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头

人生的前半程，陈莉结过两次婚，做小生意，也当保洁，养育了三个孩子，那时她只是村里一个普通又不起眼的中年女人。直到一年半前，她打了一场官司，起诉村组，一切就都变了。村里人笑她外嫁女，“嫁偏喽，才回娘家讨债了。”

在四川广安玉皇观社区二组，她成了公认的刺头，最怪也最不好整治。但陈莉不在乎。

今年她48岁，个子不高，嗓音却亮，说话时喜欢盯着别人的眼睛，烫染过的枯黄长发拢在脑后，乱蓬蓬又茂盛肆意。陈莉搞不明白，自己一辈子坦荡，凭什么“外嫁女”三个字，就像给自己定罪了一样？

真要算起来，陈莉说，自己一开始就“没得选择”。陈莉父亲去世早，后来两个哥哥独立成户，又从村里分了几块地，姐姐们则迁移到夫家。等到陈莉结婚时，哥哥劝她，以防家里的承包土地被收回，母亲户口名下总得留个子女。作为最小也最晚成家的女儿，这个安排顺理成章落到她头上。

在玉皇观社区还叫大沟村时，村里大片农田种的是水稻。村子挨着城市边缘，如今车程不过10分钟。得益于城区建设，最早从1997年开始，有农田被征用，修起公路。随着经济发展，一批工厂、玻璃厂也租了村里的集体用地，跟着搬迁过来。

根据陈莉从村组织核实的数据，至少从2016年开始，“集体收益一点也没分给我。”2019年，陈莉的二哥还当过一年多的村组长，但哥哥也以“外嫁女”都没享受为由拒绝了她。2021年公路扩建，陈莉和母亲共有的家庭承包地被征用，政府分配补偿了一定数量的社保名额，但新任村组长提交到国土局的社保分配名单上，也没有她的名字。

村组拒绝她的理由，是一张从2008年开始实行，并延续至今的“村规民约”，其中第一条写道，“嫁出半年不办迁移的，自行脱产（不能在本组分一切）。”

一切的根源就在自己的“外嫁女”身份上。可是凭什么呢？过去村里要求交提留款（注：农民交纳一部分收入，用于村集体开展公共事务），包括每年的农村医保，她都会委托母亲把钱交给村干部，“收钱了村组长就想起你这个人了，你就该拿，分钱的时候你就不是我们队的人，你走远点。”陈莉愤怒地敲了敲桌子。

她不是第一次知道自己是个“外人”。20多年前，第一任丈夫因病去世，她带着3岁的孩子回到村里，试图申请一块宅基地建房，村里没同意，理由是“你已经嫁出去了”。陈莉委屈极了，但没时间和村里争执，如何挣钱养活自己和孩子是她当时首先考虑的问题。她最后在离村子十多公里远的农贸市场租了房子，房子地势低洼，年年涨大水，一回附近的井盖被冲走，她趟着水过去，差点踩空。

说起这些，陈莉的眼眶又红了，“我那时候哭了很多，晚上也哭，我哥哥在打工，姐姐也在打工，没有一个人支撑我。你靠谁嘛？谁都不是你的靠山。”

如今，土地已经没了，作为补偿的社保依旧分不到她头上。陈莉不服，找社区、街道办、区政府反映，“不知道跑多少遍。”她的考虑很实际，村里大约还有20多位外嫁女，其中她最年长，即将50岁，“社保问题我是最急的。”

而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她，首先得拿到村里分配的集体收益，“你必须要拿到你的土地款，确认是村庄的人。”

“不可能等别人帮你。”这一次，陈莉决定和村庄死磕，“反正我要为我自己维权，不管你们啷个再噘（注：四川方言，骂人）。”

●陈莉家的承包地。李晓芳 摄

失地女性

2023年，陈莉正式起诉玉皇观社区二组。近些年，土地被征收拆迁，陆续有人搬离村庄，现在因为陈莉的事，村民小组的微信群又热闹起来，有人破口大骂，“什么难听话都有。”

好几十人的微信群里，不乏处境相似的外嫁女，只有一个人帮陈莉反击：“人家应该享受的权利，想打官司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要这样骂人？”

她叫周萍萍，有张讨喜可亲的圆脸，脸庞白净，见人第一面总是笑呵呵的。她是嫁到玉皇观社区的。

周萍萍和陈莉并不认识，早年她在外地打工，离婚再嫁后也不住在村庄，对村里的情况不算了解。周萍萍只是觉得，“我看不惯不公，一个村这样欺负一个人。”

