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家:建议缩短中小学制 大部分人20岁大学毕业
企业家没有标签似乎会变得面目模糊，标签一多又因过于社会化而引发争议。
梁建章本来是“携程四君子”之一，1999年和沈南鹏、季琦、范敏一起创立了携程旅行网。随后，在那个给普通人洞开机会的大时代，沈南鹏成立了红杉中国，季琦创建了华住酒店集团——找到更广阔的商业领地，一再享受白手起家的成就感。
梁建章的轨迹则大不相同。2007年他辞去携程CEO职位去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师从美国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Edward Lazear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 Becker，最终成了一位人口经济学家。因为此时他发现，一个国家的创新创业活力和这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创业和创新的活力就越弱。
他瞄准了中国经济、人口和创新的关系，同时也看到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为了推动人口政策的改革，他出版了多部著作《中国人太多了吗？》《人口创新力》《中国梦呼唤中国孩》《人口战略》，2020年，他甚至出版了一本科幻小说《永生之后》，对人类未来的终极目标做哲学思考。梁建章让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的讨论，从禁区走到了公共领域。
一个人口学家不但要有企业家的战略性和前瞻性，还需要更大的社会责任感。
比起企业家身份，他现在更像一位社会学者，一位意见领袖，“给多孩家庭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 “建议取消中考”、“普及大学教育”……每次建议都引发很大的舆论动静，甚至质疑。
近日，就人口问题、AI带来的商业形态变化等，腾讯新闻的《创变者》栏目对话了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
中国生育率为何比大多数发达国家更低？
腾讯新闻《创变者》：根据人口研究团队的预计，2023年中国新出生人口只有780万，中国人口增速的下降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如果未来20年、3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按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会面临怎样的人口形势？
梁建章：2023年尚未结束，现在还不知道2023年新出生人口是多少，不过普遍估计2023年新出生人口将比2022年继续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死亡率为7.37‰；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过去七年，我国新出生人口从1800多万跌到去年只有900多万，按照目前1.1的生育率来看，我国每代人口将减半。这样的人口困境有可能使得中国在今后失去正在取得的创新科技大国的地位，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不可逆转的打击。
根据我们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如果没有出台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出生人口将在2027年跌破700万，到2050年降至493万，2100年仅不到100万。中国现在的出生人口只有印度的一半，到本世纪中叶只有印度的1/3，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1/4。按此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在2056年被美国反超，到2100年只有美国的2/3左右。现在中国总人口还达到美国的四倍多，可出生人口却将在两代人后被美国反超，可见人口衰竭之快。
腾讯新闻《创变者》：人口问题是一个“灰犀牛”，是否会影响20年以后的经济活力跟创新？如果以目前的趋势下降，对经济的影响有哪些？哪些产业的形态会因此而改变？
梁建章：由于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204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结构将严重老化，并且人口规模也会开始急剧萎缩，这些急剧的人口变化，将对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创新能力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影响最大的是婴幼儿产业，现在奶粉需求已经下降很多，而且很多地方幼儿园开始关停了，因为几年前新出生人口数量就腰斩了。未来有些小学会关、中学会关、大学也会关，人口的负增长对教育影响是最快的。
房地产跟其他的大宗商品不一样，它是一个长期的使用价值。其实现在房地产低迷，跟我们新出生人口跌得这么厉害，造成对房地产的未来需求预期不乐观是有关系的。如果能够通过鼓励生育政策恢复对人口预期的信心，对房地产可能有比较快速的提振投资的效果。
而对于旅游行业而言，旅游其实不太受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影响。因为人们最旺盛的旅游需求年龄差不多是60岁左右。这部分人群刚刚退休，有闲又比较有钱，所以对旅游业的影响反而比较小。当然延伸出来，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对健康产业也可能影响很小。
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养老是昂贵的，政府可能不得不降低养老福利金，因此，大多数人越来越多地需要依靠私人储蓄或者投资进行养老，从而导致老龄化社会的金融业更加繁荣；医疗保健也将成为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因为老年人将会花费更多金钱来延长寿命；而娱乐和旅游业依然是朝阳产业，因为它涉及人类的精神需求，即使人口已经老龄化，旅游业和娱乐业也将在整体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腾讯新闻《创变者》：目前人口下降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也在持续下降。这事实上也是全球化的问题？
