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在学生和工作中被夹杀的中小学老师们
踏进店里后，夏琳收到学校教务处主任发来的十七秒语音，简短明确。她叹了口气，这已经是第二次被投诉了。店员问她咖啡用不用加糖，她说不用，苦一点好。
夏琳想起自己第一次被投诉，原因是上课时训斥学生，但她觉得自己只是语气严厉，并没有骂学生。
冷静下来后，夏琳心想，平息事态的唯一方法是主动道歉。但她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却无法自证。
当老师十年里，小学教师孔倩被学生家长投诉了四次，前三次的理由是“对学生太温柔，管不了学生”。第四次是因为她的孩子生病，为了照顾孩子，她赶去学校盯早自习时迟到了几分钟。突如其来的投诉让她变得小心翼翼。
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针对高校、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明确表示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对师德违规问题“零容忍”并严肃惩处。截至目前，大约有93个典型案例被曝光，涉及的问题包括：体罚学生/幼儿、性骚扰学生、学术不端、有偿补课、收受礼金礼品、发表错误言论等。
通过投诉来遏制老师徇私舞弊、违规收礼、虐待学生、性侵等行为，接受采访的老师都很支持。但她们感觉到，如今投诉界限模糊，在日常的校园生活中，她们遇到的，许多是琐碎的、甚至有些“让人难以置信”的被投诉理由。
“习以为常”的投诉
夏琳是西北一所市级公立中学的初二班主任，任教数学。当老师三年后，她对老师被投诉已经“习以为常”。
一个月前，她收到一名学生家长发来的律师函，缘由是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受到班里另一个孩子的骚扰，那个孩子常对自己孩子说话，有时候言语过激，希望夏琳上报学校处理。夏琳一边向家长道歉，一边调查，最后发现只是一场误会，通过查看视频，她发现女孩可能在自言自语，并没有针对男孩。
学生和家长投诉的对象通常是班主任。夏琳说，办公室里有一个班主任，从10月至今，一直被一个学生家长投诉，家长见了两次校长，打了两次“12345”，警察来了三次，投诉理由是孩子在班里丢失了一块橡皮。办公室的另一个班主任，被投诉的原因是在一次家长会上，要求家长重视中考，“语气比较严厉”。
被投诉的理由五花八门。据夏琳所知，有老师因为作业布置得太少而被投诉；有老师因为拖堂被投诉；还有家长投诉某个老师太年轻没经验，要求学校换一个有经验的。有时候，孩子之间稍微有点肢体冲突，双方家长闹到办公室，处理结果不满意，家长便打“12345”投诉班主任。
前不久，在北方一所初中任教十年的老师李薇在班级群里发布了打印资料的通知，结果被家长投诉。但她认为，为了学生的进步，让学生自主选择打印重点知识，并没有错。
以前李薇只是偶尔在新闻看到，现在却发生在自己身上。打卡背诵，在群里发学生听写成绩，批评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甚至在群里表扬学生……都有可能被投诉——因为怕伤害学生自尊心，学生成绩规定不准公布。
孔倩在中部地区一所市里的小学当语文老师。她记得疫情政策调整后，学校有个老师一直戴着口罩，有家长看到后，跑到校长室投诉，理由是老师不尊重他人。
她又举了自己的例子，班里有一个学生，一二年级时能考90分以上，三年级只能考70多分。家长认为是老师没教好。
让孔倩没有想到的是，她因此被投诉了三次，理由是她“太温柔，管不了孩子”。
在第三次被投诉的次日，投诉的家长打电话说，“老师，我去校长室了，不是对你有意见啊，我只是觉得，你太温柔了，不适合教这个班级的学生”。听完这些，孔倩愣了几秒，“心冰凉冰凉的。”
被投诉之后
接到第四次被投诉的消息后，孔倩失眠了一晚，她回想，甚至开始自我批判，自己哪里做错了？让学生和家长感到不满意，是不是不适合当老师？这次被投诉之后，她向学校申请不再带原先的班级，而是从一年级重新开始。
孔倩有种苦闷感。她说，收到投诉后，学校领导会把她叫到办公室，说家长反映的事情你要注意，要改，最后“变成了班主任和家长之间的矛盾，领导没有站在老师的后面帮忙解决问题”。
孔倩感觉，老师们现在做事小心翼翼，生怕被家长投诉，被领导问责，“反而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2023年8月，教育部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表示，要对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澄清，公开正名；对恶意歪曲事实，诽谤诋毁教师的蹭流量行为坚决回击，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但在学校层面，对投诉的处置仍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家长投诉的对象通常是班主任，孔倩最大的心愿是学校设置一个专职班主任岗位， “类似大学的辅导员。”这样，老师可以专心于教学工作，与学生有关的生活事务由专职人员负责。
夏琳所在的学校设立了一个班主任办公室，“方便交流如何处理类似（被投诉）事情的发生。”不过，夏琳说，这个办公室主要负责接收投诉事由，随后提醒其他老师注意这方面，被投诉的老师如何处理，还是按照学校的流程。
