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不敢相信，奥斯维辛也有爱情？
《辛德勒的名单》
奥斯维辛是“恶”的代名词。作为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之地，奥斯维辛展示出的恐怖、残忍超乎常人想象：从近距离枪杀到毒气室、将孩子的头撞向火车车皮、玩弄焚烧后的尸体、用X射线和注射药物对女性做绝育实验……
这是一片法外之地，借用阿甘本的概念，是永久处在“例外状态”的空间，被置于正常法律秩序之外，理性、良知、常识失去效力。在这里，囚犯变成“牲人”，而看守则变成“兽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恶的党卫队成员，并非本身就是十恶不赦的无耻混蛋。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可能是慈爱的父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在银行工作的普通职员，只是到了集中营这种特殊的非人化境地之中，他们才显示出魔鬼般的面貌。
英国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导演劳伦斯·里斯在《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一书中，指出奥斯维辛并不能简单归咎为极个别人性泯灭的独裁者的指令，它映射出的是无数心智正常者的心灵黑暗之地，是无数下层纳粹分子、普通人推波助澜实现的“累积式激进”。学者徐贲在为《奥斯维辛》撰写的导语中也提到，“极权诱发、利用和加强人性中阴暗和残酷，而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又在这样一种统治秩序中极度放大了极权的制度之恶。”
这本书基于里斯指导的BBC纪录片，其中有很多档案资料和第一手的访谈材料。受害人、幸存者甚至加害者的访谈，都向我们展示了明暗之间的复杂人性。“最重要的或许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situation）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辛德勒的名单》
幸存者托伊·布拉特在采访中说，“人们问我，”他说，“‘你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 ：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
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 ：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就像学者徐贲在导读中指出，问题不在于“非人性”，而在于“人性”。在奥斯维辛，很多不可置信的事情变的可能。除了上文提及的残暴兽行，这里还有其他的故事上演，比如至少有一位党卫队员，爱上了在集中营工作的犹太女囚。
这段爱情故事是本书最离奇的故事，在今天摘录出来，分享给读者诸君，并不是想假片刻的浪漫和微弱的光辉来掩盖黑暗，而是想在大家已有了解的奥斯维辛之外，进一步传达它真实的复杂性。奥斯维辛是一个更大的故事，我们从未真正了解它，就像我们从未真正了解自己。
下文摘选自《奥斯维辛：一部历史》第四章“腐败”。
奥斯维辛中的爱情
在奥斯维辛，党卫队成员与犹太犯人之间理应不会发生性行为。屠杀犹太妇女是党卫队的神圣责任，而与她们发生关系则是犯罪。然而，正如奥斯卡·格伦宁指出的：“当对某些人的兴趣超越了对整个犹太人群体的感觉，这些事情是会发生的。”这些女犯完全在党卫队的控制之下，党卫队确定她们迟早会被杀死，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行不会暴露，再加上一点酒精的作用，意识形态就被抛到一边了。
奥斯维辛的党卫队队员强奸女犯的做法其实并不新奇，因为许多士兵都这样对待“敌方”女性，但以下这个事实却可以完全颠覆我们的想象：至少有一位党卫队成员爱上了在集中营工作的犹太女性。海伦娜·斯特洛诺娃与弗朗茨·温施的故事确实是奥斯维辛历史上最离奇的故事之一。
海伦娜·斯特洛诺娃，斯洛伐克犹太人，在“加拿大”工作的第一天便受到党卫队士兵弗朗 茨·温施的照顾。图片来自《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海伦娜来自斯洛伐克，早在1942年3月就被送到了奥斯维辛。她在集中营初期的经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同样是在饥饿和身体虐待中挣扎。头几个月她被分到一个在户外工作的分队，负责拆建筑、搬碎石。睡在满是跳蚤的稻草堆上，她惊恐地看着身边的女犯逐渐丧失希望，一个接一个死去，而她最好的朋友是头一个放弃的。她“看了看周围的一切”，然后说：“我一分钟也不想活了。”她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喊，直到党卫队把她带走，结束了她的痛苦。
