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韩国首都首尔繁华街区新村（Sinchon）附近的一家快捷宾馆的房间里，朴秀妍（音译）睡在她的闺蜜身边，这时她被床脚靠近的什么东西惊醒了。

一个年轻人站在她旁边，他的脸藏在智能手机后面。他把手机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准备换个角度看光睡在秀妍身边的闺蜜。秀妍跳了起来，入侵者吓得拔腿就跑。她追赶出快捷旅店，来到街上，但他速度太快，消失在一条小街上。

她认为入侵者是撬开了锁或以其他方式进入。“我很生气，因为我的钱包在那里，我的钱也在那里，”徐妍告诉作者。入侵者不要她的钱。他是来拍她照片的。

她怒气冲冲地向汽车旅馆老板投诉，敦促他尽快报警，并询问她是否可以查看汽车旅馆经理办公室的闭路监控录像。但店主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告诉她没有这样的监控。但是秀妍后来得知老板对她撒谎，并从警方那里得到了事件发生时的视频。但这样的回应却很能说明问题。

年仅 17 岁的秀妍有理由确信她是网络性犯罪的目标，并且该男子会在成千上万发布女性非法照片和视频的网站中发布偷拍她睡着的照片. 很少有机构可以帮助秀妍。没有摄像头，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执法机构提供太多帮助，尽管像这样的事件和袭击变得越来越普遍。三个月后，闯入者被捕并被判刑，但由于他是未成年的青少年，他被保释释放。

朴秀妍在首尔的家中。Jeong-mee Yoon 摄。

对于韩国的许多年轻人来说，这样故事听起来并不陌生。尽管多年来公众的愤怒和立法努力遏制数字性犯罪，但韩国仍然保有一个颇具利润产业集团，该行业利用未经同意的女性照片，而且其中许多是未成年人，甚至强迫她们进行性行为，并在网上拍摄和传播。这种偷拍甚至有自己的名字：韩语是몰카molka”，意思是针孔相机，隐藏式相机的缩略语。

몰카

[moːɾkʰaː]

2018 年，一名男子因在快捷宾馆的房间安装针孔摄像头而被捕时被发现拥有20,000 部非法拍摄的视频。韩国当时总统文在寅此后不久承认非法偷拍摄影已成为“进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年，数千人走上街头，要求对针孔偷拍犯罪采取立法行动，作为全球#MeToo 运动的一部分。但时至今日，有关为非法拍摄而安装摄像头的故事仍然经常成为头条新闻。

秀妍的一些朋友也曾经是数字性犯罪的目标，他们的隐私照片被潜伏在浴室、地铁站或快捷宾馆房间的陌生人用针孔摄像头泄露到网上。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图像和视频是由匿名者拍摄的。但也有些时候，他们被愤怒的前伴侣传播到了社交媒体上。秀妍自己没有发现过她被拍摄的内容。但是她也不想看到。

相反，她想找到一种方法来阻止这些罪行的发生。秀妍组建了一个名为“Digital Sex Crimes Out”的组织，该组织从 2017 年到 2022 年初一直寻求更严厉的法律打击韩国的非法拍摄和数字性犯罪。她化名为guerre Ha Yena，因为她的活跃的行动和宣传教育，公众和执法部门了解这些数字犯罪在现实世界中的后果的严重性：这危及儿童，引发跟踪事件并引发巨大的心理伤害。有时甚至以自杀告终。

作为Ha Yena，她成为了韩国一个预防并和数字性犯罪斗争的小组织中的一员。进入#MeToo 时代后，秀妍和她的同龄人发现自己处于隐私保护和犯罪预防之间的十字路口，这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政府出台旨在遏制网络犯罪的立法时发生的许多斗争情况也相呼应。

（二）

韩国是一个高科技社会——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但它也是一个习俗和传统对社会规范和公共政策产生强大影响的地方。但这里技术及其用途也在不断超越政治和促进社会改革。

韩国高度数字化的社会和闪电般的网速让非法视频的传播变得更容易。一旦文件出现在网上，即使不是不可能，但也很难一劳永逸地完全删除它。在一起刑事案件中，非法视频和照片被发布到网上，并且可以按月支付订阅费。偷拍影片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其色情内容，还在于其盈利能力。两项估计表明，在线共享的未经同意的偷拍视频每 GB 可以卖到 1,667 美元到 4,167 美元，这大约是一个半小时的影片。