上学期，夏琳有一个同事训斥学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比如你妈生你的时候，怎么把你的脑子生成这个样子？”家长多次去学校投诉，最后这个老师被开除了。她支持学生和家长投诉过分的行为，但她疑惑，开除的决定是否合理，在她看来，学校处理这样的事情也没有明确标准，“闹得越厉害，处理结果就越严厉。”
另一次，夏琳班里有一个学生，一个星期里有四次上课迟到，她每次问为什么迟到，学生不说。第四次迟到后，夏琳严肃地说，“如果以后你再这样，我就不会再关注你了。”第二天学生的家长到学校找夏琳，说她伤害了孩子。
夏琳反复解释，这句话的本意是为了激励孩子，如果她真的不关注，会选择一直沉默。“孩子在和家长沟通时，可能会造成误解，从孩子的只言片语里面，家长觉得孩子不喜欢我”，夏琳说。
家长坚持认为，夏琳说的这句话是导致孩子产生心理压力、甚至抑郁的原因。夏琳不知道这个孩子抑郁是否与此直接相关，在她所在年级，400人中有33个学生有心理问题。她常担心，“我们作为班主任，稍微说一下什么，有些孩子受不了，就会给家长反馈。”
最后，夏琳带着家长去了办公室，指着办公桌上一幅自己的卡通人物像，说是这个学生专门画来送给她的。她想证明，这个学生是喜欢她的，她也很珍惜这份礼物。学生的父母才没有“追究”她的责任。
从那之后，校领导每次开会，重点强调不允许老师辱骂学生、殴打学生，“一旦被投诉，老师的工作肯定不保。”
被投诉以后，老师要履行很多流程和手续，随时被校长或者教务主任叫去谈话，如果和家长对峙，最后闹到校长办公室，领导会觉得老师没能力处理好这些情况。
最终，哪怕夏琳认为孩子有一定的问题，她还是会选择道歉。当学校的各级领导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时，她要接受层层问责，还需要调和各方关系，“就彻底失控了。”
面对学生和家长的“两难”
夏琳有一个更大的担忧，围绕各种琐事的投诉常态化后，加剧了学校和家长、甚至师生之间的对立情绪。
当了三年班主任，夏琳明显感觉，现在的孩子和家长“比较有主见” 。一个孩子在学校犯了错误，夏琳给家长打电话，家长通常会说，先去跟孩子了解一下情况。有一天早自习，夏琳发现班里的一个学生在看漫画书，她拍照发给家长，但家长不相信。
夏琳觉得，很多情况下的投诉，是由于家长对老师的不信任导致的，而要建立信任，家长也需要多了解老师的工作和想法，而不是“一上来就投诉、质问，甚至发律师函”。
在被多次投诉后，孔倩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学生和家长。当了十年教师，她感觉教书不是最难的事情，跟学生家长的沟通才是。
孔倩说，自己作为班主任，平时除了教学任务，每天睁开眼就盯着班级QQ群，包括家长的电话。
她早上6点就醒了，这半年多来，因为生了二胎，她起床后先给6个月大的孩子哺乳，再赶去学校，7点半到。但前不久的一次早读课，她因为照顾两个发烧的孩子，迟到了几分钟，她又一次被投诉。这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教育理念的不同也会成为投诉的原因。在她接触的家长中，很多人认为，对于调皮的孩子，一定要打骂，否则无法管理。孩子成绩变化，也是温和的教育方式导致的。
但并不“温和”的教育方式，也会被家长投诉。有时候李薇批评完学生之后，心里既害怕学生出事，又害怕被投诉。她知道，家长可能认为这会伤害到孩子。“但是侮辱的界限在哪里？”
李薇从小就想当老师，“学生变得更好就是当老师的心愿。”
在她看来，面对一些孩子的不良行为，老师应当树立起威严及时纠正——当然老师有人格魅力就更好了。如果老师不敢管，可能造成班级秩序混乱。
家长黄珊觉得，对投诉应该分情况看待，有时，一些好老师可能会被误伤。但有时候，孩子确实遇到了不公正对待，家长想投诉又不敢投诉，“这个时候家长就是弱势群体”。
半年前，黄珊读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告诉她，自己在学校午休时，因为站起来看同学的书被老师罚站了一小时。一开始，黄珊会站在老师的角度想，“管几十个学生不容易。”
但后来，她查看放在孩子背包里的录音笔发现，老师时不时会骂孩子。有次孩子没答出来问题，老师说“你可以去死了”。
黄珊打算先忍，“毕竟是班主任，还有一年多就小学毕业了。”她担心，如果没有投诉成功，孩子怎么办？
她想着先“服个软”，教师节，她准备了一张2000块钱的购物卡，最后被老师退了回来。
那之后，孩子带回来的录音又有一段，老师指责孩子在课堂上讲话，要把孩子换到最后一排。黄珊气得从沙发上弹起来，“孩子是近视眼，身高也很矮小，这等于剥夺他学习的权利了。”当天晚上，孩子回家跟她说，上这个老师的课，他会忍不住紧张地抓自己的手。
黄珊“忍不住了”，她特意去了解了教育部的规定，罚站只能罚一个小时以内。第二天，她带着录音先去教育局，再去学校校长室，投诉了老师。当天，孩子从最后一排换回到原来的座位，那个老师从此被停课。
在社交平台一篇投诉老师的经验帖上，黄珊留言写下自己的经历，她收到几十个家长的私信，大部分是觉得老师辱骂或者体罚孩子，犹豫要不要投诉老师，“如果投诉不成功，会加剧老师跟孩子的对立。”
她能理解这些家长的处境。但也有些家长的投诉事由让她觉得“有些过分”，比如因为自己的孩子没交作业被老师批评，或者老师罚抄单词等。
夏琳想起来，投诉她的一名家长曾提出，最好能让孩子担任班干部做一些事情，但开学事情一忙，家长请托过多，她便忘了，也不想记起。
“我不喜欢所谓会来事的家长，也不喜欢诉求过多的家长。”看着坐在班里齐齐整整的学生，她知道，“一碗水端不平”。她印象里，自己在读书期间，父母几乎没有找老师请托过，幼时父母务工，家境普通，“更遑论投诉什么。”
如今自己站上那方讲台，成为老师，境遇却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