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县城女青年陷入婚姻困局：结婚 = 下嫁
“没做好下嫁的准备，
千万别回小县城”
河南的公务员何璇还记得，2022年考入体制，到单位的第一天，所有人见到她都会过问一句，有男朋友了没有？
何璇27岁，在县城的语境下，已经迈入“大龄”的门槛。她开始相亲，但几段相亲经历，最终沦为和朋友调侃时的段子。一个男生在第一次见面的餐桌就要给她喂饭，另一个相亲对象，在电影院里朝她的耳朵吹气。有人刚坐下就开诚布公：“我这个人很多缺点很多毛病。”“我知道你们女孩子都喜欢惊喜，但我就是不想给。”
跟她见面的男性通常也是体制内的，因为工作清闲，不爱运动，喜欢约人吃饭喝酒，一个个体型发胖，在喜欢健身跳舞的何璇这里，通通卡在了颜值第一关。
何璇做过粗略的统计，在一个县城里，单身适龄，家庭背景相似的，不超过十个。相亲来回都是那几个人，早碰撞不出什么火花。有时朋友相过亲的对象，兜兜转转又被人介绍给了自己。
父母没怎么催婚，但身边的同龄朋友都在急着赶婚姻的末班车。一个女性朋友与认识五个多月的相亲对象闪婚，结婚半年后就生下孩子。另外几个朋友，前阵子还在托她帮忙介绍，几个月后，突然在朋友圈晒出结婚证。这让何璇感到焦虑，自己身边连个能闪婚的人都没有。她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怕将就结婚，又怕真的结不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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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基层公务员孟佳不排斥结婚。她排斥的是小地方的婚恋规则，二十五六结婚，一结婚就要孩子。她预想的是结婚年龄是30岁左右，用几年的时间，确认是否可以与对方携手共度余生，能不能当合格的父母。但矛盾之处在于，“如果按我自己的节奏走，那我在想结婚的年纪，就已经找不到想结婚的人了。”
大学毕业后，在疫情的影响下，孟佳原本打算要去浙江应聘的几家企业，都缩减了招聘名额，待遇也降低了。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她最终考上了家乡附近的公务员岗位。
哪怕身处熟人社会，人也会不可避免地感受到孤独。对于孟佳来说，这样的感觉常出现在下班后的夜里。小镇里的人休息得早，九点过后，哪里的路都漆黑，连出门夜跑都没有地方可去，只剩下两三家烧烤夜宵店还有人走动。她不感兴趣，但喝酒聊天是唯一的娱乐活动。
孟佳独自租房，她的家在50公里外的乡下，平时只有周末不加班时才会回去。孟佳的社交圈子，只有单位里的几个同事，上班见，下班聚会也见。“说来说去都是这个圈子的一些破事，谁又升职了，谁又结婚了。”她感到厌倦，自己才25岁，以后是不是就被困在这里了？
当工作近乎静态，生活趋于安稳，女性就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推到结婚生子的固定流程中。
“女孩子被催婚的压力最大，说媒的人特别多的时候，大概是26～28岁。”欧阳静说。欧阳静是江西财经大学的教授，也是最早关注到县域体制内女性婚恋问题的学者之一。
“比如说以前有几十个人天天来催你，到了29、30岁，可能只有几个人。30岁以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来给你说亲了。因为你的机会、资源越来越少，周围人的信心也越来越弱。”欧阳静的访谈对象，都是县城体制内的女性。过了三十岁，大概率只能找体制外的，或是离过婚的男性。这就是她们面临的现实处境。
2019年，欧阳静完成了一篇名叫《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的论文，她在论文写道：“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其中女教师是剩女主体，县乡女公务员呈现出越剩越多的趋势。”
欧阳静有一位36岁的学生，同时也是她婚恋调研的访谈对象。学生告诉她，到了这个年纪，身边催婚的人都消停了，包括领导、同事，在她面前也不会轻易聊到结婚的话题，“大家都知道你就这样了。”
成都，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处©视觉中国
