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待业3个月后，面前摆着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崔丽丽却不敢答应。一家外资汽车零部件企业邀请她出山，主持大中华区的销售市场。

“现在我连自己都还没有拯救过来，怎么去帮他们？” 去年9月，40岁的崔丽丽人生跌入谷底。她原本是一家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的营销总监，在一场商务宴请的酒局中喝醉后，被公司老板强奸。

事发前一个月，她还涂着鲜红色的口红，穿着白色正装，接受媒体采访，分析行业形势，为自己的公司背书。

对于一个40岁的职场女性，追究施暴者责任的另一端，是家庭、名誉和前途。她原本想“体面”地解决这件事，但对方表现出的态度，让她感到自己被当成了“玩具”。愤怒激活了她的权利意识，让她决心开启一场战斗。

从结果上看，崔丽丽是获胜的一方——事发六个月后，她打赢了性侵官司，施暴者被判4年有期徒刑。

但很快，她被公司开除，一位谋求上市的股东曾发来信息，让她“以公司利益为重”。最初同情她的女性直属上司，也最终倒戈，告诉她“自己的职责是守好公司”。

在被自己视作实现人生价值的职场上“众叛亲离”，崔丽丽无法确信，自己是输是赢。

酒局

崔丽丽怎么也想不起来，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2023年9月22日晚上11点半，只有三个人的酒局上，崔丽丽感觉自己快要醉了，强撑着去结账，回来后没过多久便趴到桌上，失去了意识。

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醒来时，她发现自己赤裸着躺在老板钱军的酒店房间，衣服散落在地上，钱军睡在旁边另一张床上。

她强迫自己回忆，从头开始一点点捋下去，记忆却总是卡在醉倒前的一刻。每天，她都责问自己：怎么就醉到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呢？为什么一定要喝酒？

浙江杭州一家高端日料店里，崔丽丽为那场商务宴请提前订了包间，点好菜，要了三瓶17度的清酒，每瓶720毫升。

不到十平米的榻榻米房间内，有四张座位，钱军和客人对坐，崔丽丽坐在钱军一侧靠门口的位置。

饭局开始之前，钱军交代崔丽丽，“一定要让王总喝美了，把他拿下。”崔丽丽的印象里，钱军熟稔酒场，和客户能喝能聊，说这句话意味着“他要放量来喝了”。

4天后，钱军和崔丽丽就要向客户汇报自家公司新生产线的建设情况，以争取拿到生产授权，“王总”是评审中的关键人物。

在这场酒局上，崔丽丽给自己的定位是“后勤”，要倒酒、布菜、叫服务员、买单……和她平时在公司商务宴请中的角色一样，至于喝酒，“意思一下就行。”她的酒量不高，白酒能喝二两左右。这次，她喝了一小盅之后，就搁下不再喝。

真正的主角是老板钱军和客人王总。半个小时后，两个人已经差不多喝完第一瓶。这时，崔丽丽收到钱军的微信，“你陪着多喝点儿，我快挂了。”

崔丽丽清楚，他平时白酒都能喝六两，正疑惑这次怎么喝十几度的清酒就说自己快挂了？就收到钱军发来的一条信息，“后劲大啊。”

平时商务宴请的酒局上，崔丽丽的酒有她的男下属们帮忙挡着，这次，作为三人中的唯一一个下级职员，酒还是得喝，“老板都这样说了，我再不喝不是装傻了吗？”

她毫不犹豫地答应喝酒，源于自己的职业惯性，也是出于对钱军的服从以及信任。

2023年9月22日，崔丽丽与钱军（化名）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受访者供图

两年前，崔丽丽跳槽到这家民营公司，帮公司开发新市场。临近40岁，她仍想在职场拼一把。

在公司里，老板钱军有绝对的权威和话语权，管理和技术决策都经他手。他是一个技术博士，曾在某大学担任讲师，后辞职创办公司，业务发展很快。近年来，他们要转向更大的市场，正在筹划上市。

很多时候，在外企工作多年的崔丽丽并不认同钱军的管理方式。他曾亲自在公司大门口抓考勤，在大会上让没完成业绩的营销中心负责人带头检讨、自我批评，给所有在场的人鞠躬认错，并威胁他们下次再没完成就“罚站”。

崔丽丽觉得这是无效而“官僚”的方式，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形式上的压制。 但她也是一个深谙职场规则的人，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气质，在这里，服从和执行力是最大的美德。

