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她甚至没能走进耳机电子厂的大门。眼看要下雨了，保安一个劲儿撵她走，女孩捏着衣角不想离开，又半天憋不出一句像样的话。为了这次面试，她特意换上了去年妈妈给她新买的镶着白色珠子的薄荷绿凉鞋，背了个巴掌大小的黑色挎包，里面塞着一个塑料袋，包裹着身份证和她全部的家当——三张一百元钞票、一些零碎的五块十块散钱和几枚硬币。

在很多人看来，夏夏是“不配”有工作的。

她21岁了，从小患有癫痫，智力受损。人们都当她是疯子或傻子。

疯子或傻子在中国农村并不罕见，可“疯女人”和“傻小子”处境却不相同。长期关注农村精神障碍女性的公益组织“江西协作者”社工们走访发现，受传统婚嫁、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农村谁家如果有个“傻儿子”，家人会竭尽全力为他娶一个老婆回来，对他好。“傻女儿”则通常是被嫁出去的底层中的底层，她们以婚育职能换取被照顾的可能，生活质量直接取决于婆家。

“和男性比，女性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有生育（能力）。这可能是她的价值，但也有可能变成一种剥削。”社工刘玉方解释说，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看。

也因此，新闻报道中，这样的女性不是被链子拴在家里一个接一个生孩子，就是和“性侵”“家暴”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更多心智障碍女性和夏夏一样，常年隐身、失语，她们或许想要和外界建立连接，但却始终无法被看到，最终退化成村庄里透明且边缘的存在。

阁楼上的“疯女人”

耳机电子厂离家十几公里，夏夏抓起挎包就往外走。

她的右腿有残疾，走起路来一高一低。母亲何花听说女儿要出门，赶紧扔下手里的活儿，双手在围裙上胡乱擦了两下，跟在女儿身后，看着她上了一辆出租车。她知道自己拦不住女儿，只能掏出手机拍下车牌号。

车开出去没多久，夏夏的手机响了。是爸爸喊她回家，她不吱声，司机帮忙接过了电话。司机说这个女孩子犟得很，一句话不说，劝不下来。即便把车停在半路，夏夏也坚持不肯下车。直到在工厂吃了闭门羹，她终于死了心。

窗外已经暴雨如注。那几天正逢江西强对流天气，新闻报道里，狂风甚至能把人从高层的卧室卷到楼下摔死。一心一意找工作的夏夏对此毫不在意，出门时甚至连伞都没带。

黑漆漆的堂屋里，何花等得心焦。女儿终于回到家，她又忍不住数落，“为了打工，再远的地方都去！”她抱怨夏夏白白花了一百块钱打车，没找到工作还让家人担心。夏夏面无表情，只是低头看着那双被暴雨淋湿的凉鞋。

独自走在马路上的21岁农村精神障碍女性夏夏

电子厂是夏夏去过最远的地方。而站在流水线上机械重复地安装蓝牙耳机里的小电池，是她梦寐以求的工作。工厂招聘人员后来才想起来，这个女孩去过厂里好几次了，每次被拒绝的理由都是“智力有问题，胜任不了这里的工作”。

再往前追溯，中专刚毕业时，夏夏原本也是有机会工作的。她读的幼师专业，到了实习期，老师直接告诉何花，你女儿这样的情况没法安排工作。校长也说，幼儿园里有这么个老师，哪个家长敢把孩子送去呢？没有实习证明就拿不到毕业证，何花只好四处求人盖章，好不容易给女儿争取到了实习证明和毕业证。

2021年，何花发现，智力受损的女儿精神好像也出了问题。一个夜晚，她路过女儿房间，看到夏夏一个人坐在床上对着窗户自言自语，哭一会儿，隔半个多小时，又笑一会儿。她听不清楚女儿在说什么。这样的场景在之后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大多数时候，夏夏待在家里，最多独自去到800米外的快递站。她的社会功能逐渐退化，当着人不说话，但回头会疯狂给人打电话，直至对方将其拉黑。她的脾气会不定时爆发，用大声唱歌、跳舞来宣泄。

2024年春节过后，夏夏往外跑的念头来得更加急迫了。

和妈妈最近的聊天对话框里，全是她发的各个工厂的招聘信息，大约几十条，近的在新余，远的在南昌和赣州。她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说不出连贯的话，但何花知道，女儿是想让自己带她出去找工作。

何花也希望女儿能有一份工作，哪怕是不领工资，至少有个去处。女儿出去，意味着自己也得陪着一起。但她走不开，家里有太多事需要靠她——装修、做饭洗衣服、接送有自闭症的小儿子上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