如果没法在社会“约定俗成”的年纪顺利结婚，取而代之的，就是对个人价值的全方位否定。孟佳经常听到别人议论隔壁乡镇单位一个50岁左右的未婚大姐，“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要么是精神上的，“性格是不是有问题”，要么是生理上的，身体是不是有缺陷，生不了孩子。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环境带来的焦虑感。
在河南家乡的一个体制内岗位工作的晓媛身边有不少单身朋友。她们表面看起来过得很开心，私下聊天时，才会透露，自己焦虑得不得了，父母每天在耳边念叨。有人说气话，“干脆找个人随便嫁了。”晓媛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看见台上像是强行凑成一对的新人，新娘年轻漂亮，至于新郎，“长得很不行。”她替那个女孩感到惋惜：“我们受教育多年，有才华有头脑有理想，婚姻到底给女性带来了什么呢？”她在社交媒体上提醒那些想要回乡发展，又有结婚意愿的女性：没有做好下嫁的准备，千万别回小县城。
晓媛是身边不少人的羡慕对象。她已婚，丈夫也同在体制内。晓媛来自一个条件不错的双职工家庭，丈夫的家庭也不比她差。两个人性格合得来，又门当户对。但晓媛也做了让步，比如接受一个精神上不完全契合的伴侣，“我要是用这个标准，估计这辈子也找不到对象。”
晓媛喜欢看书，历史、哲学、心理学，她跟丈夫探讨书里的内容。丈夫是医生，人更务实，这些书没看过，接不上话，只能用“嗯、哦”来礼貌回应。两个人拌嘴，晓媛也会攻击丈夫：每天按部就班地生活，从不审视自己的人生。
丈夫也不理解，晓媛为什么总是那么喜欢追问意义。一个月到头，有人发工资不就完了吗？生活的意义，就是工资到手，每周出去，穿暖吃好，多开心，为什么总是要追问那些东西呢？
“我工资还比你高呢。你每天都想这些东西，工资还是那么少。”
无论被动还是主动，许多县域体制内年轻女性停留在了单身状态。
欧阳静的论文中，引用了一组她在中西部一个县城里拿到的数据。数据来自县里的民政局、组织部、人事局、团委、妇联、教育局和卫生局：
“D县自2008年以来新招聘总人数为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在这些女性中，目前30岁以上未婚女性约有248人。”
这意味着，在8位女性中，至少有1位大龄未婚。在她们中间，很多是县城里最优秀的女性，比如女公务员、女干部等。
“找对象只有他挑的份儿”
选择单身，是因为县域女性择偶标准太高了吗？欧阳静并不这样认为。
在她看来，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社会，无论是北上广，还是中西部小县城，女性的择偶意愿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到了当代社会，女性才越来越多地选择单身？如果说，一线城市的女性单身，与频繁的职业流动有关，那为什么回归县城，生活稳定的女性，也有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欧阳静调研的D县，体制内单位在2008年～2018年期间的招聘人数中，女性占比是63.3%。其中，教育系统的男女比例失衡最严重，80.1%都是女老师。
体制内单位性别失衡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更多年轻、优秀的女孩子会选择回到县城。这通常与家庭的期待有关，父母更想让女儿留在身边，追求一份安稳的工作。而对男孩的要求，则是到大城市闯荡，才显得有本事。正如欧阳静的一位访谈者观察到的那样，“优秀的男青年都去大城市，回到小县城的都很一般。”
进体制的女生更多，也因为她们的考试能力和面试能力往往比男生更强。欧阳静在人事局的调研证实了这一点。在D县一次教师招考中，30多名男生报了名，进入面试的有7名，最后只录取了3位体育老师。其他科目录取的全是女性。主考干部说，单位太缺男老师，如果有男生进入面试，一般都会考虑录取，但这次淘汰的四位面试者“实在太差了，不敢要，怕误人子弟”。
考进体制的女生，大多自律，也能吃苦。欧阳静有一个女学生，农村出身，考进了县城的事业单位。为了能晋升，又读了公共管理在职硕士，欧阳静每次上课，都看见她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后来，她顺利从原单位考到县检察院，还跟欧阳静提到过，想读她的博士。
