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的中国，妇女还能顶“半边天”吗？
资料照：习近平（中）出席2023年3月11号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第十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日前发布报告说，女性在中国领导层中所占的比例太低，导致代表性和发言权都受到限制。报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明确承诺致力于（男女）机会平等，但最近却呼吁女性回归传统的家庭角色。
分析人士担心，随着中国领导层呼吁妇女回归家庭和传统角色，未来中国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参与会被进一步削弱。他们还担心，由于领导层中女性的稀缺，女性缺乏为其“发声”的代表，未来中国妇女权益可能会受到损害。
中共高层领导中，25年来女性代表首次为零
USCC12月19日公布的报告说，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2年的数据，中国人口包括约6.9 亿女性和7.2 亿男性，女性约占总人口的48.9%。在约9800万中共党员中，大约有2900万女性，约占总数的30%，但是女性在中国政府高级领导职位中比例的不到8%。
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产生的新一届24名政治局委员中无一女性，是25年来的第一次。七名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女性。从1949年建国以来，中共政治局一共出现过六名女性委员，分别是江青、叶群、邓颖超、吴仪、刘延东、孙春兰，其中后三人曾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开始，每届政治局至少有一名女性委员。1997年中共十五大时，吴仪为候补委员。
报告还指出，中共建国七十多年来，从未有女性担任过中共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主席这三个最高领导职位，六名女性委员中，有三名是男性高层领导人的妻子：江青为毛泽东妻子，叶群为林彪妻子，邓颖超为周恩来妻子,高层领导中的女性代表非常缺乏。
从历史上看，在大约 300名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女性代表的比例很少超过10%。2022年的数据显示，205名正式委员中，只有11名女性，仅占全部人数的5%。171名候补委员中，有22名女性，仅占13%。
中国女性领导人缺乏并不只是体现在高层
不仅在中央高层，在部级、省级和地方，女性领导人数量也少得可怜。
中国现任的26名部长中，仅有两名女性，分别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司法部部长贺荣，她们都是在过去一年内被任命的。中国的31名省级党委书记中则无一人是女性，31名省长中则有两名女性，为黑龙江省省长梁惠玲及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王莉霞。
网易新闻今年二月的统计，绝大多数省份都有女性担任副职，例如上海市有三名女副市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则有两名女副主席。该新闻认为这能体现“女人能撑半边天，巾帼不让须眉”，但也无法掩饰女性在中国官场中的性别劣势。
在军队中的女性领导人就更加稀有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2020 年数据，女性约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总数的 4%。报告指出，从没有女性持有高级指挥或政委职位。解放军女性曾获得的最高军衔为中将，且仅有两位。其中聂荣臻元帅的聂力于 1993 年晋升为中将，她的丈夫丁衡高于同年晋升为级别更高的上将，徐莉莉则是从最底层的护理员和打字员做起，于 2010 年晋升为海军中将。
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争取联合国各个重要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的领导权，试图推进国际组织的改变，使他们更符合中国的利益。但USCC的报告说，39名担任主要国际组织的高层领导职位的中国公民中，只有8名女性。
甚至联合国也表达了对中国领导层中女性缺乏的关注。今年五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CEDAW)就在一份报告中建议中国采用法定配额和性别均等制度，以加快实现女性在政府中的平等代表。
女性在政府机构中的所占比例偏低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现象，其他国家也有。但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卢旺达等多个国家都为女性保留法定配额或者席位，规定在某些政府机构中，女性至少要占据一定的百分比。不过，在中国，还从未出现过和女性领导人配比有关的讨论和方针。
呼吁女性回归家庭，或进一步削弱女性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USCC的报告还注意到一个变化。 报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明确承诺男女机会均等，但最近却将言论焦点转向男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即由女性承担生育子女和照顾家庭的责任。
今年10月30日，习近平同中国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妇女发挥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并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强调这样的价值观。在2013年，他在第一次对全国妇联谈话时，就已经传达了很多“弘扬传统家庭美德”的观念，希望妇女回归家庭，扮演好传统在道德和劳动方面维系家庭和谐稳定的角色。
中国妇女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办一次，通常内容为肯定妇女的作用，并向广大妇女做出承诺。但在今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未按惯例提及“职场女性”，相反他的谈话多了“防范化解妇女领域风险”。他的副手丁薛祥于开幕致辞时也打破了20年以来的传统，并未提及“男女平等”这一中共基本国策。
