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对于咱80、90后来说，都并不陌生。

自打这80年代末从日本进入中国后，KTV曾以非常惊人的速度火遍大江南北，巅峰时期，全国KTV数量曾高达12万家。

当然了，那会儿还叫卡拉OK，从最繁华的北上广商业中心，到最偏远的三线小镇，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走进其中的任何一家，我们都能听到国语、粤语、闽南歌曲的各种撕心裂肺。

在娱乐市场相对匮乏的年代，能约三两好友去卡拉OK大厅秀俩嗓子，就是当时年轻人最为流行的活动之一。

可曾经吸引了两三代人的KTV，如今却似乎再也不能勾起年轻人的兴趣，除了大爷大妈，我们已经很难在KTV里看到其他人的身影，不过几年时间，KTV就仿佛变成了落后了几百年的过时产品。

KTV到底是怎么从潮流先驱，变成了脱离时代太远的过气产品？

1971年，日本人井上大佑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卡拉OK，最开始摆在小酒馆里，通过投币的方式来供顾客使用，还不能算是一种独立的经营模式。

到80年代初，因为VCD音影存储技术走向成熟，卡拉OK变得更容易操作，存储容量更大，并且有了歌词字幕效果，于是就出现了专门提供卡拉OK服务的娱乐场所。

那时候的卡拉OK跟现在可不同，整个店里所有人都在一个大厅，中间是个大舞池，大伙儿在一块跳得了交际舞蹦得了迪。舞池周围摆满沙发和桌子，然后每桌放一本厚厚的点歌簿，客人按上面的编码点歌。点的歌也是唱给全场人听，那跟现在的小包间比，唱首歌还是需要点勇气的。

有的甚至还配了主持人，或是有节目表演，总之互动性极强。

在摇滚火热的年代，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组建乐队，所以到KTV开一开腔也算是过一把当歌手的瘾，发泄一番年轻人过剩的精力。

从主攻招待客户的南派KTV，到专抓大众娱乐的北派KTV，北京广州两个中心开启了KTV的全国共振。

北京的第一家卡拉OK店在1988年夏天才开业，但到了1995年，各种歌厅娱乐场所却已经超过了1400家，KTV的价格也水涨船高，有的甚至放到今天都叫人难以接受。

1995年《北京日报》报道过一则案例，有人去唱卡拉OK，结账时发现“2听可口可乐76元，一瓶可赛矿泉水28元，一听啤酒45元，一壶红茶78元，一个果盘198元”，另外再加15％的服务费和包间费，最后总消费达到了惊人的1314元。

这一年北京房价也才三千多，每个月要多来几次KTV，就等于是送出了一个房间。

不过，这样离谱的KTV消费水平并没有持续太久。

1994年，松下的彩电录像一体机进入中国，酒井法子为其拍摄的广告也在央视播出，无数观众忽然意识到，原来在家里就能够唱卡拉OK了。

而在前一年，中国工程师姜万勐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VCD，很快就取代了磁带录像机成为中国家庭的必备品。1997年全国VCD的销量突破了1000万，价格也从一开始的两三千块暴跌到了四五百。

比VCD机更便宜的是VCD光盘，90年代咱们的盗版光盘市场不说是百花齐放吧，那也算得上是群魔乱舞。

每一张正版专辑，背后至少能对应10份盗版，最典型的是金钱豹唱片，因为MV魔性上头，备受盗版商欢迎而广为流传，也能算得上是80、90后的经典记忆，只是那个时候可能还比较困惑，不明白为什么唱片里的大姐姐们，总是要穿着泳装唱歌。

但不管怎么样，家用卡拉OK、VCD，再加上盗版光盘的流行，最后共同产生的结果，就是让商用KTV的用户快速流失。

98年北京关门的歌厅多达七成，包括开在王府井这样热门地段的KTV，也一样难逃倒闭命运，有老板就哀叹：“现在许多人家里都有家庭影院、音响了，那谁还到外面唱歌啊？”

90年代末，KTV的低潮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很快，有一种更适合大众消费的KTV经营模式开始在全国流行，这就是量贩式KTV。

和传统的商务KTV相比，量贩式KTV的特点就是薄利多销，并且用一天24小时不间断营业来提高包厢的利用率。

2000年初，著名的钱柜KTV,周六上午场每小时为45元，晚8点到12点则为195元，另外一家知名KTV麦乐迪白天场每小时为39元，晚间场则为100元。

这个价位相比90年代的虚火，显然是要亲民了不少。

除了量贩式KTV靠着低价策略重新拉拢顾客，另外还有一项容易被忽略的外在因素，也在激发大众的歌唱欲望。

从2000年开始，华语乐坛正式进入长达10年的神仙打架模式。孙燕姿、周杰伦、林俊杰等作为新人相继出道，已经出道的陈奕迅、刘若英等也在连续发力，推出了《十年》《后来》这样极具知名度的超级爆款。