县城里的男孩给她的留下的印象截然相反。有一次，欧阳静到一个县里的公安局做调研，一支大队160人，里面140个男辅警，全都是年轻人，临时工种。欧阳静很诧异，那么多小伙子，一个月为什么愿意就领2800块钱工资。她很快弄清楚，这些年轻人，一般是县城做生意的富二代，或者是生活优渥的双职工家庭，有人甚至开着家里买的名车上下班。这样的男生，天然有继承家庭资源的优势，“他们需要努力吗？”欧阳静说。哪怕自己能力一般，也能找到条件更好的女性。
她在论文里总结道：“县域体制内女青年普遍想选择比自己更优秀的体制内男性青年为婚配对象，但县域体制内男青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无法满足这一择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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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尚可的体制男性成了婚恋市场的香饽饽。每年10月份，是D县公务员的入职时间。这时候，未婚女性的七大姑八大姨、各路媒人纷纷出动，找人牵线，吃饭、散步，争相预定适龄的新入职男青年。一般半年以内，“就被人家抢走了。”
一位县检察院的副科级干部，身高1.75，长相端正，在县里买了房。刚进检察院，就有人开始给他介绍对象。到后来，他对县里所有条件好的女孩了如指掌，随便报上哪个人的名字，他都知道这个女孩的长相、职级，以及父母的职业，“找对象只有他挑的份儿。”
另一位小学英语老师，身高偏矮，长相和家庭条件都一般，认识他的女生跟欧阳静形容，“说话有点娘娘腔”。但这位男老师陷入甜蜜的烦恼。一个学校里的女同事经常帮他代课、打饭、送水果，约着一起玩。乡镇的一个女干部也时常打电话约他一起散步。还有卫生院的女护士，人长得漂亮，也对他表示有好感，“真的不知选哪个好。”
很多女性要求伴侣“谈得来”，认知一致，三观相同，对长相没有过多的限制。男性的标准简单得多，一个男生的原话是，“颜值，颜值，颜值。”
“因为够他选的。在长得漂亮的女孩中，能选家庭条件好的，可能还会找到一两个性格好、有谈得来的。”欧阳静说。她的一个女学生为此感到不公平，为什么她们那么优秀，却只能选择比自己差的？她宁愿单着，也不愿意找“歪瓜裂枣”。
现实状况颠覆了女孩们原有的认知。过去，贵州公务员孟佳原本以为，在婚恋市场，女性向上够，男性向下兼容。进了体制后，才发现现实是完全反过来的。男性通常优先向上选择，为未来的晋升考虑，一般会选领导、干部的亲戚，比如女儿、侄女、外甥女。女生几乎找不到跟自己同等条件的男性，“（同等的）人家都往上找了，你就只能向下兼容。”
在年轻人女多男少的体制内，孟佳察觉到一种女性之间微妙的磁场。去年七夕，她参加过单位组织的联谊活动。她化了妆，换上一件稍微有点低胸的裙子，在玩游戏时，她下意识捂住胸口，又用一张纸巾垫在领口处防止走光。一旁的几个女孩突然嘲讽她：“穿都穿了，还挡什么挡？”她没想到，这样的话会出自女性之口，有些难过：“我一直觉得女孩子都是很美好的，但换一个环境，就变成这样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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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璇也觉察到了自己的改变。一开始，她没有把结婚看作一回事儿。可当身边的朋友陆续按时交上人生的答卷，她开始担心起自己的未来。“县城价值观单一，它就会更容易植入到你的观念中去。人很奇怪，虽然知道（婚恋焦虑）不好，还是会有一种趋同性。”何璇说。
她喜欢孩子，但不结婚，就没法合法拥有一个小孩。父母不可能陪伴自己过一辈子，“以后看着大家万家灯火，没有一盏为我而亮。”
领导给她介绍对象，顺带警告她：“XX单位还有一个93年的，你现在不找，以后想跟她一样吗？”这话放在刚入职那时，哪怕不是直接对自己说的，何璇也会感到冒犯。但现在她的想法改变了，“人家说的也是事实。”
那些不算愉快的相亲还在继续。以前，她抱着无所谓的心态。现在，她更想快速得到结果：“到底成不成呀，我就那么点时间。”即使着急，也要保持耐心。她放宽了标准，以往会一眼就淘汰的人，现在还会约着再见一面，只要不太胖，不太矮，还是可以再给对方一些机会。
不结婚的女性
在婚恋带来的巨大焦虑面前，一些逆反的情绪也在酝酿。
在过去，愿意回到县城体制内的工作的，一般都是愿意听从父母，回到家人身边的乖乖女，周末爬爬山、看看油菜花，向往传统的安稳生活。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因为就业问题，回到县城的高学历女生越来越多，既有985高校的，也有一些研究生，高知的女性们回到家乡，进入体制，偶尔也会带去一些全新的观念和做法。
