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一篇“北大教授成24小时照护者”的文章刷屏，

文中主角胡泳今年50多岁，

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

他的母亲今年85岁，

患有阿尔茨海默症3年，

胡泳也没有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母亲的“护工”。

胡泳不得不削减在科研、学术上的时间，

每天六点半起床，

陪母亲吃饭，洗漱，晒太阳，

除了工作，大部分时候都在家里。

在重复的照护日常当中，

他也常在思考，

失去记忆的母亲究竟还是不是自己的母亲？

如果照护的结果必然失败，是否还有意义？

胡泳在朋友圈签名处写下里尔克的一句诗，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从学者到照护者，

他如何看待照护和养老问题？

今年5月，

我们在北京拜访了他的家。

编辑：张雅兰

责编：倪楚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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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给母亲擦脸、喂水

“人生始于屎尿屁，终于屎尿屁”，在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3年后，胡泳对此有了更深的体会。

当这位北大学者决定将自己作为照护者的经历发表出来，照护这个议题，再次进入大家的视野，照护者这个向来隐形且沉默的群体，也获得了更多关注。

我们见到胡泳时，他刚陪母亲吃完早饭。母亲眼前放着摊开的杂志，胡泳坐在一旁给母亲擦嘴、擦脸、喂水，母亲有时静默，有时则不耐烦地将胡泳推开。随后，他给母亲穿好衣服、和保姆一起将母亲扶上轮椅，推着母亲下楼晒太阳。这是每天固定且重复的日程。

胡泳将母亲推到楼下一片阴凉地，母亲怔怔地盯着前方，不言不语。胡泳坐在一旁，抽空回复一些工作消息。母亲表达已经不太清晰，胡泳还是能大概猜到她的心思，偶尔帮她折下路边一根野草，尽量满足她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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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和母亲看着玩耍的孩子

在他们不远处，几个妈妈正围着一群3、4岁的孩子，他们叽叽喳喳地吵闹着，自顾自地跑来跑去。两幅场景形成对比，也恰好映照了胡泳近两年意识到的问题：人在生命两端都需要照顾，否则孩子会夭折，老人会被遗弃。照护是人生状态的一部分，应该上升到人的基本境况去认识。

“但是照顾孩子好歹满怀着希望，但是照护一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则一定意味着失败，所以这必然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

将母亲推回家里，胡泳迅速收拾好自己的包，他要立刻赶到北大参加学生的毕业答辩。母亲的沟通能力严重退化，也常常不记得胡泳是谁，但最朴素的关心，依然存在于她的潜意识里，她总要问胡泳，“到点了？你这就走了？你有饭吃吗……”胡泳轻轻拍拍母亲的肩膀，“我有饭吃，你在家好好的，我下班就回来。”对胡泳来说，如今的生活大抵每天如此，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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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为母亲摘下一株草，老人已经很难表达，两人只有这样简单的交流

作为他人眼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旁人下意识觉得，胡泳理应和更有价值的工作绑定，但尝到照护的苦楚后，胡泳觉得，照护的价值被轻视低估了，照护者需要外界的支持，社会的帮助。

中国60岁以上的失能老人数量有4000多万，这也意味着有4000多万的家庭要面临照护难题，需要有人将这些经历摆上台面来讲，“如果你默认他人根本无法理解你，就等于掐断了最后向外界表达的机会。”

胡泳说，世界上只有四种人：曾经是照护者的人，现在是照护者的人，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还有需要照护者的人。照护是每个人都终将面对的议题。

面对社会的老龄化趋势，独生子女一代的成长，下一代照护者或许将面临更加严苛的照护处境，胡泳希望，大家能更加开放地谈论疾病、衰老和死亡，更新固有的认知，从符合人性的角度出发，让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成为可能，也给予照护者更多支持，被照护者更多尊严。

在刚刚开始照护父母之后，胡泳曾在朋友圈签名处写下了里尔克的一句诗，“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在“挺住”背后，他从没有丧失意义感，也向内求得了更多关于生命的答案。

以下是胡泳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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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和保姆扶母亲上轮椅

我是60年代生人，现在在北大教书，快退休了。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时间比较长，但之前他们身体一直很正常，但到了某个时刻，你发现自己突然进入了照护阶段。3年前，我母亲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去年，我父亲去世了。

我现在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起床了，晚上12点睡觉。偶尔参加一些公共活动，其余时间基本就呆在家里，生活挺简单的。因为我妈现在饭吃得很少，所以我们也改成一天吃两顿了，我负责买菜，保姆来做。

我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但因为我姐姐不在北京，所以目前主要是我和我哥分工照顾。但因为我母亲住在我家里，我就成了主要的照护者。疫情的时候，对我来说是最艰难的。因为当时我还要照顾我父亲，还要避免他们被传染，我当时真是筋疲力尽了。