正因为出色的“职业素质”，崔丽丽到公司一年多，就得到了钱军的认可。她记得，钱军不止一次公开表扬她，称她来了以后给公司打了强心剂，“是公司的新鲜血液”。

崔丽丽发现，钱军支持她的工作，也能听进去她的意见，甚至根据她的建议调整了公司的营销中心组织架构。抛去职务身份，在崔丽丽印象里，技术出身的钱军“人也比较简单，看起来很朴实”。合作一年多后，崔丽丽确认钱军值得信任，逐渐把他当成了“可以交出后背的队友”。

但这一次，她“被自己人坑了”。

酒席进行到晚上九点四十分左右，崔丽丽起身去结账，刚站起来就一阵眩晕袭来。在卫生间，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是模糊的，意识到“快要喝大了”。

但嫌酒不够的钱军叫了服务员，又加了两瓶清酒。

酒局继续，更多时候，钱军成了控场的人，他招呼着崔丽丽，“来来，咱们俩敬王总一杯。”

崔丽丽那晚的记忆，停在醉倒前的最后一刻。

挣扎

第二天凌晨四点，醒来的崔丽丽仍在醉意中。她捡起地上的衣服，穿上，迷糊中忘记穿鞋子。回到自己的房间门口，刷房卡时却发现打不开，那个不好的猜想再也抑制不住地占据了她的意识，她不知道怎么办，光着脚蹲在门口哭了起来。

她需要去前台续上房卡，但不能光着脚下去。她只好起身，敲响了钱军的房门。房门打开，钱军安抚她不要激动，她径直走过去找到自己的鞋子，穿上后离开，然后摇晃着到了前台，续上房卡后返回房间继续睡下。

早上九点多，彻底清醒的崔丽丽觉得不对劲，她再次敲了钱军房间的门，以求一个解答。

她保持着礼貌，始终没忘记自己是下属，对钱军问的每一句都用“您”来称呼。

崔丽丽的回忆，当时钱军回答说，昨晚她喝醉了，他们打车回到酒店，钱军把她背进来，但她的房间门打不开，就把她放到了自己的房间，崔丽丽吐在了衣服和床上，自己为她脱了衣服。

崔丽丽想要查看自己吐在了床上哪个位置，钱军却拦住她，以脏为借口捂住被子不让看。

“有没有发生关系”，甚至“我为什么没有穿衣服”这些话，崔丽丽都没有问出口。她觉得，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第二天上午，钱军给她发了一条信息，是超出以往两人工作聊天之外的关心和问候，“这几天多喝点暖和身体的。”崔丽丽觉得难以接受，“那种感觉好像我是他的什么人一样。”

2023年9月23日，崔丽丽与钱军（化名）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受访者供图

之后的四天里，崔丽丽克制住自己的疑虑，马上就到来的评审对公司太重要了，她留在杭州继续处理工作、拜访客户。在工作上，她不允许自己半途而废。

9月26日，与客户的评审交流会上，崔丽丽再次见到钱军，不知为何她止不住地颤抖、犯恶心。

崔丽丽的印象里，钱军像没事人一样，在会议结束后的例行晚宴上，仍旧给崔丽丽劝酒，“丽丽你怎么不喝啊，你再陪王总喝一杯。”

这次，她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拒绝了。借着上洗手间的名义，离开酒局后，她打电话给丈夫，说自己“可能被人欺负了”。丈夫明白了她的意思，让她赶紧买票回家。

“她能把事情告诉我，就是勇敢面对的第一步。”丈夫吴东说。

他们两个人是高中同学，相恋相伴多年，有了一个十多岁的女儿，相互扶持走到现在。在家里，他们关上门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所有可能性。吴东听完事情经过，第一反应就是劝妻子报警，“但她一开始是迷茫的。”

在崔丽丽心中，报警意味着事情要公之于众，到时所有人都会知道她是一个“被强奸了的女人”“被玷污的女人”。

退一步说，报警之后呢？离事情发生已经过去一周多，早已经没有了生物证据，警方是否能立案，立案后胜算有多少，钱军是否会被追究责任，都是未知数。

犹豫、纠结和挣扎，崔丽丽的内心做着斗争。她已经40岁，作为一个中年职场女性，职业生涯、收入期权、名誉、家庭，都是她要考虑的事情。

图源：IC PHOTO

屈辱，是她对自己感受最多的描述。崔丽丽说，她仍旧是一个传统的女性，想到自己可能被侵犯，屈辱感就会占据心头，阻止她进一步思考下去。

她不得不考虑周围人的眼光。女儿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办？家里的老人知道了怎么办？小区里的人，甚至对门的邻居知道了怎么办？