几年前在县城里做婚恋研究，欧阳静没有听说过谁是不婚主义者，大家都有积极的脱单意愿，考虑的问题也很现实，不结婚生子，那么多熟人天天催着，还怎么出门见人？
现在，欧阳静给MPA（公共管理在职硕士）学生上课，他们都是来自全省各地的公务员。谈到单身问题，有的学生会反问她，在体制内工作稳定，收入稳定，为什么要依靠男人？我自己有朋友，为什么一定要他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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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静的同事也跟她抱怨，小孩不知道怎么回事，念了个大学，回来天天讲不婚不育。一个一起调研过的同事给她打电话：“你们大学都教了什么东西，高中还没有这种观念。”
县城的旧有秩序正受到冲击。在孟佳身边，不愿意结婚的，几乎都是家庭条件优渥的独生女。在县城体制内上班，家里帮着买车、买房。衣食无忧，每个月的工资都能投资在自己身上。她们从小生活幸福，不明白为什么要选一个条件比自己更差的伴侣，婚后生活或许过得还不如现在。
孟佳选择单身，也有现实层面的考量。她来自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靠种地、打工为生，家里还有弟弟和妹妹，无法给她提供什么帮助。如果找对象只能“向下兼容”，要承担伴侣的经济压力，“还不如一个人。”
放在过去，一两个单身女性会被视为异类。但近几年来，据欧阳静所知，县里85、86那一代人，至今没有结婚的，已经有好几十个人。同样单身的女性们，组成了一个固定的社交圈子。欧阳静访谈过的几个女老师，平时都喜欢养猫、养狗。一群人有假期时，就约着一块旅游，彼此安慰，彼此支持。春节聚会，一个亲戚本来总喜欢躲着亲戚，避免催婚。到了三十多岁，眼看着结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她开始重新出现在社交场合。别人的“放弃”，反而让她获得自由。
情感社会
在湖南、江西、湖北的县乡做调研时，欧阳静遇到过不少发愁的领导干部。一个组织部干部说：“这些年部里招的都是女生，太多了，都找不到男朋友。”另一个县政府的干部，把行政大楼十多层挨个数下来，三楼人大、四楼政协、五楼政府办，每层楼都有几个大龄未婚女性，加起来大概有二十个。欧阳静在中部一个县里做调查，部门领导们都很配合，还问她：“国家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体制里，领导热心介绍对象是常见的事。在晓媛结婚之前，她的领导就问过她的择偶标准，遇到年龄合适的人，经常帮她要来微信：“加一下嘛，你俩我看着挺合适的。”晓媛不着急，领导反而比她更上心。
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思维，很难理解这种行为的意义。女性选择单身，不是更能把时间投入到工作上吗？
在欧阳静看来，这是县域体制内单位与大城市市场化的企业最不同的地方。
欧阳静的一个老同学在深圳工作，当上了公司的中层领导。同学42岁了，仍不敢要孩子，怕休了产假，好不容易得到的位置被会被别人代替。“没有人关心你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单身就更好了，这样可以更好地为老板服务。”一个学生在北京上班，她告诉欧阳静，公司不管你过得快不快乐，不管你每天通勤需要几个小时，公司关心的是你干了多少活，有多少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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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赤裸裸的市场逻辑，一个人除了劳动之外没有任何价值。”欧阳静说。在她看来，大城市里的女性看似选择更多，但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尚且有待商榷。“因为整个环境也在逼着你，你根本没有办法这样选（结婚生育）。”
