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就职后不久发表的演讲中说道，“现在的孩子成年时，将是历史上第一个生活水平低于自己父辈的世代。”

克林顿这番演讲，是希望激发人们的危机感，进而说明自己的经济发展长期战略。但二十多年过去了，纵观美国经济，总体仍然呈稳健发展态势。而此时，GDP增长放缓，一代压力大过一代的，反而是隔壁的日本。

日本的情况我们有目共睹，在经历二战废墟后，日本经济一路高歌猛进，从战败国到成为发达经济体，日本几乎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但站在巅峰，人均GDP一度超过美国之后，日本又迅速从神坛跌落。

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导致日本成为今天的日本的主要原因。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日本居民收入以年金形式加速从在职人员转移到退休的老年人手中，这导致了日本年轻人的收入明显呈下滑趋势。

翻译成大白话我们可以理解为：日本老年人建设了日本，却又了“蚕食”了日本，较高的退休金待遇，让日本年轻人从一生下来就背负沉重的债务。

老有所养，代价是高昂的，我们也不例外。

根据社科院估计，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于2035年耗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预测，未来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进一步放缓甚至恶化，经济滑坡将会进一步冲击养老金体系。

这些消息都很难让人对未来有多么乐观，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

摸索前行30年，最终我国的养老保险制还是站在了面临剧变的十字路口。

回头看，造成今天这一局面的，离不开历史欠账；长期以来，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无需缴纳养老保险费用，他们退休后养老金高度依赖财政补贴，替代率（退休后收入和退休前收入的比值）超过80%，和企业职工的悬殊差距考验着养老体系的公平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4年养老并轨启动，但是十年过去了，二者差距不降反升。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4年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退休者月均养老金分别为2741.5元和2063.9元。到了2022年，这两个数字变成了6099.8元和3148.6元，两者差距进一步扩大至1倍。

上一个10年，二者差距越拉越大；到今年10月份，养老并轨即将画上过渡句点，未来十年我国养老又当如何？

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我们可能会陷入比日本还要麻烦的困境之中，以个体感受照亮未来现实，这是日本社会的现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十年，是下一个时代窗口。

根据社科院的预计，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不仅将会在2035年耗尽结余，且未来十年我国还将有3亿人退休，这也给适龄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

尽管过去我们不断完善养老金制度，但结构性的问题，依然有待解决。

其一是养老保险体系的公平性，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是企业职工退休金的1倍，而基数最广的农民退休群体，他们的养老金则只有区区的一百多元，三者差异巨大。

其二，则是我国养老金的现收现付面临着“入不敷出”的问题。

我国的养老金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其中个人养老金自推出以来，一直面临着市场不买单的情况。

截止2023年底，个人养老金账户开立人数超过5000万，但实际缴存资金者仅占20%，也就是1000万人，而人均存储资金约2000元。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历史遗留。自养老金建制以来，未充分缴费的老职工数量庞大，原来为其养老负责的国企和地方财政，也未向后来的统筹基金注入相应资金，叠加地方普遍挪用个人账户，导致形成上万亿元空账。

到今天，未充分缴费、机关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太高，退休群体越来越庞大，都进一步考验着养老基金池的入不敷出。

随着我国劳动力和老龄化此消彼长，人口红利消失的“蝴蝶效应”显现，“当前职工缴费用以支付退休人群养老金”的现收现付制首先面临冲击，这势必导致年轻一代赡养负担越重，间接拉低年轻一代参保意愿，种种危机之下，养老基金也开始变得捉襟见肘。

十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要想延长养老基金池的给付能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延迟退休。

延迟退休的优势显而易见，一方面延长退休者的领取时间，可以为基金池留下更多时间窗口，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养老金创收。

但反对的人也不少，例如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就曾表示，延迟退休涉及健康水平和生产力，至少需要超过十年的时间才能见效。

而我们，显然等不了十年。

更直接有效的办法，还有降本增效。截止2023年末，我国有公务员700万，参公人员1300万，事业编制3100万，临时工4000万，合计超过8000万人，加上退休人员3000万，这就是1.1亿人。

降本增效，首先可以针对该群体进行减员和降薪，尤其是降低事业单位的退休待遇，月均超6000元的养老金，已经超出许多上班族的月收入，这是不符合我国当前国民普遍收入现状的，应当予以适当调整。

事实也的确如此，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传出事业单位员工被降薪或取消退休福利待遇，北京、上海和扬州等地的退休教师、医生等事业单位员工的收入都在下降。

降低事业单位退休待遇，可以一定程度上减缓养老基金池的开支。

但从根本上来看，随着我国老龄化的不断加快，也让“降本”只能指标不能治本。

未来十年我国有3亿人面临退休，这其中有事业单位、企业职工还有农民群体，平均算下来，每年退休人群高达3000万，哪怕这3000万人全部按照每月100元的养老金支出计算，每个月也是30亿元的开支，一年下来就是300多亿。

但这只是最保守的算法。

要想真正解决养老金亏空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经济增长上来；过去我国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高速增长，这也导致我国养老金连续十八年上涨，尤其是事业单位退休员工，月均养老金6000元，本质上都是高增长时代的红利。

但随着红利开始减退，老龄化不断加深之际，叠加增长放缓，危机开始显现，而我们的对策则显得有限。

人口结构上的东西，几乎和数学一样严谨，我国老龄化人口不断扩大，在人口不变的情况下，每年要支付的养老金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牵扯到退休群体利益相关的东西，我们也很难做特别大的变动。

这是最棘手的地方。由奢入俭难，当人们习惯养老金连年上涨的时候，哪怕是今年不涨养老金，恐怕都会引起一阵喧闹，更不用说降低养老金待遇。

根据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中提到，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2028年之后将收不抵支，年度缺口达到1181.3亿元，并在2050年扩大100倍至11.28万亿元。

而养老金存余情况也不容乐观，在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之后，将逐年减少，并在2035年耗尽。

名义上我们每个月缴纳的养老金是自己退休后的一个养老保障，但从操作上它是当下退休的人每个月领取的养老金来源，而我们退休时的养老金，将取决于下一代每月缴纳的养老金。

按照这个逻辑来换算，今天年轻一代日后退休的养老金，将和我们的新生儿数量高低直接相关，因此养老金这个问题，不仅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事实上还牵扯到我们的生育率，刺激生育不仅仅是宏观所必需的，放在个人背景上，它也是我们未来的养老金来源。

当养老金的压力通过“五险一金”不断传导到年轻一代身上时，我们就极有可能陷入“低欲望社会”，这是和日本相似的现状：即居民收入以年金形式加速从在职人员转移到退休老年人手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而现代商业化社会里，代际存续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刺激生育不仅仅关乎人们的就业、消费和收入，更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养老金待遇。

看起来，养老金面临亏空的风险只是关乎退休群体，但基于人是必老的这一现实，年轻人通常会选择存更多的钱来抵抗未来不可知的风险。

回头看，从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断代开始，养老金体系就面临着人口结构上的根本性差异，且随着今天国人生育率历史性的低迷，未来养老金的存续问题恐怕还会更严重。

比起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延迟退休、养老金投入股市、甚至国企股份转移等方式，可能才是更实际有效的，尽可能拖慢养老金穿底的时间，也是各国的通用做法。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