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配合“办案”的过程中，罗敏一步步落入对方设计的“剧情”

2025年1月16日，香港大学在发给学生的邮件中透露，最近数月有60多名学生遭遇电信诈骗，损失共计6000万港元。此后，香港城市大学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30余位同学遭遇电诈，其中以内地留学生为主。深一度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除香港以外，一些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也曾遭遇类似情况。

去年9月，罗敏从内地到香港大学读研，半个多月后，她接到一通号称香港将军澳入境事务处的诈骗电话，称她名下的电话号码涉嫌信息骚扰。在配合“办案”的20多天里，她落入对方设计的“剧情”，并陆续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入了60余万港元。警察告诉她，她是开学以来，第36位被骗的香港大学学生。

罗敏的遭遇在父母看来是一场特别明显的骗局，“但我还是一步步被精神控制了”。她事后觉得，整个被骗的过程是一场心理博弈，诈骗团伙就是利用了她在香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担心学业受影响的心理，才能得手。在警局里确认自己遭遇电诈后，罗敏的第一反应不是损失了多少钱，而是“我终于摆脱了他们的控制”。

香港大学一内地新生被诈骗920万港元

“入境处”的来电

入学香港大学时，罗敏不会想到，自己可能已经成为了诈骗团伙的潜在“猎物”。

2024年9月，罗敏从内地来到香港，开启了她的研究生生活。但不久后的一通电话，完全打乱了她的生活。

那是10月2日下午6点，来电者自称是香港将军澳入境事务处的工作人员，他称罗敏名下注册的另一个号码在广州向市民发送大量办理工作签证的骚扰信息，警方已立案调查。

对方称，如果不想被停机以及被入境办拉黑，需要立即请警方发送报案回执单。罗敏并非没有防范意识，她特意向对方要了工号、协查公文编号等信息。但对方很快让她对接到广州的公安，“不需要挂机”，罗敏说，电话自动转到了一位自称广州市公安局马旭警官那里。

谈吐之间，罗敏感觉“马警官”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语言逻辑清晰。他让罗敏马上到广州进行线下笔录。但当时已经没有高铁，赶不到广州，罗敏和马警官僵持了好久，马警官最后同意“行个方便”，通过线上单向视频方式来做笔录。

按照马警官的要求，罗敏把出租屋的房间反锁，并保证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此事，随后开始做笔录。罗敏提出，可以用微信传送资料。但马警官称他们一般使用Zoom（一款多人手机云视频会议软件），并让罗敏下载WhatsApp（一款聊天软件）进行视频笔录。

打开视频后，许多细节让罗敏相信了对方的身份。

罗敏看到马警官穿着制服，背后是广州市公安局的墙面和标志，“他向我出示他的警官证，看起来与我平时对警察的认知并无二异”。随后，马警官表示架设设备开启一个单向视频（仅警方单向可见罗敏），正式进入笔录的环节。

马警官首先要求罗敏清楚的报出身份证号与港澳通行证号码，确保录音设备可以录到，接下来问了诸多与案件相关的问题，罗敏说整个过程看似十分正常，“他还对我进行了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的安全教育”。

录制笔录期间，马警官一度向总台呼叫，以确定罗敏身份是否存在其他被冒用的情况。虽然看不到对方的画面，但马警官呼叫总台的方式，以及总台那边的回复，声音以及语言都非常真实。马警官还让同事帮忙把文件送到收发室，帮忙传邮件给香港通信局。

罗敏本以为做完笔录就可以解决问题，但马警官在联系总台之后称，她名下的一个银行账户为高风险账户，涉嫌非法集资，与一个重大的跨国洗钱案相关，警官跟“同事”讲，马上通知深圳市公安局让其做准备，“说如果我出现不配合的举动，马上把人从香港带回来”，这让刚到香港的罗敏慌了。