去年过年回到老家，崔丽丽怕呆在人多的地方，她远离热闹，因为在那里，“会自己可怜自己，你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

崔丽丽的妈妈也是一个“容易信任别人、对别人比对自己好的人”，过年回家，她因为这件事和妈妈大吵一架，“过了四十年来最差的一个春节。”妈妈从未见过女儿这样，猜测她是不是在外面被别人欺负了，但崔丽丽没法告诉她实情。

她考虑过搬离天津，这个她和丈夫在无人帮助下拼搏了近20年的城市，最终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养育了一个女儿。他们规划了未来的生活，不想被这件事打破。

她曾期待着，等公司上市，老板曾承诺她的股权兑现，就可以实现自己50岁不到就环游世界的梦想了。如果因为这件事，公司上市受阻，这些股权也了打水漂。

崔丽丽在汽车销售行业里摸爬滚打17年，积攒了经验和人脉，这是她在职场的立身资本。身为女性，她无法预料如果圈子里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会如何看她，她担心自己是否还能继续从事这份职业。

最重要的是，她不记得那晚醉倒之后的事情，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真的被钱军侵犯。

但她从没有裸睡的习惯，那晚醒来全身赤裸，“事情从一开始就不对。”

真相

崔丽丽没有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吴东觉得那时的妻子“整个人已经蒙掉了”，做安保设备行业的他提醒妻子要先去查监控。

10月3日，崔丽丽到杭州报警寻找丢失的手镯，在当地派出所民警的见证下，查看了9月22日晚的酒店监控。

在监控里，她看到自己被钱军一路从车上抱进大厅，走进电梯，然后径直抱进了他的房间，其间崔丽丽看起来一直是无意识的状态。

她意识到，钱军对自己撒了谎。他根本没有试图刷开崔崔丽丽的房门，也没有在她门前停留。

崔丽丽找到当天值班的前台女孩、保洁和保安，他们的讲述拼凑了一个更为完整的事实。

钱军抱着崔丽丽进入酒店大门后，前台值班的女孩曾当面询问，后来还打了房间电话，询问钱军是否需要帮忙，钱军均回答不用。楼上巡逻的保安在前台的交代下帮忙刷开了钱军房门，钱军抱着崔丽丽进入后，转身踢上门，保安再敲门，里面就没有了应答。打扫房间的保洁则证实了钱军的房间没有呕吐物。

崔丽丽几乎确信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钱军要用谎言掩饰。最坏的猜测眼看就要成为现实，身处杭州的崔丽丽难以独自承受，她联系了朋友曾雅陪伴自己。

曾雅记得，在酒店楼下见到崔丽丽时，她正耷拉着脑袋一直哭，看起来不知所措，一点也不像她从前乐观积极、什么事儿都能搞定的样子。

两个人聊了一整晚，同为职场女性，她理解崔丽丽。在职场上，“要与老板对抗，员工是很弱的”，决定揭开这件事，就可能会面临被恐吓、污蔑和诽谤。

崔丽丽决定先在最小的影响范围内解决这件事情，“如果钱军能承认，向我认真道歉，我也不会报警。”崔丽丽想，这样的话，她会吞下这口气，默默离开这家公司。

10月6日，国庆假期后的第一天，崔丽丽找到自己的直属领导刘萍，告诉她自己可能“被老板强暴了”，这件事已经影响到自己的工作状态，需要请假。同为女性的刘萍表现出了震惊，安慰了崔丽丽。

与直属领导谈完后，崔丽丽直奔钱军办公室。见是她进来，钱军立马把办公室的门关上。恐怖感再次笼罩崔丽丽全身，她强撑着谈下去，录了音。

她告诉钱军自己已经查了监控。但即使这样，钱军还是之前的说辞。

当她质问钱军有没有侵犯自己时，钱军反驳 “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你不要污蔑我的人格，这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后果。”

谈不下去了，崔丽丽离开公司。刘萍给她发来消息，表示她会做中间人，促成崔丽丽和钱军两方谈谈。

接下来的几天，钱军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态度。

根据刘萍的转达，钱军表示不会主动找崔丽丽谈，“他希望你来提出具体要求。”崔丽丽意识到，自己如果真的提出要求了，可能会被反咬成敲诈勒索。

“这让我非常不舒服。”钱军的态度让崔丽丽感到自己在被玩弄，原本想“体面”解决此事的想法变得可笑。这击破了她最后的隐忍，多年的职场历练，让崔丽丽已经习惯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形容自己“近乎冷血”。这一次她却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积压在她的胸口，冲上她的脑袋，让她难以自持。

