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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铃在凌晨一点准时响起。张永利从出租屋的床上爬起来，用冷水胡乱在脸上抹了一把，刷完牙，换上白衬衫、黑西裤、黑皮鞋，再系上公司统一的黑色领带出了门。作为专车司机，他要在凌晨两点半跑一个提前预约的单子。

单子是顾客前一天下的，接人的地方是开发区的一家会所，目的地则在附近县城的一个小区。车程40多公里，预约价格311.52元。平台抽成后，张永利能拿到250多元。

对这个月入一万元左右的专车司机来说，这是一笔大单，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地完成。

客人上车地点距离他只有3公里，10分钟就可以开到——那是张永利再熟悉不过的一家会所，他记不清自己在那里宴请过多少人，把多少瓶茅台灌进过自己和领导们的胃。

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彼时张永利还是“张总”，除了拥有一个房地产公司，手握四个楼盘外，他还有些七七八八的产业。而他的衣食住行也契合着人们对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的想象：开迈巴赫轿车，戴江诗丹顿手表，穿阿玛尼的POLO衫和古驰皮鞋。手机是15万以上的“威图”——这是全球最为奢华的手机品牌，仅键盘便由超过150个不同部件制成。2016年前后，张永利甚至想买一艘游艇。在他看来，那才算是富豪的顶配。

而这个夏日的晚上，张永利在会所楼下等到凌晨两点半，客人被两个保安扶了下来。他看上去喝得还不够多，至少能正常与人挥手道别。像所有训练有素的专车司机一样，张永利打开车门，扶客人上车。门口保安一愣，“这不是张总吗？”

张永利没接话，两人互相点头微笑后，保安似乎心知肚明了。

接着，张永利稳稳发动车子，隐入夜色中。

昨日世界

几天后，张永利出现在我面前时，还是那身专车制服。这个50多岁的专车司机身材微胖，脸色有些发红，自从当上司机，除了不时腰疼外，他的身体状态反而好了起来。他同意和我聊聊这些年的经历，前提是要尽量保护他的隐私，隐去具体地点和他参与过的项目名称等信息。

接下来的几天，他把出车时间减半，带我跑了几个项目工地、他曾经住过的别墅，以及那个隐匿的会所。在他的讲述中，我的眼前时常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外圈急流涌动，身处漩涡中心的张永利缓慢但又无法控制地下坠。

我是2017年在一个老红军的生日宴上认识张永利的。那时候他还是“张总”。他递给我的金黄色金属名片四周，有着镂空的祥云雕刻。名片上的文字则是另一种黄色，“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两部手机号尾数一个11111，另个是55555。

那一次，他穿着灰色戗驳领双排扣西装，系着彩虹色领带。他转身时，我瞥到了他的爱马仕腰带，“您这腰带不错，是向恒大许总致敬吗？”他听后大笑，“还是记者会说话，致敬这词儿用得好。”那之后，除了逢年过节的微信问候外，我们鲜有联系。

张永利入局房地产是在2015年前后。

当时，中国房地产业正处在从趋冷到回暖的转折点，“3·30新政策”、降息降准、地方解除限购……一系列政策释放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积极信号，房价开始回升。

由于房价回升太快，当年12月中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化解房地产库存”列为2016年中国经济工作五大任务之一。这是20多年来，该会议首次直接“喊话”鼓励开发商降价。但泼天的房价根本刹不住车，2016年北京北四环附近某小区的二手房，三个月内报价从800万飙到1200万。

彼时的张永利和3个朋友共同拿出两亿元，在一个省会城市成立了地产公司。其中，张永利投入了此前从矿产挣下的1.5个亿，属于出资最多者，理所当然成了董事长。在此之前，他从未涉足过地产行业，只知道这行来钱快。

他的两个合伙人此前都从事房地产。他们告诉我，和张永利是在饭局上认识的，也找他拆借过资金，觉得张永利“很实在”，这才拉着他一起入了地产局。

父母不同意张永利的决定，妻子吴秀华也提出反对。在他们看来，一家人衣食无忧，何必涉足一个风险大且并不熟悉的行业呢？张永利则铁了心要做。

他在当地买了两层写字楼当办公室，总共2000多平米。这其中，他一个人就占了半层，仅是一扇金黄色的防盗门厚度就有60厘米厚，房间内酒吧、练歌房、麻将室、台球厅、高级套房、室内高尔夫等一应俱全。