据首尔市政府称，截至 2020 年 12 月，该市至少有 75,431 台闭路电视摄像机在运行，大约每 132 名居民就对应一台。该国有保护个人身份信息的法律框架，但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例如允许执法部门和其他机构相对密切地关注感兴趣的人。但是围绕监视似乎也有一种例行公事的气氛。人们似乎接受了它作为日常生活中确保相对安全以防止暴力犯罪和抢劫，这也有助于韩国应对新冠疫情，因为这套系统也有提供接触者路线和追踪的能力。

但是，如果在首尔意味着监控永远存在并且需要接受监视，那么一种跨领域的隐私文化也很盛行：车窗通常带有防紫外线和隐私的防窥膜，也很少有邀请其他朋友做客，无论一个人与某个人的关系有多亲密。数以千计的闭路安全摄像头会削弱市民对个人领域的控制的感觉。

尽管经常对散布偷拍视频录像或被发现携带偷拍录像的人处以罚款，但他们似乎很少能阻止进一步的犯罪，这让整个国家都处于紧张状态。允许女儿婚前住在外面的父母（这在传统的韩国家庭中很少见）告诉他们的孩子要住在顶层的公寓，以免因为住在一楼被窗户外或走廊摄像头拍到。

1997 年，韩国连锁百货公司现代（以汽车闻名）在其位于首尔的大厦的洗手间中安装了数十个摄像头。即使此前高管们提到了小偷将商品藏在手提包中冲进洗手间的事件，但是 公众的批评一边倒，监视摄像机也很快撤下了。但很快，相机在全国范围内的使用蓬勃发展。在首尔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商店和摊位上，电子产品变得便宜且容易买到。到 2000 年代初，大多数韩国人的口袋里都装着同样的设备——手机。

隐私和安全之间的争论推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与任何技术一样，一些摄像头的安装目的是正当的——监控私人财产、在疗养院监控病人或监控婴儿睡觉——而其他摄像头则有更卑鄙的用途。摄像头可用于监视休息室和浴室中的员工，或者以隐藏式摄像头闹钟的形式作为礼物赠送给毫无戒心的同事，然后可以对其进行跟踪偷窥。

2010 年，全国警方数据显示，发生了1,100到1,400起偷拍犯罪。到2018年，这个数字增长到6,400。在2012年至2017年间因非法录影而被捕的16,201人中，98% 是男性，而在此期间被录影的人中有 84% 是女性。甚至包括 K-pop 明星在内的著名文化人也在这段时间被指控贩卖此类影片并被定罪。

数字性犯罪受害者支持中心（The Digital Sex Crime Victim Support Center）成立于 2018 年 4 月，通过删除流传视频并为刑事和民事调查、医疗和法律援助提供额外支持来帮助数字性犯罪受害者。在 2018 年至 2021 年期间寻求该中心帮助的人中，超过 76% 是女性，其中青少年和二十多岁的比例最高。

偷拍犯罪成为韩国#MeToo 运动的中心主题。通常情况下，肇事者会支付少量罚金或短时间的服刑后轻易释放脱身。2018 年夏天，超过 70,000 名女性走上首尔街头，要求制止偷拍犯罪，并抗议政府和司法部门的不作为和漫不经心的回应。

2018年在韩国举行的反对“摄像头偷拍犯罪”的集会变成每月一次的活动，包括静坐和女性剃光头抗议，打破记录成为该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女性示威活动。从上至下：Ed Jones/AFP 图片来自 Getty Images；Jung Hawon/AFP 来自 Getty Images；Jung Hawon/AFP 来自 Getty Images;STR/AFP来自 Getty Images。

犯有偷拍罪的人可能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和超过 26,000 美元的罚款，但数据表明他们很少面临如此严厉的处罚。从 2014 年到 2016 年，超过 60% 的被指控犯有数字性犯罪的人平均被处以低于 2,200 美元的罚款。这些罚款通常是针对传播视频的人罚款的，或当场抓获的，但这样似乎不足以防止进一步的犯罪。

如何起诉这些罪行并消除其长尾效应的问题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韩国，虐待儿童的图片是非法的，色情内容也是如此。在涉及色情的刑事案件中，参与其创作的所有各方——包括那些出现在电影或图像中的人——都被认为是有责任的。在处理数字性犯罪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处理非法色情制品的方式相同。在人们不知道他们正在被拍摄的情况下，警方的处理已经开始表现出一些偏见观念。也就是，这些事件的普遍存在暴露了一种流行的假设，即偷拍犯罪的目标受害者是要以某种方式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负责。

执法部门的性别歧视和偏见似乎是一个促成因素。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2021 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警方调查期间，官员对那些报告未经同意被拍摄的人表示怀疑，暗示她们以某种方式邀请或挑起了这些事件。官员们会斥责人们穿着暴露的衣服或向他们的亲密伴侣发送图像，当局认为他们首先不应该这样做。