与其他人一样，海伦娜也意识到，要想活下来，她必须转到一个不那么耗费体力的分队。她认识的一个斯洛伐克女友当时已经在“加拿大”（集中营中清点、整理犯人财物的地方）工作，她给海伦娜提了一个建议 ：她们分区有一个女犯刚刚去世，如果海伦娜愿意裹上白色的头巾，穿上从那个女人身上脱下来的条纹囚服，那她第二天就可以加入她们，混进整理衣服的营房工作。
海伦娜照她说的做了，但不幸的是，卡波看出她是“混进来的人”，并对她说，她回主营地以后将被送到“惩戒分队”。海伦娜知道这无异于死刑判决，“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想，至少我能在‘头上有屋顶’的地方工作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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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的是，海伦娜在“加拿大”工作的第一天（本来也应该是最后一天）刚好是负责监督衣物整理区的一位党卫队士兵的生日，他就是弗朗茨·温施。“吃午饭的时候，”海伦娜说，“她（指卡波）问谁歌唱得好或者会朗诵，因为今天是一位党卫队队员的生日。一个希腊女孩奥尔加说她会跳舞，可以在我们叠衣服的那张大桌子上跳。我的嗓音很好听，所以卡波说：‘你真的会唱德语歌吗？’我说：‘我不会。’因为我不想在那里唱歌。但他们强迫我唱。
我为温施唱歌时一直低着头，不想看见他的制服。我一边唱一边流眼泪，等我唱完，我突然听见他说 ：‘谢谢。’他轻声让我再唱一遍……其他女孩都说 ：‘唱啊！唱啊！他可能会让你留下！’于是我就又唱了一遍。那是一首我（在学校）学会的德语歌。他就这样注意到了我，我想也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爱上了我。我的命就是这样保住的，因为一首歌。”
温施要求卡波让这个唱歌如此动听的女孩第二天继续来“加拿大”工作，这个要求救了她的命。海伦娜不用被送去惩戒分队，而是正式成为“加拿大”的一员。虽然第一次见面时温施对海伦娜十分友善，但海伦娜一开始对他很“反感”。她之前就听说他可能有暴力倾向，其他犯人说他杀死过一个进行违规交易的犯人。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以及几周时间里，温施依然和善地对待海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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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休假期间，还通过手下的犹太男孩给她送去几盒“小点心”。休假回来后温施做了一件更大胆的事——给她递纸条：“他回到我工作的营房以后，走到我身边，给我扔过来一张纸条，我不得不马上销毁，但我看见了上面的字 ：‘爱——我爱上了你。’我痛苦极了。我宁愿死也不愿跟一个党卫队士兵在一起。”
温施在“加拿大”有自己的办公室。他想出各种理由让海伦娜来见他。有一次，他让海伦娜来给他剪指甲。“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然后他说 ：‘给我剪指甲，让我看看你。’我说 ：‘绝对不行。我听说你杀过人，一个年轻人，就在围栏边上。’他总是说没有那回事……然后我说：‘别让我再踏进这个房间……别让我剪指甲，什么都别让我做。我不给别人剪指甲。’
我转过身，说 ：‘我要走了，我不想再多看你一眼。’于是他朝我大喊，他突然之间就变回了党卫队队员：‘如果你敢走出那扇门，我就要你的命！’他拿出手枪威胁我。他爱我，但他的面子、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什么叫你要走了？我允许你走了吗？’我说 ：‘开枪打死我吧！开枪吧！我宁愿死也不想再做个两面派。’他当然没有开枪，我还是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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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流逝，海伦娜渐渐意识到，温施是个可以让她依靠的人，虽然一开始她完全无法相信这点。知道温施对她的感情后，她有一种“安全感，我想，这个人不会让任何不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这种感觉有一天变得更加强烈，因为那天海伦娜从一个斯洛伐克同胞那里得知，有人在集中营里见到了她的姐姐罗津卡和她的两个孩子，他们将要被送进焚尸场。当时海伦娜结束了工作，正在比克瑙的营房中休息，她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不顾宵禁离开营房，跑到焚尸场附近。
没过多久温施就听说了海伦娜的举动，在焚尸场附近找到了她。温施先对其他党卫队士兵大声说，海伦娜是“我仓库里一名优秀的工人”，然后他把海伦娜摁在地上揍她，因为她违反了宵禁规定，这样其他人就不会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