2015年，中国房地产业正处在从趋冷到回暖的转折点

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项目，是给一个地级市做城中村改造。具体来说，就是将城中村拆迁后，腾出的100亩地皮，一部分建回迁房，一部分建商品房。由于张永利的地产公司在省城成立，他去地级市搞开发，属于被招商引资过去的。当地领导承诺说，开发商负责拆迁安置，政府负责搞定土地招拍挂。

初涉房地产行业的张永利有些拿不准，他问领导，“招拍挂不是有不确定性吗？”领导打着保票，既然把你招来了，就有办法让你拿地。

项目真正启动起来，张永利意识到，开发房地产确实得投入很多。例如，领导让他们负责的“拆迁安置”，得由开发商出资给村民盖房子，且交房时是简装状态。他们做了个预算，算上拿地，整个项目投入不会低于10亿，利润大概有2亿左右。

张永利这才发现，早年开矿挣的那些钱，在房地产行业，扔进去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但排场总要摆足。2017年，他花300多万买了辆迈巴赫S600，以每月3万元的价格雇了一个叫刘普的退伍军人当司机。刘普在部队给领导开车，“很懂事”——张永利上下车，他会自觉地开关门；下雨时，会在张总下车前举着伞候在外面。他还有着一个司机最基本的素养，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会将张永利的任何秘密走漏出去。

起初，张永利想用自有资金搞开发，两个合伙人笑话他，说哪有开发房地产自己掏钱的，出去融资就可以。其中一个人教育他，“房子不是房子，是金融产品。”

当时，张永利觉得有道理，“我把自己的钱投到地产的话，其他生意可能会转不动了。何况，大多开发商都是玩空手套白狼。”接着，他和两位合伙人开始谋划前融。所谓前融，就是房地产开发前的融资。这个时候，因为还没取得土地，他们无法获得银行的低成本资金。一般情况下，只能找其他机构。

凭借原本还算雄厚的资金，没费多少力气，一家信托机构愿意给他们融3个亿。在做了三方担保、资产质押等手续后，这笔钱到了张永利这边。此后，三人又通过其他方式，总共融到8个亿。

钱到手后，就开始拿地。拿地过程像是演戏，张永利记得，有人找了几个地产公司参与了这场假竞拍，地块最终毫无疑问地由张永利的公司竞得。那块100亩的土地，每亩700万，光土地就花了7个亿。拿下土地证，张永利赶紧安排人去银行贷款，还掉了部分前融资金。紧接着，回迁房和商品房同时开工。达到预售条件后，房子开始预售。收回来的钱，用来还银行的贷款本息。

就这样，张永利参与的第一个地产项目，进行得还算顺利。

他和当地领导的关系也密切起来，他的办公室成了领导们的“后花园”。有领导一开始不敢去，路上就嘀咕，能不能不去，合不合适。去过一次后，带着醉意问张永利：“张总，以后我还能来吗？”张永利通常的回答是，这儿以后就是您家，“我给您在密码锁录个指纹”。

也有人为了避嫌，坚持不上楼，张永利就把他们带到那家会所。所谓的会所，其实是一家没挂牌的“茶社”，但平时不卖茶。它只有四个包间，每间约一百平米，分别用梅兰竹菊命名。每个房间都摆着一张直径超过三米的硕大红木餐桌，桌子外沿刻着九龙戏珠。房间一侧的墙壁上都挂着四米多长的山水画，落款是中国当代国画艺术大师关山月，真伪难辨。张永利最喜欢一个叫“兰亭”的房间，他觉得“兰”是“君子兰”，意味着和他吃饭的人都是君子。每次来会所，张永利和他的君子们，不算酒水，仅用餐花费就在万元以上。

低调又懂事的张永利深得领导们喜欢，后者不仅在项目上给他关照，张永利的父母去世时。还有领导带队去他老家吊唁、送花圈，让他赚足了面子。

凭借和领导的关系，公司在首个项目没完成的情况下，又同步在某市下辖的3个县里搞起地产开发，每个县做了一个楼盘。张永利也便坐着他的迈巴赫S600，穿梭在这座城市和他的四个项目中。车子带给他的安全感，微妙而确切。

第一桶金

张永利一直喜欢车，他接触车的时间也比别人都早。

由于父亲早年是一家国营机械厂厂长，厂里给配了“吉普212”汽车。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别说家属院里有辆轿车很新鲜，就连在大街上，轿车也算稀罕物。

张永利幻想着能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每次下车，总会有司机在一旁开门。

他是家中独子，父亲对他很看重，一直希望他能读更多的书，“继承”厂长的位置。但张永利对上学没兴趣，初中刚毕业，他就不读了。通过父亲的运作，他进了机械厂，并在3年内，从一线工人干到了科长。在父亲的庇护下，他拥有司机的日子，似乎指日可待。