在新冠大流行高峰期的检疫限制期间，数字性犯罪达到了新高。在韩国原州医院的新冠隔离病房，一名男子因在女性淋浴间偷拍而被捕并被判处 10 个月监禁。

这种上升也可能归因于该国对 5G 网络的快速实施和采用。韩国是世界上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到 2022 年初，该国 98% 的人口都使用互联网。

今天，在 Naver（韩国的主流搜索引擎）上随便搜索一下，就会发现数十起年轻人因数字性犯罪而寻求帮助的案例，通常是与执法人员发生摩擦，而执法人员对虚拟空间的案件毫无同情心而可能造成的损害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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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5 日，一位海报写道：“有人在公交车站跟着我，我听到他的智能手机相机快门声响了，但他否认他给我拍过任何照片，并删除了所有照片，所以没有证据。所以我想找一位律师来代理我的案子，以保护像我这样的其他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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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用户在 2021 年 10 月 26 日写道：“我和我女朋友在一家汽车旅馆，她发现街对面有一个摄像头，并报了警。警察在三周内抓住了他。警察识别了录像并确认这是视频中的我的女朋友。……但是我如何检查偷拍视频是否在持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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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用户在 2022 年 6 月 7 日写道：“我在汽车旅馆洗完澡后，男朋友偷拍我， 我内心无法从中走出来。我感到非常羞愧和自责。……如果我向警方提出指控，我能知道调查的进展吗？”

这些发帖者愿意举报这些罪行的态度与几年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大多数立法者可能仍需要迎头赶上，但许多年轻人和技术专家对罪责应归于何处以及如何为目标伸张正义已经有了更细致的观点。

（三）

在秀妍的汽车旅馆房间被闯入两年后，她和学生活动家崔瑞希（音译）一直在打电话到深夜。作为一个名为 Project ReSET（在 Telegram报告性剥削英文：Reporting Sexual Exploitation in Telegram）的成员，瑞希会使用 VPN 和各种假身份登录 Telegram、Discord 和流行的韩国聊天应用程序 KakaoTalk 上的聊天室，在那里她会加入聊天 这些是性剥削视频主要被分享的几个平台。

一年多来，她一直在关注媒体关于性侵犯和儿童色情视频通过私人加密消息应用程序传播的报道。网络钓鱼式攻击和社会操纵——网络钓鱼、在线约会、K-pop星探——导致用户被制作剥削性内容，然后这些内容被用来勒索他们获取更多图像和视频。

男性主导的聊天室和在线社区已被瑞希向当局报告，但警方基本上忽视了这一威胁。像 瑞希 这样的学生记者和活动家开始进入每一个聊天房间并向 Telegram 和警方报告他们看到的情况。根据 瑞希的说法，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毫无建树。当局表示，他们无力追查像 Telegram 这样的国际公司。该公司没有回应对这篇文章发表评论的请求，但其服务条款确实禁止在公开渠道发布非法色情内容。

瑞希查看并报告了她发现的令人不安的镜头。她会看到年轻女性的照片被贩卖，视频和其他媒体被出售。而且通过加密货币接受付款。

年轻男女之间的加深的壁垒很快被利用，以用于帮助2022年初的保守派尹锡悦在选举中进驻青瓦台：他建立了一个反女权主义的平台上并在上面挥斥方尊，该平台承诺废除韩国的的性别平等和家庭部。除了竞选承诺，竞选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新政府将把保障被遗忘权和加强对数字性犯罪受害者的保护和支持作为一项国家任务。”

与此同时，监控成了瑞熙反复出现的噩梦。她的作品开始受到关注，但她也成了辱骂的对象。一些网上言论妖魔化了她和她的活动家伙伴，认为他们是性别平等和家庭部和前总统政府雇用的激进、危险的女权主义者。

崔瑞希，Project ReSET 的主要成员， 照片来源Lily Vetch。

“举报完了这些事情后，我本该睡觉的，但我只记得受害者和那些影片，”瑞希告诉我。“我的毯子感觉像是着火了。” 有时我一身战栗。有时我也会哭。

媒体报道和瑞希自己的工作导致这些社区的存在不断被揭露。特别是在两个群聊中，参与者分发性剥削视频并勒索数十名女性在线分享私人视频。他们分享的一些镜头包括强奸。超过 103 人，其中 26 人是未成年人，将他们的视频或图像卖给了 60,000 多人。被称为“N 号房”和“医生房”的聊天室最终被关闭，频道背后的用户被捕并被定罪。2020 年 11 月 26 日，控制同名聊天室的 26 岁“医生”赵周彬因勒索和性骚扰被判处 40 年徒刑。