我妈妈的记忆力、语言表达都在急剧退化，我有很多杂志，我偶尔会教她一些里面的字，像教小朋友一样。大部分时候，她会假装在看杂志，我也不理解她说的话，只能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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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完母亲，胡泳要立刻收拾东西赶往学校工作

之前很多人问我每天在照护上花多少时间，因为我们平常做事，会按照时间的团块来决定做什么。但照护就会将你所有的生活全部打乱，你没法计算时间。

照护的日常是语言难以描述的。有时候我觉得很委屈，我是为你好，但你不领情，明明已经为你牺牲了这么多，你还是对我想骂就骂。有时候已经很累了，但她就是不睡觉，或者一直在收拾东西，把所有东西摔一地，夜深人静大声嚷嚷，就是要跟你反着来，这些时刻都会让人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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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和父母合影

我有时候觉得命运像一个开玩笑的人，我妈以前是非常开朗的，是个有名的大嗓门儿，现在极其安静。她在逐渐变老的过程里，也变得很窝囊。以前她是非常利索的一个人，家里洗洗涮涮，把家里弄得一尘不染。现在她由于没有排便意识，会让家里常年弥漫屎尿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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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母亲，胡泳眼眶湿润

大家都不是圣人，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冲她嚷嚷，我哥我姐也会。但事后我又会很内疚，觉得自己太不争气了，就像是跟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生气。

我也会有破防的时候。当我妈第一次特别正经严肃地问我，你妈妈好不好？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还有一次我姐从外地过来，我妈妈刚开始都不记得我姐了，她问，你来了？那你妈妈在家谁管？我姐当时就崩溃了。这样的时刻太多了。

之前我写了一篇谈照护的文章，引起大家的讨论。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或者原因，每年一批新生成为我的学生后，会有一个“胡门第一课”，就是大家见面吃饭聊天，我也会提前征集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聊一聊，当时非常意外，有学生提到想听听照护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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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和学生

这一代的孩子都是00后，他们的父母开始照顾他们的祖父母，对他们来说，照护还是相对遥远的。我讲完之后，他们才意识到了原来父母那么辛苦，也会担心自己未来的照护问题，老了谁来照顾自己？

网络上大家也有很多不同的反应，他们觉得，北大教授应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而不应该将时间花在这件事（照护）上。还有些人觉得北大教授的生活条件可能比一般人好，他都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那普通人怎么办？

还有些人没仔细看文章，下意识觉得我是女性。我们生活在男权社会，男性相对有权势，女性没有。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把育儿、照护这些事甩给女性去做，这个工作也被认为是相对没有价值的。

大家的逻辑也是如此，我是一个大学教授，似乎就应该干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而照护是一个低级的工作。其实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工作的价值。你的工作的价值就一定那么高吗？你的妈妈处于失智的状态，你和她在一起，价值有那么低吗？我觉得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就能解决一些纠结挣扎的问题。

当我说出自己的经历后，很多曾过照护经验的人，觉得我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其实大家都觉得，就算说出来，别人连十分之一都理解不了。但我觉得照护还是应该公开讨论的，因为照护者面临着巨大压力，也需要社会的帮助。

照护其实是我们人生状态的一部分。在生命的很多阶段，你都能找到相似的部分，比如之前就有妈妈留言说，这不就跟带孩子一样吗？人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人在生命的两端都需要别人照顾，因为如果没人照顾，小孩会夭折，老人会被遗弃。

从这个角度讲，生命前端的养育和后期的照护都证明了人本质上的脆弱性，不管你曾经有多厉害，叱咤风云，身强体健，只要到了一定的阶段，都需要别人照顾。

很多人对阿尔茨海默症的认识也不足。我母亲最主要的症状就是记忆的丧失，她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白天当黑夜，反复地收拾东西。很多人可能就会说，老人上了年纪了，记忆力不好，忘性大了，一句“老糊涂了”就带过了，大家会有回避。

对于疾病和照护，很多人不了解，这不代表它不存在。我觉得有必要将照护这件事上升到人的基本境况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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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边的老人（与文中人物无关）

我其实是典型的三明治一代。我正好面临着养育和照护两方面的压力，我现在工作量还是挺大的，两个孩子也还没有成年，压力很大。

其实正常来讲，你的伴侣才是第一顺位，孩子排第二，其次才是父母。但由于目前我母亲这样的状况，我只能寻求我的伴侣、孩子的谅解。我每年只有三分之一多的时间能陪伴他们，我一直在各种内疚里面挣扎。

