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安东尼·福奇回到美国国会的会议室，在众议院调查新冠病毒大流行委员会前作证。他被问及与政府处理新冠病毒有关的几个话题，包括他在2022年退休之前一直领导的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如何支持了一家中国研究所从事高风险病毒研究工作，该研究所的工作可能导致了这次大流行。

四年多来，条件反射式的党派政治阻碍了人们探寻这场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灾难的真相。据估计，全球至少有250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00万。

尽管大流行的起因一直备受争议，但越来越多的证据——从通过《信息自由法》获取的公共记录、用在线数据库进行的数字调查、分析病毒及其传播的科学论文，以及来自美国政府内部的泄密——表明，大流行发生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病毒从中国武汉的一个研究实验室泄漏出来了。如果是这样，那将是科学史上代价最惨重的事故。

以下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1. 导致大流行的SARS类病毒出现在武汉，世界上最重要的SARS类病毒研究实验室就设在这座城市。

· 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领导一个科学家团队十多年来一直在寻找SARS类病毒。

· 他们的研究表明，与导致此次大流行的SARS-CoV-2病毒最相似的病毒在距离武汉约1600公里的蝙蝠中传播。石正丽团队的科学家多次前往云南省收集这些蝙蝠病毒，并将搜索范围扩大到了东南亚。中国其他地区的蝙蝠未被发现携带与SARS-CoV-2密切相关的病毒。

· 这些科学家们直到2019年都在提出，即使在离这些病毒自然存在的热点地区（如中国西南部和东南亚的蝙蝠洞穴）附近，蝙蝠冠状病毒向人类溢出的情况也很罕见。

· 当新冠病毒的暴发被发现时，石正丽最初曾琢磨过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来自她的实验室的问题，她说，她从未预料到这种暴发会发生在武汉。

· SARS-CoV-2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能像野火一样从一个物种跨越到另一个物种。然而，这个病毒没有在它的源头留下任何已知的感染踪迹，也没有在它出现在武汉之前的1600公里沿途留下任何已知的感染踪迹。

2. 在疫情暴发的前一年，武汉病毒研究所曾与美国的合作伙伴一起提出了制造具有SARS-CoV-2特征的病毒的建议。

· 石正丽的团队对冠状病毒如何从一个物种跳跃到另一个物种极感兴趣。为了寻找病毒，他们从蝙蝠和其他动物身上采集了样本，也从居住在携带这些病毒的动物附近，或与野生动物贸易有关的病人身上采集了样本。这项工作的大部分是与生态健康联盟合作进行的。生态健康联盟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科学组织，自2002年以来，该组织获得了8000多万美元的联邦资金，用于研究新发传染病的风险。

·该实验室进行了让病毒变得更具传染性的高风险研究：从受感染的动物样本中培养出冠状病毒，经过基因重建和重组，创造出自然界中未知的新病毒。然后用这些新病毒来感染实验用的蝙蝠、猪、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的细胞，并用其来感染果子狸和人源化小鼠（用人类基因改造过的小鼠）。从本质上说，这一过程迫使这些病毒适应新的宿主物种，发生了有利于生存的突变的病毒，最终脱颖而出。

· 石正丽团队曾在2019年公开过一个数据库，里面有对超过2.2万个采集来的野生动物样本的描述。但到2019年秋季时，该数据库不再对外开放，即使在大流行开始后，也没有与与美国合作者共享过该数据库，而采集来的如此丰富的病毒资源本该对追踪SARS-CoV-2的起源最为有用。目前尚不清楚武汉病毒所是否拥有引发大流行的新冠病毒的前体。

·2021年，“截击”网站公布了一份泄露出来的2018年为一个名叫“化解”(Defuse)的项目提交的资金申请，申请书将研究描述为生态健康联盟、武汉病毒所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拉尔夫·巴里克的合作项目，后者多年来一直处于冠状病毒研究的前沿。这份申请书描述了制造与SARS-CoV-2惊人地相似的病毒的方案。

·冠状病毒之所以得其名，是因为它们的表面布满了刺突蛋白，看上去像是带刺的花冠，冠状病毒用这些刺突侵入动物细胞。“化解”项目提出寻找并制造带有一个独特性质的刺突蛋白——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SARS相关冠状病毒。该特征增强了SARS‑CoV‑2在人类中的传染性，使其能够引发大流行。“化解”项目从未得到美国的资助。不过，福奇在周一的听证会上解释说，武汉病毒所开展自己独立的研究不需要依靠美国的资助。

· 虽然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可能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正如在一些远缘冠状病毒中看到的那样），但在科学家已登记在案的数百种SARS类冠状病毒中，SARS‑CoV‑2是唯一已知的在刺突中具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病毒。其基因数据表明，该病毒在引发大流行前不久才获得了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

· 从根本上说，一种前所未见的、具有新引进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SARS类冠状病毒，也就是与武汉研究所“化解”项目描述的病毒相吻合的病毒，在申请书起草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武汉引发了疫情。

· 在大流行2020年开始肆虐之际，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们发表了对以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新冠病毒疾病研究论文，但他们没有在论文中提该病毒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而根据他们自己写的资金申请，这正是他们本该注意到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很快就被其他科学家认识到了。

· 更糟糕的是，随着大流行的进一步蔓延，武汉科学家的美国合作者们并没有将“化解”计划的存在公开出来。生态健康联盟总裁彼得·达扎克最近向国会承认，他不了解武汉病毒所2015年后采集到的病毒样本，也从未问过该实验室的科学家，他们是否已经开始了“化解”项目中所描述的工作。今年5月，拜登政府以生态健康联盟没有对武汉病毒所进行的高风险实验进行监管为由，暂停了联邦政府向该组织和达扎克提供的所有资金，并启动了禁止他们今后获得联邦资金的程序。福奇在周一的听证会上说，他支持暂停和禁止生态健康联盟获得联邦资金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