梁建章：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率相对越低。比如，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普遍低于发展中的生育率。 但是如果中国仅仅是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一样低，那么中国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问题也不会比其他国家更严重。但是问题是，尽管中国的发展水平还不如发达国家，但生育率比大多数发达国家还低，这又是为什么呢？除了与中国过去几十年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有关以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使得中国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更低：
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房价收入比）几乎是世界最高的。高房价会极大地压抑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收入几乎是世界最高的，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成本也几乎是世界最高的。
第三，在中国养育孩子，还面临着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3岁以下的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这也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入托率50%的比例。
让大部分学生16岁就能上大学
腾讯新闻《创变者》：生育的问题可能不是生育本身的问题，它还是房价、教育等领域的问题。你被称为人口专家，是不是还要成为教育改革专家。教育的改革你觉得哪个国家的参考价值更高？
梁建章：我确实用了一些精力来关注教育改革。比如教育内卷的这个现状，这给学生和家长造成金钱和时间的负担，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现在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是参照工业化鼎盛时期的欧洲尤其是德国的体系，推行小学6年、初高中6年的通识教育或者职业教育，部分人可以到大学本科接受3-4年的专业教育，这个体系已经将近100年没有任何变化。教育体制没有变化，但在过去的100年里，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变，随着人类的知识爆炸，创新所需学习的知识越来越多。虽然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加强教育，但是中国教育的竞争和内卷可以说是世界上较严重的，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几乎是世界上最辛苦的。
中小学教育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现行高考和中考制度，其他国家也有统一的考试，但是不同学校和专业会综合学生其他方面的表现，只有中国只用一个总分公式来决定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录取，造成的后果是中学阶段尤其高中阶段的学习的几乎唯一目的就是为高考准备，这种应试教育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哪个国家参考价值更高？这个问题我想还需要多个角度来看。就目前的情况，我有更适合中国当下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应关注的三点建议：
一是建议取消中考。让所有愿意读高中的初中毕业生都能读高中。现在中考的目的，是分流一部分学生不上大学，转而走职业培训的道路。未来随着智能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工作需要大学教育。中考的评价过早，容易让那些起步晚的孩子遭遇错误的评判。
二是建议缩短中小学学制。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很多小学都是五年制，而现在的小学生，学习时间增加了很多，实际上完全可以缩短一年时间。而中考和高考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有2年时间用于复习和应付中考和高考。取消了中考，可以缩短一年时间，如果淡化或取消了高考，还可以再缩短一年时间。这就可以把基础教育阶段提速2年，16岁就能上大学。家长的负担减轻了，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大部分人20岁大学毕业，就能够更早地走上社会，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成家立业。
三是建议大学教育通识化和普及化。大学教育主要培养学习能力和生活在复杂社会的各种技能，所以不分专业和文理都应该学习大量的基础必修课，即实现所谓通识化。普及大学教育，让绝大部分中学生（比如80%）上大学，就没有必要通过“普职分流”来筛掉一部分学生，这样就可以取消中考，为中学的教育提速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当大学教育通识化以后，我们可以把本科教育去名牌化，从而解决高考内卷的问题。
腾讯新闻《创变者》：如果中国短期内无法降低教育、房价等生育成本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办才能提高生育率？
梁建章：我曾经列举过一系列鼓励生育政策的建议，其中有三项最重要，它们需要花的钱最多，收效也最大。
第一是现金和税收补贴。我们可以借鉴部分发达国家的经验，具体制定补贴政策：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予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20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置一个补贴上限），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20%左右。
第二是购房补贴和大城市扩容。如果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除了现金和税收补贴以外，还需要对多孩家庭实行购房补贴政策。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地区，实施一孩房价9折，二孩房价7折，三孩房价5折的政策（不超过补贴的上限）。这部分补贴的资金可以通过增加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来获得，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20%左右。