周萍萍说，自己其实是村里第一个反映外嫁女权益问题的。2004年，21岁的周萍萍将户口迁到玉皇观社区，她在娘家原本有地，因为嫁人，土地承包权被收回，但玉皇观社区的土地早就完成了分配，“所以我在这边也没有地。”只是因为婚姻关系，周萍萍被认定为玉皇观社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前集体收益会分我。”

周萍萍的婚姻算不上美满，婆婆总是挑她刺，当时的丈夫从来不帮她，有时还会随手拿起工具对她动手。“隔壁村有个女孩被婆家逼疯了，我那时候也差不多了。”2015年，她和前夫结束了11年的婚姻。

离婚后，周萍萍的户口没有迁走，但她再也没拿到村组织的集体分红。她找过书记，去过镇上找领导，所有人都说没办法，村里的事得村里解决。她也咨询过当地律师，律师告诉她，很可能打不赢。“那时候我也不懂法律，也不知道维权，稀里糊涂的。”她只能放弃了。

周萍萍不是孤例。村集体默认女性出嫁后，该到夫家享受权益，但这种状态脆弱又不稳固，随时会因为婚姻关系的变动而崩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3年底公布的报告显示，每五位农村外嫁女中就有一人在离婚或丧偶后，无法保障土地权益。更有甚者，外嫁女会陷入娘家和婆家“两头空”的困境。

离婚两年后，周萍萍又结了婚。她说现任丈夫对她挺好的，挣了钱就给她花，但不喜欢她出去工作，有时丈夫帮人贴瓷砖，忙不过来，会叫她一块帮忙。不是没有过担忧，她没有地，再婚后没有享受过丈夫村里的福利待遇，也没有工作，没人给她交过养老保险、工伤保险。

周萍萍说，自己不是不能挣钱的。年轻时，她在苏州的工厂打工，车间小领导仗势欺人，她就联合其他工友让对方吃瘪。后来摆摊卖早餐，她连怎么发面都不会，旁边炸油条的大叔看得着急，说可以教她。当天收了摊，她就到菜市场买了只大公鸡，提一壶酒，上门拜师学艺。周萍萍挺怀念那时的自己，许多事情她能争取，也做得了自己的主。

群里的争吵以镇上领导出面打圆场告终，但周萍萍收到一个新的好友申请，是陈莉。陈莉知道周萍萍过去也反映过集体收益分配问题，发了条语音过来，说自己正在打官司，如果胜诉了，可以把律师、用得上的材料文件都推荐给周萍萍。

周萍萍没有犹豫，过去所有人都跟她说，不行的，官司赢不了，“我就打退堂鼓了。”如果真有个成功案例供参考，“我觉得我应该去维权，拿到多少钱其实不重要。”

“我凭啥不可以”

玉皇观社区还没有外嫁女成功推翻过“村规民约”，有户女儿嫁人十多年了，没在娘家享受过集体分红，前两年看陈莉和村组长吵来吵去没结果，无奈将户口迁到了夫家。陈莉说，“但她到那边也没享受。”

最初，初中辍学的陈莉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维权。她只能采用最笨的方法，每周一街道办、区政府上班了，她也准时过去报到，不吵不闹，坐一上午。后来是街道办一位工作人员提醒她，可以尝试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

有了代理律师，难题还远没有解决。有领导找陈莉的二哥递话，让她放弃起诉。二哥没有阻拦，让她自己做选择。80岁的老母亲也一脸担忧地劝，“她说你莫去打，你打不赢喽。”陈莉没动摇，跟老母亲说，“你莫听他们的。”

只有一回，陈莉说，自己是真的想放弃了。那时她已经成功立案，律师告诉她，法院认定出嫁女的权利，首先需要确认她们是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身份，才能享受待遇。陈莉去了村组办公室，要求开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表。

那天她没有拿到资格认定表，对方将她骂了出来。陈莉垂下脸，眼睛也跟着耷拉，嗓门一下低下去，“他们说得我太伤心喽。”那时她拼命忍住眼泪，出了门就想，自己是杀人还是放火了，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对待？“那个时候我都很想放弃。”

后来在路上碰到一位熟人，对方见她脸色不好，问了两句。陈莉没忍住，将自己的委屈全说了出来。当时那位熟人的姐姐也在旁边，听了陈莉的遭遇后鼓励她，“你不管他们，你去要。”

那位姐姐说在自己的村里，有一位外嫁女想给两个孩子上户口，村里坚决不同意，最后逼着外嫁女写了份保证书，承诺两个孩子不享受村里的任何利益。但外嫁女始终觉得不公平，打了官司，最终胜诉。

陈莉说，“她都写了保证书，比我不如都能成功，”那时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凭啥不可以？”

村组长找理由搪塞，不开材料证明，陈莉就一遍遍跑到镇上，找上级政府施压。每次到村组，依旧少不了各种冷嘲热讽，陈莉昂起下巴，“他们越噘我就越激发我，我凭啥不要？”