一旦留学生们觉得事态威胁到学业和前程，诈骗团伙就有了可乘之机。

另一位电诈受害者刘杰今年32岁，曾是银行职员。2024年5月，她裸辞后来到新加坡攻读一年制硕士。

2024年9月24日，她抵达新加坡开启第二期的学习时，接到了自称新加坡移民局的电话，与罗敏的遭遇相似，对方也说，她名下的电话卡涉嫌诈骗。刘杰曾在金融行业工作，丈夫又是警察，她的反诈意识本来很强。但对面一再强调情况紧急，如不处理，会被扣掉50信用分，进而影响她日后的出入境，甚至不能继续她的学业。

面对同样的“紧急情况”，身在新加坡的刘杰和人在香港的罗敏都决定继续配合“警方”调查，不知不觉进入了诈骗团伙设计好的“剧情”里。

“马警官”向罗敏展示的“协查通报”

远程监视与精神控制

多名受访的学生提到，诈骗团伙实施诈骗的过程会持续几周，甚至数月。对方会在建立信任之后，一步步达到“变现”的目的。罗敏说，在不断被对方强调涉嫌犯罪的过程中，她甚至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做了不可饶恕的错事。

罗敏被牵扯进“洗钱案“后，马警官向她展示了一张悬赏令，询问其是否认识图中名叫李忠的主犯。展示各类文件的时候，马警官会让罗敏读出来，以确保录音设备录到，证明她看过了此文件。

马警官介绍李忠为某银行内部管理人员，警方4月份缴获了他手里的200多个银行账户，其中就包括罗敏名下的。李忠供述称，罗敏同意将此账户供他使用，共有几十名老人向该账户里转账200余万元，其中罗敏会收到10%的提成。

“每一句话、每一个环节都经过精心设计。一步步将我引入他们预设的情境之中”。罗敏当时觉得，对方逻辑严密得让人难以察觉破绽。

马警官还告诉罗敏，她银行卡内的这笔黑钱，是老人们一辈子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血汗钱。有一位老人发现被骗后，因承受不住打击选择自杀。他还特意向罗敏强调，钱进了她的账户，老人们就认定是她干的。“我当时是真的信了，内心充满愧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做了不可饶恕的错事，对不起那些无辜的老人”。

在罗敏否认犯案后，马警官通过Zoom窗口发送了所谓的人证、物证、事证，并告知罗敏目前的证据对她不利。他还称，该案涉及288位嫌疑人，还未调查到她，她必须对该情况保密，一旦泄漏，她可能面临3到5年的有期徒刑，被泄漏信息的家人、朋友也可能受到牵连，罗敏也因此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告知的同时，马警官向罗敏下发了一个国家二级保密条令，并令她大声朗读一遍。“我当时不了解，其实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此外，罗敏按照马警官的要求，删掉了微博、抖音之类的社交软件。

马警官告诉罗敏，目前有100多位嫌疑人正在排队调查，在罗敏被香港警察正式带走之前，需要接受远程监控。期间，如果去洗手间，需要向他汇报，如果到厨房客厅等位置，要用手机参会的方式打开视频。

身在新加坡的刘杰，遭遇的“剧本”几乎与罗敏一模一样，她被诈骗人员“塑造”成跨国诈骗案的嫌疑人，与她对接的国内“警察”是“跨国经济犯罪案专项小组”的队长王祥春。刘杰受到的控制比罗敏更加严格。

在接受调查期间，她需要全天24小时开着iPad，和一个“监控长官”的Telegram（一款即时通讯软件）账号进行视频，并放在电视机柜下面作为监控。

每天上午9点、12点、下午3点、6点、晚上9点，她需要在Telegram上发送“动态汇报”，包含名字、时间、在做什么。为了准时汇报，她在这些时间点设了闹钟。有时候她在12点和下午3点有课，为了防止闹钟在课上突然响起，她会一直盯着手机。有一次晚了20多分钟，警官就要求她写检讨。

刘杰说，她手机里的陌生来电必须截图给王队长看，微博、小红书、抖音等社交软件都要卸载。每天晚上8点左右进行5分钟的例行通话，王队长会在通话中告诉她案子的进展。

交流过程中，王队长会扮演一个关怀者的角色。他曾对刘杰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好女孩，我们这行干了这么久了，你做没做过我们心里是很清楚的，你好好学习，案子我会帮你查清楚的”。那段时间刘杰因为背上案子每天都在哭，王队长的“安慰”一度让她觉得自己还有希望。