照护不是个人的事情，它一定是一个家庭的事。所以你不能只考虑你自己的想法，大包大揽。我公开谈论我的经历，也是希望大家不要避讳谈论疾病和死亡。中国家庭有一个基本的运作模式，就是大家从来不把话当面说清楚，每个人还都有自己的道理和想法，最后不光会产生矛盾，还可能反目成仇。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家庭进入了照护阶段，全家人一定要坐下来，将这些事放在桌面上讨论。如果父母还意识清醒，也要让父母提前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可能父母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安排，大家要提前说清楚。

之前我收到很多留言，大家都问为什么不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去，让专业的人来帮助你。也有些人说，只有在家里，老人才是最舒服的。

其实我当时考虑过将母亲送到养老院，甚至全家出动去考察，但是我妈妈明确表达了不愿意，我当时就把这个动议彻底废除了。

我觉得如果能让老人自己选择， 百分之九十的老人不愿意去养老院。因为和老人尊严最相关的东西，叫独立自主性。人进入老年后一个非常大的恐慌，就是丧失了独立自主，比如生病了，必须要坐轮椅，自己没有多大的反抗能力，就必须听从子女的安排。

在养老院，人不可能有独立自主性的，因为它是机构，你周围都是陌生人，你也必须按这个机构的规定来，会对你产生各种限制。

从符合人性的角度来讲，人应该居家养老。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这并不现实。

在过去的中国，基本是家族式养老，所以不太构成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罔顾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迁。

由于人口的流动性，现在传统家庭的规模缩小了，很多子女和父母不在同一个城市，老人也没有那么多子女，因此未来独生子女一代长大后，可能会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我觉得，未来的养老应该多在社区上下功夫，让很多问题交给社区来解决。比如，可以建立更好的社区卫生中心，让每个社区都能开食堂，这样老人就不用在家里做饭了。也可以在社区开一些托老所，早上把老人送过去，晚上接回来。

还要强调一点，虽然我自己没有选择养老院，不代表我建议大家都不要选择养老院，一定要根据自己家庭的状况来决定。事实上，只要进入衰老这个过程，就没法有两全其美的选项。关于照护，没有标准答案，是因人而异，因家庭而异的，要根据家庭的具体情况作衡量。

很多人也说，如果连生活在大城市的老人依然面临照护困难，很多在农村里生活的老人可能处境更难。我母亲以前在农场工作，她是农场工人，所以她也没有养老保险，退休金只有很可怜的一点钱。我觉得，应该建立更加完善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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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毕业时和父母合影

我是一个很难丧失意义感的人，从小到大，无论做什么事，我都觉得不徒劳。我既是父母，也是我父母的孩子，做好父母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你有义务和责任，反过来，照顾父母也是一样，这些都构成了你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它肯定是有意义的。

但是我干的这个事是一件注定失败的事，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成功。这跟带孩子还是有很大差别，带孩子还是能看到希望的，有一种期望会激励着你，但照护这件事的结局就是失败，所以必然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

但是我已经将这件事想清楚了，当时我照顾我父亲去世，做临终关怀、订立遗嘱、举行告别仪式，最后将我父亲埋在长城脚下，作为儿子，我都尽力了，所以最后我的心情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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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讲课的胡泳

以前我是到处飞的，参加国内国外各种学术研讨，写书、上课，但是我觉得生命本身在早期，它是向外扩张的，努力找更大的世界，但是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变成内敛，你要收回来，但收回来也不等于你的世界就因此缩小，内心世界完全可以像外部世界一样辽阔。

很多人在进入照护的时候，把这看作一种风险、威胁和厄运，我觉得要善用这样的机会，它真的是很好的提升自己心灵丰富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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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妈妈！》，讲述了母亲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女儿的故事

其实在照顾我母亲的过程当中，我也衍生了很多其他思考。如果我母亲失去了所有的记忆，她在什么程度上还是我妈？

我一边想，一边思考AI的问题，大家也一直争论，AI是否会取代人。人工智能的其中一个前景是用人工智能来替代人，叫做“接管”。大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要有人类的意识，大脑比较重要，身体不重要。

但我认为身体极其重要，在意识上，我妈不是我妈了，但在身体上她绝对是。现在我在辅助她的时候，我能清楚地想起以前和她接触时的所有气息。所以我现在比较坚定，人工智能如果没有身体，它就不是人。

此外，我觉得环境很重要，我们当然可以造一个人工智能来代替人，但是我们人是生活在一个环境里的。是我们和周围的环境、各种人都发生交集后，这些东西共同组成了我的生活。所以人工智能复制的人的意识，不能复制人的境况和周围的环境，就不能真的取代人。

所以我认为，思考照护，本质上是在思考哲学问题，最终都回到了你是谁的问题。某种层面上，这也让我从目前的日常中，找到了一些安慰和解脱。未来，我也希望能将这段经历写下来，更深入地研究阿尔茨海默症这种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