尽管案件令人震惊，但数字性犯罪的危害和现实世界的影响，更不用说围绕监管和起诉的困难，已经不是第一次显而易见了。追查和预防此类犯罪已有先例。在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中被描述为“韩国色情”的网站 Soranet 于 2016 年下线，部分原因是荷兰政府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联合行动，因为该网站的服务器托管在美国 在搬到荷兰然后在荷兰被扣押之前的国家。Soranet 的联合创始人被判处四年徒刑，许多活动人士批评这一刑期太轻。但关闭一个网站并逮捕其创始人对此类材料的扩散几乎没有影响。图片上传速度越来越快，分享范围越来越广。

当瑞希在一个又一个聊天室中滚动浏览时，她在屏幕上看不到最近的愤怒浪潮和警方行动会有很大改变的希望，即使逮捕和起诉的报道总是出现在黄金时段的新闻广播。在 N 号房丑闻之后，法律似乎仍将性剥削视为一种色情犯罪形式，并将各方视为同谋。

“人们不明白分享传播非法性剥削视频是一种犯罪行为，”瑞希说。“所以我们想就这个问题对人们进行教育。这不是色情片，而是性剥削。在 N号房之后，我们得到了很多没有兑现的承诺。所以我们只是将受害者的信息转达给警方。”

她想让警察和公众记住这些视频是一种侵犯；她们是非自愿的，必须被视为严重的罪行，而不是天真和放荡的后果。瑞希说，N 号房间既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为偷拍犯罪行业带来真正变革和问责制的转折点。

“这只是冰山一角，”她告诉我。“以前发生过，现在还在发生。”

自 2020 年以来，瑞希已停止监控互联网上的数字性犯罪案例。目睹这些罪行的间接创伤对她造成了伤害。她到了一个地步，觉得自己无力影响改变。她告诉我，如果她停止监控和报告一分钟，当她回来时，就会出现更多的房间和第三级对话。如果她停下来一晚，把手机收起来，这样她就可以在下一天的到来前休息，但是那样网络上就会出现成千上万的受害者。

瑞希也对数字性犯罪数量不断增加的前景和一个不尊重女性的社会感到沮丧和难过。她解散了 Digital Sex Crimes Out，部分原因是社会人士对他们工作的抵制越来越大，以及对她个人安全的威胁。

“网上存在不平等，”她说。“但现在我只是完全避开那些环境，所以我更少考虑到不平等。”

相反，秀妍决定专注于她作为软件工程师的职业，以此作为一种反抗。“我想了解计算机技术，以便了解如何推动法律来防止数字性犯罪，”。秀妍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仅仅因为我们有一项新法律，这并不意味着现在一切都运转良好，”她谈到她为韩国法院就数字性犯罪起诉提供建议的工作时说。

“我不认为这只是一个韩国问题。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非法偷拍性爱视频是一门大生意，”她说。“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数字时代。”

秀妍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这不仅仅是韩国问题的人。就其技术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无处不在的相机而言，韩国可能只是比大多数其他国家更明显。

“在某种程度上，我将这些女性视为煤矿中的金丝雀，”人权观察妇女权利部副主任、韩国数字性犯罪报告的作者Heather Barr告诉我。“我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个特定的问题——非常反乌托邦，但也预示着我们其他人可能要朝向何方。”

（四）

在首尔繁华的江南区，在一扇锁着的门后面和一个不起眼的大厅里，是 Santa Cruise 公司的办公室，该公司自称是“数字洗涤服务”的提供商。

偷拍犯罪在韩国的盛行不仅催生了像 ReSET 这样的团体，还催生了数字声誉经理行业。该公司每月花费大约 2,000 美元，竭尽全力清除这些数字痕迹。一些客户有 10 年的订阅期。其他人每隔三个月、六个月和 12 个月支付一次。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做这份工作，”Santa Cruise 首席执行官金浩镇（音译）说。Santa Cruise 最初是一家模特和人才经纪公司。但很快他的客户在网上受到攻击，对谷歌和 Naver 的指责和谣言四起。“因为恶意评论，他们无法上学，进入精神病院。”

金浩镇开始向搜索引擎提出删除材料的请求，并取得了一些成功。有类似问题的人开始寻求他的帮助。现在，金浩镇的客户中有许多艺人、K-pop 明星和公司高管。

如今，Santa Cruise 超过四分之一的业务来自那些认为自己是数字性犯罪目标并希望管理自己在线声誉的人。每个月，金浩镇的年轻研究人员团队都会将发现和删除的数据报告发送给他们的客户。青少年约占金浩镇业务的一半，而 20 多岁的客户约占其客户的 30%。