崔丽丽也坚定了报警的想法，她决定，“要拿出开发市场的决心来追究这件事。

战斗

相对身处漩涡的妻子，吴东更加理性，他坚持报警，也对司法部门有着朴素的信任。“崔丽丽是一个要强的人，如果让她咽下这个事情，她会一辈子委屈。”比起这些，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他决定把后续所有事情推给律师，不要让妻子再一遍遍讲述。

事情发生后，抑郁困扰着崔丽丽，情绪上来的时候她会止不住流泪，她失去了味觉，失眠让她的头脑混沌。夜里，她常常被噩梦惊醒，梦里光着脚在大雨中奔跑，寻找自己的鞋子，哭声总是惊醒隔壁房间的丈夫。

出事之后，她就不愿意和丈夫在一张床上睡觉，即使他是她最亲近最信任的人。

冬日傍晚天黑得早，每到那时候，崔丽丽的恐惧就会加重。偶尔一次走出家门，在人多的地方看到和钱军身形相似的、秃顶的男人，都会觉得害怕。

除了丈夫和两个最亲近的女性朋友，身边的人都不知道崔丽丽经历了什么。左手骨折时，婆婆来照顾她一个多月，有事情她只敢在卧室里和丈夫关起门来偷偷讲。

吴东每周五都陪妻子去看心理医生。他能明显感受到，去看心理医生的前后，崔丽丽都是会烦躁、心慌，极度情绪化。崔丽丽说，每到那个时候，她不得不面对自己出了问题、是个病人的现实。

除了每周去看心理医生时出门，她几乎都窝在家中，在网络上搜索性侵、强奸、工伤认定等等一切与事件有关的词。吴东形容妻子在“画地为牢”，把自己困在被强奸的阴影中。

2024年7月9日，经天津市安定医院专家会诊后，崔丽丽被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 受访者供图

“我只能尽力去理解。”事情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吴东明白自己无法真正体会妻子的心情。

崔丽丽出事之后，吴东便转成半工作的状态，更多时间用来陪伴妻子。他一直以来的包容、理解和支持，成了崔丽丽唯一的外部支撑。他觉得这是男人的担当，“不能再让她觉得我对她不好，她已经被不公平地对待了。”

但绷着的弦也有断的一刻。一周以前，崔丽丽沉浸在自己的事情中情绪再次崩溃时，吴东对她脱口而出“你这人太自私了”，马上，他意识到不应该这样说，打了自己一巴掌。

吴东知道，最能帮助妻子的，不是逃避伤痛，而是陪她坚定地去完成这场战斗。

2023年10月10日，崔丽丽在丈夫的陪同下再次回到杭州，在酒店门口拨通了报警电话。电话接通，崔丽丽只剩下哭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丈夫拿过电话，替她完成了报警。

转折

在这场性侵案中，崔丽丽一开始便处于不利位置。

没有直接证据，让立案变得困难。崔丽丽的状态也越来越差。吴东形容她整个人陷入到痛苦中，“人已经傻掉了”，以前她在职场上、生活中遇到的事情，都是身外事，可以思路清晰地处理掉，现在自己牵涉其中，她束手无策。

10月27日，崔丽丽接到警方的电话，得知钱军终于被立案调查。4天后，钱军被采取强制措施。

11月7日，滨江分局以钱军涉嫌强奸罪移送滨江区检察院审查批捕。但钱军到案后，仍旧是否认的说辞。

滨江区检察院召开了检察官联席会议，决定一方面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另一方面围绕已有的在案证据细致审查。

办理此案的检察官重看了一遍监控录像，发现在钱军进入房间的半个多小时后，房间外出现了一个人，轻手轻脚，他听了一会儿后，拿出了手机，动作像在录房间内的声音。

晚上10点，办案的检察官冒着大雨到事发酒店调查，会同公安部门，拿到了隔壁房客录下的关键录音证据。

崔丽丽记得，这位检察官在电话里告诉她：“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主持正义。”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钱军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使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违背被害人的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11月10日，滨江区检察院传来了消息，钱军被批准逮捕。

听到这个消息，她第一次在事发后提出要去接女儿放学。2024年1月，案件进入检察院阶段，钱军的供词反反复复，每份供述不尽相同，这也使得崔丽丽心神不安，恍惚间在小区滑倒，左手摔至粉碎性骨折，也缺席了后面的庭审。