雷声隐隐，未知来临，1990年刚过，厂子的生意肉眼可见差了起来。

工人们陆续下岗，哪怕厂长的儿子也未能幸免。1998年的一天晚上，父亲告诉他，厂子要被重组改制。父亲劝张永利买断工龄，另谋出路。至于这位厂长本人，也很快退休，那辆吉普车被收了回去。

28岁的张永利没时间沉沦，更没时间躺平。他见过世面，脑子也活泛，1999年，他决定跟人合伙开矿。

张永利当年开矿时，遗留下来的炸药孔

上个世纪90年代，矿产炙手可热。坊间时有传闻，只要矿上不出事，一年少则赚几百万，多则几千万都不算难事。尽管官方对矿产开采有着严格规定，但很多人甘愿冒险违法开采，张永利就是其中之一。

“啥证都没，手里有人就可以。”张永利说的“人”，是指年轻的打手。

他参与的铁矿位于一个山区县，算上他一共5个合伙人。最初做这件事时，每人拿出了100万元。张永利那部分钱，是找父亲借的。出身还算优渥的张永利知道门面的重要性。为了装门面，他买了一辆帕萨特轿车，并从老家找了个亲戚给他当司机。

由于没有证件，他们只能在下午六点之后开采，一直干到次日早上六点。

噪杂的开采声和轰隆隆的卡车声，难免招致周围村民的举报。但凡有举报，矿主们会先安排人去送钱。送钱不好使，打手就会上门拜访。

“老百姓很好对付，有关部门才难对付。”张永利讲起挣第一桶金的经过，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因为我们没证，有关部门三天两头找过来。他们也不进门，保安通报一声，我赶紧下去接待。”他谙熟“接待“流程——先喊哥，再递烟，数数来了几个人，每人送上1000元。“哥哥们”也都给面子，说是除了国家大型会议、活动期间不能开采，其他时间都可以动工。

开矿的利润有多大？张永利大致算了一下，按照当时铁矿价格，每吨能卖160元左右；他们改装的重型卡车，每车最多能拉五六十吨。这意味着，单车大概卖一万块，利润三四千元。每晚一般能拉几十车，基本上一个晚上赚个十万八万的不成问题。

30岁的张永利迅速挣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成了“张老板”。他的车子也从帕萨特换成了奥迪、奔驰、悍马，司机从1人变成3人。但比起“张老板”，他更愿意被叫做“张总”。

几年后，随着国家对非法开采的打击力度加强，他们的风险越来越大。害怕出事，张永利提前退出铁矿开采，并办了正经手续，独资开采起了硅石矿（玻璃原料）。硅石生意比铁矿更好，他先后做了三个硅石矿。到了后期，张永利又买了两个金矿，并投资了几座私人加油站、十几个大药房以及几十间商铺等。

2015年，张永利44岁那年，总资产已经超过了20亿。他买了三个独栋别墅，11套200平米以上的房子，分布在不同城市。

对彼时的张永利来说，钱只是个数字，是个抽象的概念。他喝着每克100多元的岩茶和茅台年份酒，宴请着一拨又一拨的领导。与此同时，他也惦记着扩大生意门类，挣更多的钱。而彼时可以用“疯狂”二字形容的房地产，成了他的首选。

还债

开矿时的好运气似乎没能转移到房地产身上。

搞了四五年开发，张永利的四个地产项目中，位于市区的那个总算搞完了，房子卖得也还不错。可公司会计一算账，根本没达到预期2亿左右的利润，甚至连1亿都没有。

“比如，一万一平方米的销售价格，大几千块是土地费，小几千是前期报建、税费，以及其他费用，再加上销售、管理等成本，最终算下来，每平米赚不了多少钱。”张永利愈发觉得房地产对他来说像是玄学，看着赚钱，其实没赚多少。他也慢慢理解了合伙人之前告诉他的， “房子不是房子，是金融产品。”

还有三个项目压在手里，导致他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那些年，张永利几乎天天在找钱、还钱。公司外债长期处于10亿左右。有关钱的问题上，两个合伙人透露，虽然他们也出过力，但筹来的资金可以忽略不计。“实在”的张总倒也没过分要求过他们。

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做生意就像是玩“叠叠乐”的生存游戏，下方的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撼动原本摇摇欲坠的结构，而个人的作用在此时显得微不足道。