被刘杰撕掉又重新拼起的“机密文件”

逮捕威胁下的“变现”

刘杰记得，2024年9月25日到27日期间，王队长说检察官下达了两项强制逮捕令。第一项是要把她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冻结，直到查清。第二是当天下午5点前要把她逮捕回国。王队长特意给她看了案件中嫌疑人被抓回国的照片，他们戴着手铐、脚镣和黑色的头套走下飞机，刘杰很害怕，“如果这样子上新闻的话，怎么面对亲朋好友？”

王队长曾要求刘杰写一份千字的个人情况说明，她在里面写了哪年工作、哪年认识丈夫、哪年生孩子、案件发生的时候她在哪里等信息。

王队长告诉她，如果这次被抓进去至少5年打底，“你小孩子才两岁多，这5年你错失小孩子的成长，他在学校里会不会受同学的嘲笑欺负呢？你妈妈身体不好，对吧？她会不会因为你进看守所就一蹶不振？”听到这里，刘杰忍不住哭了。

王队长顺势向她提出了“取保候审”的方案，并称，取保候审后一两个月可以查清。这让刘杰再次看到希望，但她需要对此事保密。在此期间，一位自称驻新加坡专案小组的人，真的上门向她递送了保密文件让她签字。

签完字之后，她拍照发给王队长，并按要求把保密文件撕碎装入垃圾袋，还将垃圾袋里倒了水，然后再丢进垃圾桶。王队长解释说，因为她不是一个人住，这个机密文件给别人看到，她就是泄密罪。

但办理取保候审需要10万新币（约53万元人民币），王队长询问了她每张银行卡有多少钱。发现加起来不过2万多人民币，距离取保候审需要的钱还差很多，王队长让她寻求家里人的帮助，但不能让家里知道原因。

王队长让刘杰每天写一份“资金规划书”，即和家里人要钱的话术，包括要钱之前的铺垫、要钱的理由，以及家里人追问起来该如何回答等。刘杰写了三四份，都没让队长满意，后来队长说，中国有一个类似的案件，那个人是以学校需要开具资产证明为由跟家里人要的钱。刘杰按这个理由写了资金规划书，通过微信语音告诉妈妈新加坡政府为了防止留学生打工，要求账户里有10万新币，和母亲语音通话的全过程，都是在王队长的视频监控下进行的。

10月11日，刘杰凑到了9.5万新币，加上她原来有的3000新币，一共是9.8万新币。王队长让她分多次去银行取钱，并嘱咐她如果银行柜员问起来，就说是留学期间的借款，现在要还钱。她第一天分别在新加坡星展银行的两家分行取了2万和4万，第二天取了剩下的3.8万，整个过程也是在和王队长通电话的情况下进行的。

她把钱装在信封里，用订书机钉上了取款凭条，套了一个红色塑料袋，交给前来取钱的“新加坡专案小组”的男警员。出于对公职人员的尊重，她还对男警员说了一句“辛苦了”。王队长很快就发来了一张监管凭条，意思是他们那边收到这笔钱了。

但骗局没有结束。

接下来一段时间的通话中，王队长告诉她案件马上就要厘清了，这让她充满了希望。11月3日，王队长说，她名下的16名受害者中，有一位姓陶的受害者跳楼了，家属要求取消她的取保候审资格，她需要交第二次担保金才能继续取保候审。这次，她以给小孩买保险为由向丈夫要钱，说要一次性缴纳6.5万新币的保费，但是丈夫觉得风险太大，加上家里的房子要装修，资金紧张，她最终没有要到钱，自己贷款了30万人民币。

11月18日，一位自称是“检察官”的人要求她将这笔钱打到一个国内银行的私人账户，且不要写交易附言。她觉得很不对劲，说担保金不应该打到对公账户吗？对方解释，本来是要她本人去监管部门交的，但她在境外，所以钱要打到监管账户，说完还略带生气地问了一句“是不懂吗？”

香港大学的罗敏和刘杰一样，因为担心被拘留，按照马警官的建议，走了“取保候审”的流程，但需要有一笔保证金。她以申请学校交换生项目需要资产证明为由，找母亲要了部分资金，加上自己账户里的钱，她先后四次将60余万港币转入了对方指定的账户。

