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低迷，工作繁重、住房高价、结婚和生养子女、入托入学费用高企等重重压力下，相当一部分中国年轻人不得不无可奈何地“躺平”。对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最近表示，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 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不过，观察人士对中国当局能如何解决尤其是年轻人高失业率的问题作出不同的解析。

年轻人高失业率居高不下

中国人社部说，在6月7日至16日百日千万专项招聘行动的第一周，互联网、医药卫生、金融、能源制造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6万家用人单位提供25.9万个岗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指示要“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

与此同时，中国最近几年经济的下行，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显示，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4.7%，比3月的15.3%回落0.6个百分点，为过去5个月来第二低。与此同时，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继续在较高的7.1%上徘徊，为过去5个月来的第二高。

中国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去年上半年逐月创下新高，6月一度飙升至21.3%。面对超过五分之一的年轻人高失业率引发的国内外舆论关注，中国国家统计局随后宣布暂停发布该数据，直到今年1月官方推出所谓的“优化”的数据，即剔除寻找兼职工作的在校学生，仅以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寻找全职工作的3,400万余青年为统计对象。研究中国经济事务的专家得出的数据则远高出官方的数据。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张丹丹去年7月曾表示，“如果包括依靠父母生活的这些青年人群，青年失业率会升至46.5%。”

就业市场形势雪上加霜

屋漏偏逢连阴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在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下行，经商环境每况愈下，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之际，今年创纪录的1179万高校毕业生暑期毕业，与现有的失业人口竞争越来越少的工作机会，将势必进一步拉高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

正值人生花样年华的年轻人，在寒窗苦读多年后找不到工作，不仅是个现实的家庭问题，更是潜在的社会和政治稳定问题。高失业率的严重性和潜在风险，迫使中共当局不得不将此提到议事日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就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习近平还特别提到规模和数量越来越大的年轻人失业问题。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谢田博士说，中共强调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凸显出高失业率问题的严重性和可能的后果，但是，要实现习近平所说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不可能的事情。

“高质量充分就业”，闭门造车？

谢田教授对美国之音说，高质量或者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在就业中只占很少一部分，绝大部分工作都属于中低收入，因此“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提法基本上就是闭门造车。

他说：“我们现在看到高质量或高收入，白领或者金领，实际上都在面临裁员的问题，中国的高科技、互联网企业、金融企业都在裁员。随着中国经济下滑，金融业也在萎缩，外国西方资本都在撤出。所以这些真正的所谓的金领、高级白领，全都在减少，就业都在减少。”

谢田教授说，今年暑期中国的年轻人就业情势非常严峻，1179万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大部分找不到高质量工作，而低质量的工作，很多大学生也不愿意去。因此，预计相当数量的大学生毕业就意味着失业，马上就会加入失业大军。

此外，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工厂离开中国，一些原来那些农民工，或者年轻人没有地方就业。他们原来在代工厂打工的“一技之长”，变成“无用武之地”，现在要他们回去务农，他们也不愿意。因此，失业的问题会非常严重。

“被失业”的主因

总部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兼执行主任李强说，中国整体的就业市场形势，除了因为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企业裁员导致的“僧多粥少”外，工作环境和工作压力非常大，是年轻人主动“被失业”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李强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实际上中国还是有很多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太艰苦了，年轻人不会去工作，这个才是一个核心问题。”

这位中国劳工问题观察人士说，现在的中国工厂，竞争更加残酷，过去几年，特别是疫情以后，工资更少，加班时间更长，从原来的“996”变成现在“997”，而且管理更恶劣。因此，年轻人宁可依靠父母，当个全职子女也不愿意在这样的用工环境中工作。而应届大学毕业生，很多人毕业后不愿意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工作。

收入、消费和就业的恶性循环

旅美的中国人口学专家易富贤研究员从人口学的角度剖析了中国青年人高失业率的问题。他说，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施，直到2016年才取消的“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新生儿童的数量，导致内需不够，家庭的刚需减少，劳动力过剩，就业问题压力大。

此外，易富贤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仅为44%，居民消费占GDP的38%，而国际社会这两个指标通常都占60%以上。因此，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消费严重不足。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消费不够的话，那么你没有能消费，没有人买东西的话，那你就没有生产，没有服务，你就没有就业机会呀。”

易富贤还表示，中国大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的是服务性行业，但中国的服务业只提供47%的工作机会。而中国目前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了60%。他说，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毛入学率达到60%的话，相关的服务业能提供了70%-80%的就业。

“中国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这么高，大学生比例这么高，但是我们的服务业只提供了47%的就业。那么怎么办呀？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呀。”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2023年3月25日的一篇报道强调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然而，就是这些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民企，特别是那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近年来却在中共当局以所谓的“反垄断”，加强“监管”的名义下，被开出几十亿、上百亿的天价罚款。前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独立经济学家赵晓博士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监管部门打压民营企业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让民企老板们人人自危，不寒而栗，到头来势必会殃及企业的发展和创造就业。

中国劳工观察人士李强认为，习近平鼓动什么“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就是一个空话，因为他要想促进就业率，就要减少工人加班时间，若减少工人加班，就面临要雇人，多付出劳务成本，导致企业处于竞争的劣势。

有钱能使就业升？

谢田教授说，中共说是要扶持民企、私企，但实际上每每做的时候，完全是两码事。他举例说，中共当局放松银根，资金流出来以后，中小企业、私营企业仍然拿不到。中国改革几十年创造的很多财富基本上都被中共权贵给夺走了，把持了，根本没有民企、老百姓的份。他说，没有资金，哪里有什么发展，企业不发展壮大，怎么会怎么能创造、增加就业呢？

谢田认为，要创造就业，就要把财富重新分配，让老百姓手中有钱去消费，内需消费扩大了，势必会促进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创造就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易富贤表示，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他说，收入增加后的直接效应就是消费增加，继而转化为扩大生产，创造就业。不过，他指出，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国政府可能不愿意，因为这会削弱中国政府的权力，意味着政府掌握的财富将减少。

“如果政府不愿意这么干的话，那么中国消费上不来。消费上不来的话，青年失业率就下不去。青年失业率下不去的话，那中国的生育率会上不来，就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中国目前这个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美国之音采访的观察人士还警告说，就像任何一个国家一样，年轻人群中的高失业率往往酝酿着不稳定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因素。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和诱因下，可能会发生大规模并产生涟漪效应的抗议，甚至是骚乱活动，2010年中东国家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就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