房地产业像是玄学，看似暴利，实则很多人都在负债

张永利的危机是从2020年开始的。

中指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房地产2020年市场总结及2021年趋势展望报告》显示，2020年一季度，在疫情冲击下，新建商品住宅市场交易量明显缩减。张永利分布在三个县里的项目，也多少受到影响。

售楼部大门紧闭，没人买房子，二手房也卖不出去。张永利公司此前“拆东墙补西墙”的融资模式被打破，三个已完成的主体项目很快停工，整体销售量也只有五分之一左右。停工，意味着失去了盘活资金的能力，只能被市场宰割。他想过靠手里其他项目去救地产，可担心风险太大，不敢拆借太多。

紧接着是催收。他收到的第一笔大额催收，来自某担保公司，本息加起来共1.8亿。张永利的第一反应是，用其他生意的钱来应急，但很快又想到，这笔钱付出去后，自己可能就身无分文了。他决定拖。

拖下去的后果，就是这家担保公司起诉了张永利。很快，信托、私募、银行也来催收了。张永利公司欠下的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等，加起来共有12亿左右。当律师函、催收函等纷至沓来的时候，他开始将硅石矿、加油站全部出手或易主。

下一拨来讨债的是建筑商、承包商和劳务方。此时，张永利开始变卖名下大部分不动产和车子。卖掉几乎所有家当后，他提出离婚。站在民政局门口，吴秀华冷静地说，“孩子跟我过，其他的，你自求多福吧。”最终，张永利给妻子和孩子留下了一套200多平米的住宅。

“他太能折腾了。”对于这段婚姻，吴秀华的解释是，张永利不管有钱还是没钱的时候，都很少回家，两人更是早已没了感情，“家对他来说，只是旅馆。离了反倒轻松。”

忍痛将最后两个金矿出手后，他勉强还清了债务。

实际上，相比债务，张永利更大的压力来自买房者。三个停工小区共涉及1000多户业主。他们出了钱又住不上房，积蓄已久的愤怒足以将张永利吞噬。业主们先是堵售楼部，后来又去堵政府大门。每到这时，张永利和合伙人就会被有关部门叫去拿解决方案。所谓方案，就是找钱复工。三个人面面相觑，谁也找不来钱，就随意给业主们承诺复工时间。

到了时间没复工，业主们再去堵门，如此循环往复。

“没办法，就拖着。”张永利没有钱，也没有复工的能力。他甚至没有了从前的光鲜和傲气——他摘下江诗丹顿手表，戴上200多元的小米手环；卖掉迈巴赫，换上二手哈弗H6。他辞掉了月薪3万的刘普，又把那个豪华办公室卖出去筹钱。

没有房子住，他就去租房，也想着能躲躲那些业主。但业主们没放过张永利，他们偷偷在他的车上装定位，隔三差五往车上扔粪便。有几次，张永利打电话报警。警察每次出警都表示，一定会调查，但再没下文。

警察的态度倒是让张永利很受用，他们管他叫“张总”。这个称呼，他过去天天听，自从成了“无良开发商”后，几乎没人这么称呼他了。从前时常“泡”在他办公室的领导们开始管他叫“小张”“张”，业主们则叫他“骗子”“张骗子”“张无良”。

到了2022年，张永利终于因为一些官方政策，得以让项目顺利复工。由于三个项目的主体早已完成，复工一年后，基本达到入住条件。

张永利心里最大的石头总算落了地。这时的他没有什么大的欠债，但也一无所有了。

“张师傅”

50来岁的张永利没了20多岁时的心气。他想过东山再起，但把足疗店、采耳店考察一圈后，都放弃了。那些投资对此时的他来说都太大，他拿不出钱。

“张哥，要不你也开专车吧。跑得好的话，每个月能挣一万元。”失去那份月薪3万元的工作后，刘普到省城当起了专车司机，他对张永利的称呼也从“张总”变成了“张哥”。

这一万元，放在以前，对张永利来说就是一顿饭。可现在，意味着可以生活下去。

他决定接受这个建议。2023年10月，张永利回到省城。

省城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他的地产公司注册地在这里，交际圈子也在这里。但这一次，他成了最底层的打工者。他在开发区一个相对偏远的小区租了一室一厅，每月租金1400元，距离刘普租住的房子相隔几十米。

刘普告诉我，之所以帮张永利，是因为“张总”早年对他不错。更何况，他并没有像一些开发商那样，交不上房就直接跑路，“已经很有良心了”。

成为专车司机不难。先下载专用平台，按步骤操作后，留下自己的电话。很快，区域客服与张永利联系，通知他到一家合作的汽车租赁公司培训。培训内容以科目一为主，同时也涵盖了辖区内旅游景点分布等。