第三是增建托儿所。对女性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是孩子0-3岁的时期，所以很多国家提供了普惠性的托幼服务来缓解这方面的压力。建议把0-3岁的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牵头兴建至少10万个幼托中心，每年大概需要投入40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10%左右。
腾讯新闻《创变者》：人口生育率低和人口老龄化是两个伴生的问题？老龄化是否进一步加深了生育率低带来的创新力不足？
梁建章：人口老龄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带来老年人口增加，二是生育率下降带来孩子减少推高老年人口占比。寿命延长带来的老龄化是好事，体现了社会进步，而生育率下降带来的老龄化则是真正的危机所在。低生育率不仅会拉升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使社会失去活力，而且，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规模将持续萎缩。
人口对于创新力的影响，有两个最重要的效应：
一是规模效应。人口越多，规模效应越显著。一个制造企业生产100万个产品的单位成本要远远低于生产1万个产品。一家服务企业要服务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的单位成本，要远远低于服务一个人烟稀少的乡村。信息时代的规模效应更加突出。同样研发一个东西，比如说携程做一个APP，市场越大分摊到每个人的成本就越小，携程可以花几千人的研发团队去开发这样一个旅行的APP，在本土市场取得成功以后，就可以把这种先进的技术产品复制到其他市场。但如果是在韩国，人口只有中国的近三十分之一，就只能花几百个人去开发一个韩国旅行的APP。
二是年龄结构效应。科学家研究发现，人的脑力的衰退一般发生在中年以后。学习能力和反应速度在26岁以后就会衰退。人的工作能力不光是脑力，还需要经验的积累，所以一般来说，专业人士在30-40岁，精力旺盛，思路敏捷，并且有一定的经验，是最富创造力的年龄。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里，不仅是年轻人的数量变少了，而且职位被人数更多的老年人占据，年轻人晋升机会更少了，掌握的社会资源也更少了，因此更加失去了创新力。
人口对经济更重大的影响在创新力
腾讯新闻《创变者》：企业家和人口学家有不同的历史使命。从企业家到人口学家——从关注一家企业的发展，到关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算企业家精神境界的迭代吗？思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梁建章：我在斯坦福大学读的经济学博士。硅谷当时正是全球创新创业的中心，很自然地，创新和创业成为我的研究主题。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国家的创业活力和这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越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创业和创新的活力就越弱。随后，我的相关论文发表在经济学顶级学术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上。这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是很可惜，学术界的研究并不充分，尤其关于中国、人口和创新的关系，可以说是学术界的一个非常需要补充的领域，所以，我开始研究中国的人口数据。我很惊讶地发现，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口结构还相对年轻，但是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那时的中国还在实行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计划生育政策。
2011年博士毕业后，我在北京大学担任研究教授，认识了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我发现，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对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有各自的盲区。很多经济学家虽然明白人口萎缩的危害，但是并不清楚人口数据；很多人口学家虽然知道中国的人口数据，但是并不认为人口萎缩是个坏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政策在当时是一个敏感话题，缺少深入的对话和讨论。所以我决定尽我所能，来传播我的人口观点和政策建议，推动我国生育政策的早日改变。
2012年，我和北大社会学系的李建新教授共同出版了《中国人太多了吗？》，在我和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让计划生育的讨论，从禁区走到了公共领域。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和黄文政就中国人口问题公开发表了上百篇文章，也合作写了《人口创新力》以及《中国梦呼唤中国孩》。除了书，我也透过其他传播渠道，持续地在公共领域讨论人口政策议题，同时向大众普及人口经济学。我做了纪录片、人口经济学的音频课程，参加了很多内部和公开的讨论，也帮助起草了有关人口政策的提案和内参。2021年，我牵头组建公益性机构“育娲人口研究智库”（简称“育娲人口”），其汇集了中国人口和经济学家，致力于人口和相关公共政策研究。
腾讯新闻《创变者》：你早在2012年就提出“中国人可以多生孩子”。人口学家和企业家是不是都需要有前瞻性和战略性？你的发力想起到什么效果？
梁建章：我之所以相信自己对人口政策的推动能够起到独特作用，是因为我作为经济学家的学术训练以及研究领域，和以前的经济学家不同。以前的人口经济学家往往只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讨论人口对经济的影响。而我的研究结果显示，人口对经济更为关键和重大的影响，是对创新力的影响。当中国经济进入创新经济阶段，是否能够继续高速和持续发展，在全球拥有足够的竞争力，创新力是根本。但是人口萎缩和老龄化，正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隐患。不过，由于这还是一个前沿学术领域，人口和创新在中国还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因此我觉得我有责任从人口创新的角度，为推动人口政策的改革提供独特视角。