温施已经得知海伦娜是为了她姐姐跑到焚尸场附近，于是对她说：“赶紧告诉我你姐姐的名字，要不就来不及了。”海伦娜告诉他是“罗津卡”，并说她还带着两个小孩子。温施说“小孩在这儿活不了！”，然后就朝焚尸场跑去。温施从焚尸场找到了罗津卡，把她拉出队列，说她是他的工人。但罗津卡的孩子死在了毒气室。温施后来帮罗津卡在“加拿大”安排了一份工作，让她留在海伦娜身边。
“我姐姐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海伦娜说，“他们对她说她要工作，而她的孩子被送进了幼儿园。他们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她问我：‘孩子们去哪儿了？’我说 ：‘在营地另外一边，那里有个幼儿园。’她又说 ：‘我能去看他们吗？’我说 ：‘再过些日子可以。’”
海伦娜的姐姐不停地询问孩子的情况，这让海伦娜特别沮丧，“加拿大”的其他女犯看到后，终于有一天对罗津卡说 ：“别再纠缠了！孩子们已经不在了。看见那堆火没有？他们就在那里火化了你的孩子！”罗津卡大吃一惊，心如死灰，“不想再活下去”。是海伦娜不断的照料和关心，让她姐姐熬过了接下来的几个月。
罗津卡因孩子惨死而悲痛欲绝，但她仍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她自己活了下来，并在她妹妹的保护下活到了战后。“加拿大”的其他女犯对她们两人怀有复杂的情感。“我的姐姐还活着，但她们的姐妹却没有，”海伦娜说，“我姐姐来了，他（温施）救了她的命。这样的奇迹为什么不能发生在她们身上？她们失去了父母、兄弟、姐妹，失去了一切。就连那些曾经为我高兴的人现在也不是那么高兴了。我没法跟朋友分享我的喜悦，我怕她们。她们特别嫉妒，嫉妒我的好运气。其中一个很漂亮的女犯人对我说 ：‘如果温施碰见你之前先看见了我，他爱上的肯定是我。’”
在温施救了姐姐后，海伦娜对他的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我最后真的爱上了他。他不止一次（为了我）冒生命危险。”但与奥斯维辛其他一些男女不同，这对恋人之间从未发生过性行为 ：“犹太（男）犯人在工作时爱上了各种女人，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溜到我们叠衣服的营房中，在那里做爱。有一个人帮他们放哨，如果有党卫队士兵过来就赶紧告诉他们。我却不行，因为他（温施）是个党卫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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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人只有眉目间的传情、匆匆说出的情话和潦草写下的字条 ：“他会先东张西望一番，确定没人在听才对我说‘我爱你’。在那个地狱里，这让我感到温暖，给了我鼓励，尽管这些话只代表着一段疯狂的、永远无法实现的爱情，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太不现实了。有些时候我会忘了我是个犹太人而他不是犹太人。真的。我爱他。但这份爱太不现实了。在那个地方，什么都可能发生，无论是爱情还是死亡，但大部分是死亡。”
一段时间之后，“整个奥斯维辛”都知道了他们两人的感情，他们最终被人告发了。没人知道告密的是个犯人还是个党卫队看守，总之，用海伦娜的话来说，是个“卑鄙小人”。
一天，海伦娜结束了工作，正往营地走，一个卡波让她出列。她被带到了11号楼的惩戒地窖。“他们每天都把我带出去，并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告诉他们我与这个党卫队士兵之间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会当场要我的命。我站在那里，坚持说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与此同时，温施也被抓了起来，与海伦娜一样，在遭到逼问时他一口咬定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在经过了五天的审问后，他们两人都被释放了。
海伦娜遭到了进一步的“处罚”，被要求在“加拿大”营房的一个区域独自工作，远离其他女犯。温施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他与海伦娜的关系，他还是继续保护着海伦娜和她的姐姐，直到奥斯维辛解放。
海伦娜与温施的故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奥斯维辛，有太多谋杀、偷盗和背叛，体现了人类最原始的残忍特质，而关于爱情的故事却寥寥无几。但在这样的环境下，爱情竟可以在一个犹太女犯和一个党卫队守卫之间滋生，这实在令人不敢相信。如果这些事实被写进一本小说中，读者会认为这样的情节太不可信，但在奥斯维辛发生的太多事情都会给人不真实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