罗敏将部分保证金转账到指定账户后，收到的“收据”

被忽略的防诈信息

2024年11月底，交了钱的刘杰开始等待案件结尾，但令她意外的是，王队长在例行通话中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说她是他第一个心动的女生。偶尔王队长没空，由林警官进行例行通话的时候，他也会旁敲侧击地提王队长为了办她的案子多么用心，每天早上最早来办公室，然后晚上是最晚走。

12月8日上午，林警官给她发消息说情况紧急，王队长私底下帮她给了40万赔偿，用自己的职位为她担保，甚至在跳楼的受害者墓前下跪，今天的会议上直接被监察人员用手铐脚镣带走了。

刘杰得知王队长为她做的事情，哭了，马上打电话把这些事情告诉妈妈。妈妈在国内的政务软件上搜索，发现警官、队长和检察官的名字，一个都查不到。母亲告诉她，如果在取保候审阶段，一定会通知家属。

在妈妈的提醒下，她意识到被骗。她决定12月12日回国报警。在此之前，她还装作没发现被骗，和骗子周旋了几天。回国前一天，她跟骗子说自己家明天要修网络，要断网一天。但回到国内后，她发现这些软件无法使用。再回到新加坡时，骗子的账号都已经销号，她还能看到，12月12日当天，王队长给她发了最后一条消息，说自己从看守所里出来了。

回想被控制的三个月，刘杰觉得很压抑，她被要求不能喝酒，不能去景点，不能出国，转卖了周杰伦演唱会的票，还不能让新加坡的朋友们知道。为了离开那个有监控的房间，她每天会在楼下游泳池边的躺椅上坐一两个小时拖延时间，才回到房间里。

香港大学的罗敏也提到，2024年10月25日，她接到了香港官方反诈中心的电话，意识到自己被骗。按照反诈中心的提示，她拉黑了诈骗团伙的所有联系方式，保留聊天记录当作证据，随后报警。“报案后，我第一反应竟然不是自己损失那么多钱，而是我终于摆脱了他们的控制，是一种逃出地狱的劫后余生感”。

其实，罗敏所在的香港大学一直在做防诈宣传，罗敏被骗期间，也看到班级群里有人说接到类似电话，但当时她并未在意。香港大学的学生李胜意也曾接到电信诈骗电话，并被对方“控制”了一段时间。李胜意说，九月入学时，他就有注意到学校到处贴有防诈宣传海报，自己的邮箱也经常收到来自学校投递的防诈提醒，但“没有在意”。

根据公开报道，针对香港大学多名学生遭遇诈骗一事，香港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正在展开调查。此前香港媒体报道称，香港警务处与内地相关部门正研究探讨更多措施，提高新赴港内地生加强防骗意识，研究方向包括要求他们赴港升学前必须先填写防骗问卷，方可取得学生签证；香港城市大学、理工大学、岭南大学均表示，会加强防骗教育，包括要求学生做防骗问卷及修读相关课程。

为了少一些和自己一样被骗的受害者，刘杰将自己的经历发到了社交网站上。一位温哥华的受骗者找到她，把她拉进了一个100多人的受害者群，群里有来自日本、加拿大、美国、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的华人留学生。在这个受害者群里，她感觉自己还是不幸中的万幸，群里有一个受害者，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被骗，犯罪分子让他帮忙洗钱以“减轻罪名”，他现在还因此面临官司。

报警后警察告诉刘杰，如果移民局找她有事，也会发邮件而不是打电话。现在她宁愿错过电话也不愿意接陌生电话了。刘杰说，在国内还有反诈中心，但是在新加坡就感觉好像身处于一个“公共池”当中，没有人去帮你过滤这一层信息，所有的来电都得自己去分辨，而且诈骗的概率很高。

此外，她觉得，留学生一个人在外面，身边没有了熟悉的“关系网”，很容易成为骗子眼里“比较好下手”的目标。如今，刘杰的事情虽然在中国和新加坡都成功立案，但目前她的钱仍然没办法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