在毛泽东时代，他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广为流传。当时中国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和女性的经济地位也因此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此基础上，中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女性企业家。根据2022年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企业家榜统计，中国有78位十亿美金级别的女性企业家，占全球124位的约三分之二，远超第二名美国的25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师徐舫认为，中国政府对于女性应该回归家庭的舆论引导应该与中国现在生育率大幅下降有关，但她认为，这样的舆论引导可能会削弱女性了在公共领域的参与。
观察人士注意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的十年中，不仅政治领域和高层政府职务中的女性人数下降，职场上的性别差距似乎也扩大了。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7位，比2022年下降5名。该排名主要调查男女间在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健康于生存和政治权利这四个方面的差距。在主要参考政治领导力中的性别差距的政治权利领域，中国在146个国家中仅排名第114名。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该报告于2006年第一次发布时，在11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69，最高名次是2008年，在130个国家和地区中的总排名中获得第57名，在政治权利的排名中获第54名，并在此之后逐年下降。相反，欧美等国家女性领导人的比例获得显著提高。
中国人对女性职能的认知根深蒂固
不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徐舫指出，即使毛泽东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只是短暂的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土社会对于女性本身的职能就是养儿育女的认识”，在贫困地区，这么多年来一直有针对女性的选择性堕胎存在，家里有限的资源也大多供给给儿子。徐舫说：“从三从四德，从孔夫子开始，这些观念其实一直就没有变过。”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同工同酬”的政策（中国在第一届人大会议上就将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女性就业得到鼓励，男性在职场的特权并没有那么明显。在很多年前，中国就有女医生、女律师和女厂长。但徐舫认为，这并不表示中国女性在当时的地位就比较高，因为政府领导层中女性一直稀缺。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虽然中国女性教育程度得到了相当的提升，但职场性别歧视仍在扯她们后腿，妨碍她们充分发挥潜力。年轻的女性在中国找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歧视。二十多岁，硕士博士毕业的女性，在找工作时，会被用人机构担心她们入职不就久就怀孕休产假，因此遇到和性别有关的职场歧视。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61.2%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及婚育情况。《法治日报》今年2月的调查就显示，即使国家规定企业面试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负责招聘的人力资源部门也会通过旁敲侧击的方法了解这一内容。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徐舫说，中国女性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会受到因为结婚生子而带来的职场歧视，到了四五十岁，可以勇攀职业高峰的时候，又因为退休年龄的限制受到打压。
根据国家规定，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男性的退休年龄为六十周岁，女性的退休年龄为五十周岁，有些工种则可以享受提前五年退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的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5岁。
长期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徐舫认为因为中国女性的退休年龄实在是太早了。四、五十岁的中国女性，如果做到企业或者机构的中层，本来是应该是呈上升趋势，但因为即将退休，不再得到重要的项目或者新的机会，也不再被赋予重要的责任。她们即使能力出众，也很难得到向高层攀登的机会。
“即使她们有过研究成果或者获奖经历，依然被认为‘你已经有过你的辉煌时代，你可以退下去了’，‘你的职业生涯该结束了。’她说。
中国妇女未来地位堪忧
徐舫她并不看好未来中国女性的政治地位能得到提升。她认为，中国女性在追求权力时，缺乏能够学习的榜样，中国历史上寥寥无几获得最高权力的女性，如武则天和慈禧太后，在大众舆论中的形象都非常负面。
她还担心，由于中国领导层中女性的稀缺，女性缺乏能够为其“发声”的代表，女性的权益可能会遭受损害。
被女性诟病最多的法律之一就是《民法典》中“离婚冷静期”的设置。2020年，“离婚冷静期”通过时就在网络上遭到大量女性网民的反对。除了认为应该拥有离婚自由外，许多网民表达了对女性家暴受害者离婚不成仍然要被迫待在施暴者身边的担忧。2020年至今，媒体已经报道了许多起女性遭受家暴依然无法离婚的事例。
另外，由于中国政府越来越强调女性作为母亲和看护者等传统角色的价值观，女权主义的声音同样遭到压制。2021年，中国社交媒体“豆瓣”就突然解散10多个与女权主义相关的讨论群组。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反对女权主义者来说，女权运动的大张旗鼓，既动摇了传统的父权体系，也威胁到中共的政权稳定，因此要求女性保持传统的家庭角色。分析人士认为，在这个大环境下，中国女权运动的生存空间将日益紧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