完成培训，再通过考试，张永利取得了开网约车资格。直到这时，他才被要求买车。

平台对专车要求是B级轿车（车身轴距在2.7米至3.0米之间），价格一般在15万元以上，且必须是新能源。张永利看中了一辆比亚迪，落地价24万多元——此前，他极少开这么便宜的车。

张永利手里只有3万元现金。他鼓足勇气找到当时一个开矿的朋友，提出借30万。朋友问他做什么，他说去开网约车。朋友没再接话，直接让张永利发个定位给他。很快，朋友开车给他送了30万元现金过来，借条都没打。

“不怕我还不了？”张永利开着玩笑。对方表示，“大家都是朋友，你帮了我很多。要真还不了，我就当丢了一块手表。这事你心里记得就可以。”

2023年11月，张永利正式成了专车司机。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露着半截方向盘的照片，配文是“为了生活，我也可以当司机”。坐在比亚迪里，他偶尔也会怀念迈巴赫，“一进迈巴赫，觉得自己是大佬。一进比亚迪，就觉得自己是司机师傅。”

这次再见面，我问起了他的“许总腰带”，他大笑，“早不知道去哪了，晦气。”

开专车，公司要求穿正装，对衣服品牌和质量没要求，但领带得买公司的，15元一条。张永利想省些钱，他从衣柜里翻出一身曾经定制的西装，上衣和裤子加起来2万多元。

刘普告诉他，如果想月入一万元，每天至少得跑12个小时。于是每天早上六点多，张永利就从床上爬起来，准备出门——以前做开发商的时候，这个时段他甚至还没有睡熟。

接第一单时，张永利有些紧张。他在家反复练习着那句，“您好，欢迎乘坐XX专车。”快到目的地时，又下意识看看肩头有没有掉头皮屑和碎发，生怕给对方留下不好印象。

那之后，“张总”变成了“张师傅”。每次乘客上下车，他都会毕恭毕敬地站在车子右侧，给乘客开门。下雨时，自己先冒雨跑出来，给乘客打伞。按照公司要求，除了和行程有关的话之外，司机不能主动和乘客搭话。

他对钱重新有了概念。按照张永利的说法，专车因为价格高，单子没那么多，一天12个小时能接十几单，就很不错了。预约单的价格要高些，所以他会努力接一些预约的单子。一般情况下，平台对每单车费的提成是20%左右。虽说车费实时到账，但每周只有固定一天能提现，一个月能提四次现。

头两个月，因为经验不足，他每月收入六七千元。刘普给他传授经验，告诉他接单的黄金时间和地点后，张永利的收入总算稳定在了一万左右。实在没单子的时候，他和刘普就把车一前一后停下，站在路边抽烟——担心会被乘客投诉有异味，他从来不在车里抽烟，甚至连葱蒜都不敢吃。一旦被投诉几次，司机就会从全时段接单，变成分时段接单，生意直接受到影响。

也会有房地产老板打到他的车。张永利恪守着不搭话的原则，有一次，他听到乘客对着电话那头说，“现在真没钱，你弄死我也没钱”，他踩着油门，心里偷笑。

一段时间过后，张永利觉得，这样的日子安静又简单，倒也还惬意。除了刘普，他又认识了几个司机，收车后，偶尔聚餐。没有人知道他过去是做什么的，大家聊的最多的话题，除了孩子，就是房子。

不久前，一些城市下调房产利率和首付，饭桌上，有人提起，“以前买房子真是亏大了，你说那些开发商，咋心那么黑？”张永利没接话，只是大口嗦食着眼前那碗西红柿鸡蛋面。

他的内心仍然焦灼——他在等着房价涨起来的那天，也还准备靠着那些没卖完的房子翻身。一时半会儿翻不了身，就意味着他得继续开车。按照平台规则，专车只能开6年。6年后，要么换车，要么转为快车，“我今年53岁，再开5年，到时候58岁。”张永利觉得，一个年近六旬的人即便还想开车，年龄和身体也不允许了。

他偶尔也担心遇到熟人。2024年春节前，一个衣着考究的男人上了车。没几分钟，乘客突然开口，“你这大老板来体验生活了？”

张永利吃了一惊，打量对方半天，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乘客说，自己是做服装生意的。一眼看出张永利这套西装是定制的，价格不菲，以为他是来体验生活的大老板。那天晚上7点收了车，张永利跑到批发市场，花400元钱买了一套劣质西装。那套定制西装，被他挂到柜子最深处，至今没有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