而2004年，《超级女声》和《星光大道》前后登场，又一起开启了中国综艺的歌唱选秀大潮。

在灿烂星光和歌手梦想的照耀下，唱歌对无数年轻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和消遣，更可以是一种出人头地，受到万众欢迎的神奇捷径。

当然这样的成功，最后只会落在极少数的幸运儿头上，但KTV却毕竟提供了一个舞台，给了普通人一个沉浸式幻想的空间。

这样，消费价格降低，加上流行音乐和社会氛围的助推，KTV在21世纪再次走红，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扩张。

但这样的火热在音乐圈的眼里，却是另外一种滋味，因为不管他们的歌曲，在KTV里是唱上了几百万遍还是几千万遍，唱片公司和歌手其实都拿不到一毛钱。

此时KTV的盗版曲库跟盗版光盘一样猖獗，但音乐公司和艺人又不可能，去全国各地挨个找KTV维权。而反过来讲，就是有KTV愿意付费，也没法为几万首歌曲分别找到授权人。

在这个背景下呢，2008年，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成立，开始作为KTV和音乐公司的中间人，来统一授权和收费。

本来KTV走向正规授权，长期来看对华语乐坛的发展是一项利好，对KTV自身来说，也可以避免侵权风险，算是双赢的好事。

但问题是，理想情况下的制度设计，总是跟现实情况有出入，音集会的出现，反而是给KTV的发展造成了一系列新的困难。

最直接的就是经营成本上涨。

按照音集协的收费标准，根据地域不同，KTV的版权使用费是8到11块不等。

这个价格乍看起来并不高，但是要注意，这钱是按天数和KTV终端、也就是包厢数量固定要交的，而不管这天、这个包厢到底有没有来客人。

比如在北京，一家有30个包厢的中型KTV，一年营业300天，每年光是版权费就得多花9.9万元，这对走低价路线的量贩式KTV的影响不言而喻。

除了收费偏高，还让KTV经营者感到郁闷的是，音集协是真的就“只管收钱”。它既不提供正版曲库，也不提供歌曲更新服务，最后KTV用的还是盗版曲库，等于是花钱连个响都听不到。

比这个更叫人难以接受的是，KTV就算花钱买了正版，还是难逃侵权官司。

因为不是所有唱片公司的所有歌曲都交给音集协代理，每年进进出出的情况又很常见，所以许多老歌的产权背景，就是一笔糊涂账。

而2008年最开始建立的时候，音集协的授权歌曲超过15万首。

但KTV又不可能去时刻关注这15万首歌的具体情况，很多时候都是人家找上门来了，才知道原来那首歌是不包含在授权列表里。

而音集协碰到这种争议情况，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一纸通知，要求KTV自己下架。

最典型的是在2018年，因为权利人退会，音集协就要求全国的KTV要下架6609首歌曲，其中还包括有像是《十年》《泡沫》《死了都要爱》这样的流行经典，在当时也曾引起广泛热议。

有人就调侃，付费KTV就是“正版受害者”，花着正版的钱遭着盗版的罪，同时还连累了消费者一起遭罪。

一般用户并不关心歌曲的版权纠纷，只是觉得现在KTV是“加价不加量”，收费越来越高，能点的歌反而是越来越少。

毕竟KTV不管装修多精美，小吃多丰富，核心功能还是唱歌，要是这点都满足不了，去的人自然就会减少。

而对KTV来说，另外一个难以解决的痛点，是时代变迁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在八九十年代，中国青年的时间是多余的，娱乐是匮乏的，夜生活是没有的。KTV的横空出世，就像是一块拼图，填补了大家日常休闲的那块巨大空缺，所以它能在很短时间里就火遍全国，成为青年活动的中心，交际的胜地。

但是在2010年以后，随着手机、电脑各种电子产品的普及，游乐园、桌游店、剧本杀、密室逃脱等等新型娱乐场所的开发，KTV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就不可避免地下降了。

到2015年，全国KTV达到了巅峰的12万家，但经营者却发现，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年轻人减少光顾，节假日的汹涌人流也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惊人的关店潮，到2022年，全国KTV门店数量已经跌到只剩5万家。

剩下来还在苦苦支撑的KTV，要么转型成为“中老年服务基地”，发展夕阳红娱乐项目，要么就是彻底放弃大众市场，专门经营高端商务。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必须承认，那个全民唱K的时代已经结束，KTV曾经享受过时代的红利，现在也同样被时代抛弃。

当然，走过同一段历程的也不只是有KTV，台球馆、录像厅、街机厅，都已经一个个地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它们或者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或者是被更新颖的行业所取代，在时代的洪流中，所有的时髦其实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浪花。

而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观众或许也会有几分惆怅，它们曾是我们青春的记忆，但未来也终将随着青春一同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