入境游的增加是对外开放的一个标志
腾讯新闻《创业者》：移动时代下半场，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和小红书这类KOL（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平台兴起，让原本格局稳固的OTA（在线旅游Online Travel Agency）市场产生新的变数。你是否感受到了这种冲击？
梁建章：携程过去一直是在交易方面做的比较好，在内容灵感方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工作，但就灵感方面现在更多的人可能是愿意到抖音、小红书这些纯内容的一些平台。对于现在来说，客人还不明确目的地的情况下，可能更多地是用这些社交平台。我们希望客人如果有明确目的地的话，比如说住什么酒店，可能网络榜单是最靠谱的，或者到了某一个地方行程应该怎么样安排，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做到最好的，最靠谱的榜单和产品推荐。这个方面携程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长远方面我们希望目的地方面也能够做出更好的产品。
腾讯新闻《创变者》：现代的企业家需要视野，你也经常在国内国外穿梭，最近有什么是对你触动很大的事吗？
梁建章：我最近刚刚参加了一些行业会议，比如11月17日在昆明的中国旅游交易会-全球旅行商大会。会上，携程和文旅部有关机构一同发布了“你好！中国”的国家入境游发展宣传片。最近也有一系列入境旅游便利措施集中发布，这些都是对行业非常好的信号。特别是入境游。 比如11月24日，外交部宣布试行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
从经济学的角度，单方面开放来客免签相当于鼓励出口，因为入境游是一种服务贸易的出口。所以，单方面开放免签相当于单方面减少了出口的壁垒，有助于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赚取外汇，提升GDP，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近几年，入境游的占比持续走低，2019年，中国的外国人入境旅游收入771亿美元，只占GDP的0.5%，而世界上，主要国家入境旅游收入的GDP占比都在1%以上，美国是1.05%，英国将近2%，意大利2.38%，法国是2.43%，西班牙超过7%，泰国超过10%。
如果能够达到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GDP的1.5%，每年就会多出1万亿元的旅游收入。这只是旅游的直接收入，还没有算带动的相关的其他收入，例如带动的相关投资，留学收入，外国人买房等，综合收入可能远远超过1万亿元。而且这些都是外汇收入，可以增强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入境游的增加是对外开放的一个标志。对外开放是长期的国家战略。对外开放可以增加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创新力。
AI无法像人类一样进化
腾讯新闻《创变者》：今年，由ChatGPT问世引发的AI智能时代的巨大争议，也引发了人类失业以及被替代的恐惧。你是怎么看的？
梁建章：AI（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全人类文明的进步。从AI与经济的角度来看，AI的发展是一种和人类互补的关系。
短期来说，人类正好需要一个AI的革命。在ChatGPT出现之前，世界最大的担忧就是全球范围的经济停滞。原因是，没有新的提高效率的工具出现。ChatGPT正好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工具。有人说大概三十年左右AI能够替代一半的工作，也就是生产效率能提高一倍。三十年生产效率提高一次，年化率也只有2%到3%，当下正好需要这样一个生产效率的提高。
但是，人工智能在短期内并不能替代很多服务性的工作，比如看护、导游类的工作。
所以，AI在经济上和人类是一种互补，短期内很多服务类工作还不能被替代，长期创新类和情感类工作也不能替代人类。AI会不断改善和提升，但是AI无法像人类一样进化。它在某些方面可能远远超过人类，但是某些方面却可能永远无法超过人类。
虽然AI会让很多行业的效率提高，效率提高成本就会降低，但成本降低并不代表着一定会刺激更多的消费，比如汽车降价到以前1/10的价格，我们会不会买更多的汽车呢？对于汽车、家电、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消费品，是有一个饱和度的。但是精神需求是没有饱和的，娱乐业、旅游业都是没有饱和的。
腾讯新闻《创变者》：从哲学角度，AI是不是会带给我们更多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梁建章：AI确实给我很大的震惊。对我冲击更大的可能不是商业上，而是给我在哲学和观念上的巨大冲击。以前我们认为人脑跟电脑还有巨大的差异，但现在看来，电脑只要能够模拟人脑的神经元，它就能够产生巨大的跃迁。
所谓智能一定会带来不可预测性和不可解释性。这种黑盒一样的AI使得未来的创新和人工智能的迭代可能会没有那么快，但我们需要思考，当今科技发展这么快，未来到底哪个科技会颠覆现在人类社会的形态，人类文明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人工智能、虚拟人？还是太空，环境，基因技术？哪一项技术会从根本上改变人性和人类的社会结构？这是很多科学家、未来学家都在思考的话题。
我觉得创新和传承是人类特有的、并与生俱来的本能。创新和传承赋予了生命更深刻的意义，这是让人类区别于AI的特权所在。
智能时代对生命的意义有什么影响？我总结，创新和传承越来越会成为生命意义更重要的组成部分。
腾讯新闻《创变者》：AI给旅游业带来了哪些改变？
梁建章：AIGC对于OTA的助力，可以覆盖售前、售后和途中。
售前阶段，旅游存在海量的非结构化和结构化的数据，还需要有海量的结构化数据，AIGC的出现可以消化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售后阶段，自然语言和机器人则可以提高服务效率和体验；在途中，AI助理可以提供更实时的导游和反馈。
同时，AI助理不可能完全代替消费者的决策，最终的解决方法还是用算法、榜单提供最佳的一个选择的清单让客人去刷选。不可能指望AI助理完全替代客人去决策，就像我的助理一样，我有很聪明的助理，但不可能完全安排我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