因为只搜集到村组过去两年的公开收支明细，陈莉只能要求村组，支付其2020至2022年的征地补偿款和租地费用。立案后四个月，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玉皇观社区二组向陈莉支付补偿款共8300元。

法院认为，陈莉虽然登记结婚，但没有取得配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不享受该地权益，而且陈莉承包有玉皇观社区二组的土地，没有丧失户籍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判决书里写道，“对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征地补偿款，凡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村民，都有权参与分配。”

那一刻，陈莉想，“我有法律支持我了，村里不能不认。”

●村里打官司的四名外嫁女。李晓芳 摄

村规民约

有了第一个成功的案例，会有更多站出来的外嫁女。

得知陈莉胜诉的消息，周萍萍第一反应是敬佩，“她是第一个。”更重要的是，陈莉的案子为其他人打下了基础，周萍萍说，“我那时打官司就是用莉姐的资料，都是她自己跑了半年跑来的，去哪个法院，催立案，都是她一点点跟我们说。说老实话我们走了很多捷径。”

陈莉有三个姐姐，加上表亲、年轻一辈的女孩，“我们家族就有七八个外嫁女。”陈莉和自己的几个姐妹都说了案子结果，告诉她们可以去打官司，拿回属于自己的钱。

陈莉的姐姐陈凤决定替女儿小蓉打这场官司。小蓉25岁，智力四级残疾，经人介绍，小蓉在2022年结了婚。女婿智力正常，人很老实，但为了方便照应女儿，陈凤没有将女儿的户口迁出玉皇观社区二组。可结了婚之后，陈凤说，小蓉再也没能参与集体收益分配。

她眼角有细细的皱纹，话不多，大部分时候看着妹妹陈莉语速飞快地解释案子。她一直支持妹妹，也默默地希望妹妹能打赢，至少能让她多一点信心。陈凤说，丈夫不太乐意打官司，费精力费时间，打赢了也只得几千块，不如算了。她和丈夫如今在当地一家砖厂上班，工作不算太累，每月能挣几千块贴补家用。

他们一家还住在村里，丈夫想，村里人毕竟是多数，将来免不了打交道，“我跟他都吵过好几次。”最后是读研究生的儿子让陈凤下定决心，“他说这是为了妹妹的权利。”

陈凤对女儿有愧疚，刚出生时，女儿一切正常，亲戚们都夸她可爱又聪明。一岁多女儿发高烧，那时交通还不算便利，去医院单程就要两小时，她用老人教的土方法给女儿降温，后来不管用送到医院，医生说孩子烧到了大脑。

小蓉没有太多自理能力，一些生活琐事需要人帮忙，“你不煮（饭）她就不吃，你煮她就吃，像几岁小孩一样的。”她想为女儿多争取些保障。

另一个站出来的是陈莉二哥的女儿陈小婷。出生于1996年的陈小婷有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她的户口一直在娘家，两个孩子也随她落户，但因为外嫁女身份，她和两个孩子都没能参与集体收益分配。

陈小婷记得，父亲担任村组长时，她还问过父亲，“村里分红，有没有我一份？”父亲回她，“你姑姑都没拿到，你更别想了。”

陈小婷的父亲陈斌在2019年成为村组长。他几次强调，自己个人是认同外嫁女的权益的，“按理说都应该分。”但妹妹陈莉找到他时，陈斌吐出一口烟，不紧不慢地解释，当时村里的规定就是按村规民约来，“外嫁女都不能享受。”他更不能用职务之便，让家人打破村规，“那我们不占道理。”

陈斌记得最早在1997年，村组修公路，那是村里第一次土地大动，也因此有了最早的一份村规民约，粗略规定了土地权益分配原则，“当时还是手写版。”后来村组出台了新的村规民约，宣布从2008年正式实行，“都是根据这个（1997年版）修改的。”

他说，自己刚上任时曾经召集村民代表，试图修改村规民约。在原来的村规基础上，他提了一条：村集体土地收益按户籍人口平分，“不论男女，外嫁女也能分。”

但正式投票前，一位村里资历颇深的老人，也是上上任村组长，划掉了那条新规。陈斌没有坚持，“他自己也有女儿，他都不争，反过来说我偏袒，我还争什么呢？”一年多后，陈斌从村组长位置退任。

陈小婷过去不怎么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她不清楚自己到底享有多少权益，“组上开会我也没去，什么时候分款搞不清，好多事情我根本晓不得。”