4月2日，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以强奸罪判处钱军有期徒刑四年。在民事赔偿方面，崔丽丽拿到了经济损失3000元，这是她在事发后到医院精神科就诊的花费。

“公司的利益”

拿到判决书后，崔丽丽得知了整个事情和庭审的经过，她原本觉得事情就要告一段落，却陷入了更大的幻灭中。她发现，这场性侵事件中，自己应对的不仅仅是钱军，还有公司和背后的资本力量。

据《方圆》杂志的报道，检方曾披露，钱军提交了很多资料，来“证明”崔丽丽是因为工作不称职担心被辞退，通过勾引诬陷要挟报复老板，索要高额补偿费。以前的同事、领导很多为了公司声誉，为了公司能顺利上市，都选择站在了她的对立面。

其中崔丽丽的直属领导刘萍在钱军被批捕前后的证词相反，一开始，她对检方表示崔丽丽工作表现不错也很努力，之后却开始指责她能力不行、工作懈怠，还称她“一年多没有开单”。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时，刘萍否认了自己曾表达过认可崔丽丽工作能力的说法，而是只认可了她的工作态度。

相比刘萍刚听到她的遭遇时，表达的同情和理解。崔丽丽站到公司“对立面”后，刘萍又告诉她，“我的职责告诉我要守好公司。”

2023年10月6日，崔丽丽曾用OA（数字化办公）系统提交请假，理由是“在因公出差过程中遭受重大侵害”。刘萍回复她，为了不扩大影响，需要把请假的原因修改为“调休，处理私事儿”，刘萍没有同意，之后她便通过微信单独给刘萍提交请假申请。

刘萍解释称，当时的做法是为了把事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以维护崔丽丽和公司的利益。“我们公司三百多号人，我第一反应是要把公司稳住。”

崔丽丽报警后，她很快就被移出了公司的管理群，随后OA系统也被停用，10月底，崔丽丽被刘萍移出公司各个微信工作群。

崔丽丽与刘萍（化名）的聊天记录截图。 受访者供图

钱军坚持无罪，也有保住公司的决心。近几年，他的公司一路狂奔，获得了资本青睐，融资也相当顺利，一切都在为上市做准备。因此，他是否会被刑事处罚，至关重要。

钱军被批捕后，一位资方股东给崔丽丽发来消息：“还是要以公司利益为重，公司倒下，200多人受到影响。没有业绩，股票都是虚的。”

一个半小时后的凌晨，这位股东称自己大概了解了事情，再次表示，“股东层面，大都是资本圈的玩家，利益至上，……拭目以待。”

崔丽丽没有回复对方一个字，她觉得“他们才是利益共同体。”在资本面前，个人的遭遇被无视，这里没有“受害者”，一切不利因素都成为需要清除的障碍。

公司对她的处理结果也最终降临。钱军的判决下来半个月后，人力通知她，因未遵守公司请假制度且无故旷工，属严重违反公司制度，她被解除了劳动合同。这是事发之后，人力与她的第一次交涉。

对此，刘萍向新京报记者做了进一步解释：崔丽丽在2023年12月到2024年3月间，请假申请出现中断。崔丽丽则称，这是因为医院开的病假条证明每次最长半个月，每家医院最多开两次。

“再拖着也没有意义，辞退的方式是对她最有利的，可以多赔她一些钱。”刘萍说。“在整个事情的处理中，我不认为公司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性侵案件是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公司从未介入到性侵案件的处理中。”

被强奸的伤害蔓延到崔丽丽人生的各个场域。她不敢接受新公司的邀请，“现在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笑话，你想不明白怎么会到今天这个样子。”

曾雅见证了崔丽丽这一年来沉入谷底的经历，“很心疼”，她们都对自己的事业有追求，聊过很多关于事业和未来的规划，也都是不太能闲得下来的人，现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和社交圈，对崔丽丽来说，是一种残酷的事情。

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她在工作上的付出没有被尊重，她没有得到真正的道歉，“你的老板就是拿你当一个玩具。”作为一个职场女性，在对一份工作拼命付出，得到的却是现在的结果，崔丽丽形容，这是对她17年职业生涯的摧毁。

崔丽丽要为强奸以及强奸对她造成心理上的伤害申请工伤认定，走劳动仲裁，继续给自己讨说法。

现在，她要拿回自己的解释权，讲出自己的事。她知道自己的女儿长大了，“一定会理解妈妈，佩服她的妈妈是一个勇敢的人，而不是一个窝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