只是一个能从两边看问题的人。”
我没有打算向“东亚性”彻底告别，前半辈子我已经被塑造成了这样：勤奋、高效、抗压。这些身上的印记，我无法回避，也没必要对抗。但是，我仍然可以选择出走，在陌生的土壤寻找自己新的身份。
正如这一年以来的探索，我理解了同胞为何追逐身份，但也可以主动选择不被身份拿捏；我打碎过的每一个杯子，都更像是打碎那些细微精致的东亚道德枷锁。没错，我不在乎了。我不惹事但也不好说话，亚裔一定是沉默顺从的吗？不好意思，我不是。
写到这儿，刚才我请假了，没别的原因，就是不想打工了。前几次请假我都会想个理由，比如生病了、要庆祝春节、要去换驾照，这次实在没想到什么好理由，就实话实说：我就是累了，想歇着，想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