直到陈莉撬开那道缝隙，看似困难重重的诉讼有了可以套用的模板，陈小婷觉得，自己或许也可以试着争取。她第一次看到村组的具体收支款项，意识到自己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2024年，陈小婷和姑姑陈凤，以及周萍萍计划一块提起诉讼。但那时周萍萍刚怀孕，孕反严重，只能暂时退出。8月，法院支持了陈小婷和陈凤的诉求，判决村组向她们支付征地补偿款、土地租赁费。

9月，周萍萍提起诉讼。没有承包地的周萍萍提交了一个重要证据，2019年村组进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时，她和前夫一家一起被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法院提到，村组承认了周萍萍的成员资格，且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丧失这一资格，“理应享受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利益”。11月，周萍萍收到胜诉判决书。

●村集体制定的村规民约。李晓芳 摄

“外人”

看起来，每个人似乎都得到了一个圆满结局。

但事情似乎也只能到这了。陈莉统计过村组没分到集体收益的人，一共20多名。一个人抗争的那段时间太累了，她鼓励自己的姐姐、侄女，还有周萍萍打官司，也是希望能有更多人和她站在一块，得到一些支持。

但除了她们四个，没人愿意再站出来了，“有的还是嫌麻烦，有人担心打不赢，白搭几千块律师费。”周萍萍曾经在群里加过其他外嫁女的微信，对方没有通过，在添加好友的申请栏里回复，“神经病，没事找事。”她们不再试图劝说。

在维权这件事上，她们都明白，同盟是很难建立的。即使在她们四个人的小群体之间，大家的联系也并不那么紧密，有三个人都不住在村里了，只是偶尔发两句信息，聊的都是官司，很快又回归到各自的生活。丈夫们如今倒是都表示支持，但具体维权时也帮不上太多。

陈莉记得，自己打官司时，村里的男人会说她难搞，嫁出去怎么好意思回来要钱。开庭那天，村组代表还出庭了，反驳称组里所有分配都是按照2008年的村规民约执行，且小组居民不同意改变分配方案。

而另外三人打官司时，因为陈莉提供的材料大致齐全，她们很少到村组办公室，和其他人正面打交道，过程意外地顺利。周萍萍曾经特别恐惧村组找来前夫一家，她至今对他们有阴影。但开庭那天，村组没人出庭，也没人找她做工作。这是好事吗？周萍萍说不上来，但她隐隐有种感觉，村里似乎是不在乎了，“反正你们翻不出花样。”

她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庞大、更坚硬的体系。官司打赢后，为了外嫁女的事情，玉皇观社区二组召开了好几次居民会议，陈小婷都参加了，一次不落。陈小婷说，会议场面每次都很难看，她和姑姑陈莉刚到现场，“他们就这样骂起来，跳脚骂。好像是我们分了他们的蛋糕，但是这个蛋糕本来就有我们的一份。”

会议也总是得不出一个有效结果，“每次就公布还有哪些人没得到，说要整改噻，但都没实际行动。”然而下一次开会，陈小婷还是准时参加，她觉得，这是自己的权利。

陈莉认为，村组其实根本不打算承认外嫁女的权益。她在2023年起诉村组，拿到了法院判决的集体收益分配。然而2024年1月，村组又分配了一次集体收益，人均400元，她依旧没有在分配名单上。她的社保名额也仍然没有解决。

四川省农业厅在2015年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以户籍为标准，只要户口在当地，就可以享受集体收益。因此在法律层面上，陈莉四人的诉求能得到法院支持。

然而实际操作上，在村民自治背景中，村规民约依旧是最有效的处事准则。这意味着，只要没有抹掉那条“嫁出半年不办迁移的，自行脱产（不能在本组分一切）”的规定，即便一次胜诉，下一次分配集体收益，村组织还是能以村规民约为凭据，拒绝为外嫁女分配。

南京审计大学教授张笑寒曾经在论文里提到，2008年江苏省妇女联合会统计了22件妇女土地权益上访事件，其中18件的侵权主体是村组集体组织。且这类情况大多是基于村规民约、村民自治制度背景发生的，妇女的维权行为往往很难得到外界支持。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有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但是，如何确保村规民约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没有具体的解释说明。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对村委会缺乏行政约束，更多只能采取协商、调解方法。到镇上反映时，陈莉听过最多的答复是“队上解决”，于是问题又回到村集体内部。

玉皇观社区二组小组长杜某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个人认为外嫁女该享受分配，但村规民约已经执行十几年，“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得同意，这个搁不平”。他的结论是，改变难度很大。

“村规民约大过国家法律，荒不荒唐？”陈莉笑了一下，愤怒又苦涩。想再拿到属于自己的分红，外嫁女们就得一次又一次地起诉。这不断提醒着她们一个现实，她们始终是这个村庄里的“外人”。

但陈莉说，她还是要争，“我自己该得的，我凭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