县城则是另一套规则。熟人社会，也是一个情感社会。家住哪里，男朋友是谁，父母的职业，亲戚是干什么的，每个人的信息在单位里都是公开透明的。欧阳静将其称为“类家庭工作场域”，个人生活、情感和工作交织在一起。每年过年，欧阳静在县城工作的哥哥姐姐，都要请单位的同事、领导到家吃饭，今天是这个人请，明天再换一个人。彼此参与到彼此的生活、家庭中去。个人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变得边界模糊。
欧阳静的家人都在江西一个小镇生活。去年，她的父亲离世。在老家办丧事，整个村庄的人都来参加葬礼。在县城的朋友也都赶来随礼、吊唁，其中就有她调研时的访谈对象。欧阳静没想过他们会来，仅仅是一两次访谈，彼此就建立了朋友关系。看着花圈摆满宗祠堂，她感觉到父亲虽然去世了，但仍有很多人记挂着他。欧阳静突然有些感动，“这些人怎么这么有情有义。”
她常说，自己年过40岁，才回归到传统中国文化中，理解中国人的行为。为什么红白喜事总是特别隆重，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社群的仪式，承载着情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链接。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县城的婚恋问题总给女性带来更大的压力，县城、乡镇就像一个中国传统家庭，讲人情，有温度，但也有侵犯边界的关心，和以爱为名的施压。
在情感社会里，几乎所有领导都懂得“用感情留人”。比如有些基层岗位工资低，欧阳静好奇，就那点工资，怎么动员人？一个干部回答她，钱不够，其他方面就要补足。比如有人家里碰上长辈生病，或是小孩要上好一点的学校，忙不过来时，领导可以批准放假，需要找关系的地方，领导可以帮着找熟人、打招呼。谁生病住了院，工会领导也会到医院看望。这些都不是钱可以换来的。
私人的生活需求是被允许的。何璇的父母也是公务员，她记得，自己小时候经常跟着爸爸到单位里去。大人可以一边上班，一边照看孩子。小县城里都是熟人，对于有家庭、孩子的同事，人们也都互相谅解。家里的小孩上下学，大人可以按时去接，不必打卡，也不必严格遵守坐班时间。天气好的时候，就跟领导请个假，到公园去遛娃。“在体制内工作，真的特别适合结婚。”何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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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细心留意过，就能发现，单位里偶尔会有很久都没见到过人的工位。那也许是申请了产假的年轻母亲，或许是身体不好，请长假调理的同事。他们不必担心被解雇，也不必担心休假期间的收入来源，按照规定，长期请假会按一定的比例扣钱，但有些单位领导并不计较，照常按正常上班发放工资。
前不久，已婚未育的晓媛有了备孕计划。如果换在以前工作的大厂，她绝对不敢跟上级提起。但在体制内，她立马告知了领导，以便让他协调分配，减少户外类的工作。联系上晓媛的时候，正是周五中午。她准备结束采访，赶一趟14:30的车，到周边的城市旅游，逛书店、看博物馆。为了赶出行计划，她有时会在多请半天假，提前过上周末。领导通情达理，只要做完手头的工作，请假一般都会批准。她在践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是主线，工作是副本”。
当然，这种宽容也有前提。一方面，当有家庭的人能够从工作上脱身，相应的工作就会落到其他人头上，成了变相的单身惩罚。另一方面，它默认女性为家庭主要照顾者。就如晓媛所说，“体制内大部分都是男人的江山”。女领导占比很少，“因为你觉得女同志迟早就是要以家庭为主的。”
县城是一个复杂的生态，它对人宽容，有时又几近苛刻。它让年轻人想逃离，但在外部世界风雨飘摇之际，又变成一座召唤人回归故土的灯塔。
如今，孟佳依然过得不快乐，时常感到孤独。但有时候，她也会想，刚毕业就遇到疫情，如果不进体制，普通大学出身的自己，可能在大城市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至少目前，她没有失业、裁员的烦恼，还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可以不用伸手跟家里面要钱，婚恋、生活，也不必向家人妥协。她安慰自己：“现在走的路不是我所希望的，但也许已经是我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