Santa Cruise 公司首席执行官金浩镇，摄于2017年，Jung Yeon-Je/AFP via Getty Images

数字娱乐文化对于韩国的许多青少年和年轻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从社交媒体或电视上的偶像身上汲取社会价值，甚至他们的信仰体系。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数字和现实存在开始模糊。具荷拉、金钟铉和张紫妍等著名的 K-pop 人物自杀身亡，他们都在二十多岁时因被非法拍摄而死 私人或伴侣在性行为期间。这些视频随后被传播或在线播放。

网上的仇恨言论和贬损性评论也导致自杀死亡。虽然韩国严格的等级文化可能根深蒂固，但它在数字世界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是年轻人无法区分的世界。K-pop 明星也使用偷拍相机拍摄毫无戒心的自己的伴侣或陌生人——这些事件让这类犯罪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接受甚至很酷。

2019 年，Big Bang 的韩流明星胜利和一家夜总会老板因涉及偷拍摄像机视频、卖淫和挪用公款等一系列其他罪行的丑闻而被判有罪。胜利被指控挪用了 951,000 美元，但仅被判处三年徒刑，后来在上诉后减刑至一年半，并减免了罚款。

2019 年 5 月 14 日，李承铉（又名胜利）在离开首尔高等法院时被记者围住。摄影：Ed Jones/AFP，来自 Getty Images。

这个问题也通过电视进入了全国的时代精神，其中一个受欢迎的节目描绘了年轻人将隐藏的偷拍相机作为礼物送给同事（“剧集：商业计划书”），另一个节目讲述了偷拍受害者自杀身亡的情节（剧集：“德鲁纳酒店” ”）。

“这些年轻人有很大的力量。所以问题不在于这些人做了什么，而在于社会如何回应他们，”加利福尼亚媒体心理学研究中心的社会科学家兼主任 Pamela B. Rutledge 博士告诉我。

“你在媒体上看到了一些东西，然后你就去做了，”她说。“你看到一些东西，你在你的社会心理环境中处理它，然后你观察那个人会发生什么，同时评估这是否是你真正可以做的事情，同时也要看看他们是否受到奖励或惩罚，”Dr. Rutledge说。

在 Santa Cruise 的办公室里，除了希望摆脱因错误或遗憾造成的持久破坏的互联网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的。但是，一场责备和羞辱的游戏仍然被强制执行。对于无力支付 Santa Cruise 提供的服务费用并且感到羞愧、尴尬或担心告诉父母他们需要帮助的青少年，金浩镇提供无偿服务，但有一个警告。他们被要求写一封关于数字公民身份的“反思信”以及导致他们成为这样结果的选择。

“即使是受害者也应该受到指责，”金告诉我。“他们拍摄自己的事实首先是错误的。他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成为偷拍摄像头受害者的人也应该受到指责，因为他们不够小心。” 他补充说，“如果他们不同意写这些信，我不会为他们删除非法内容。所以他们必须同意我的看法。”

（五）

Santa Cruise 和 ReSET 浮出水面并报告的罪行是通过通俗称为“N号房法”的法案。在 N号房法案之后，韩国电信商业法修正案对大型社交媒体公司提出了新的非法内容过滤和透明度报告要求。但是大多数人直到法律生效并且过滤通知开始出现在他们的手机上时才意识到法律的含义。

在群组或公共聊天中，如果您上传了任何内容的视频——从一只可爱的猫到睡在他们床上的一个浑然不觉的裸体——您会收到一个看起来像这样的通知：“根据新的电信商业法，韩国 通信标准委员会正在审查内容是否违法。”

另一条类似的信息是：“识别和限制非法拍摄的内容：视频。通过群组公开聊天室发送的压缩文件，如果被相关法律认为是非法拍摄的内容，将被审查并限制发送。如果发送非法拍摄内容可能会受到处罚，请谨慎使用该服务。”

公众对审查制度的强烈抗议很快掩盖了人们对 N 号房案以及针对数十名妇女和女孩实施的性犯罪的记忆。早在公众和政治领域的愤怒蔓延之前，该法律的最大反对者之一就提出了宪法申诉。旨在为互联网用户维护自由和开放的非营利组织 Open Net Korea 表示，该政策侵犯了公众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

Open Net 的法律顾问崔智妍在该组织位于首尔的办公室告诉我：“当国民议会做出某事时，我认为它会安抚公众，我们会继续前进。” “但我们不应该继续前进，除非它真的得到了照顾和解决，而现在还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过滤法于2021年生效，但大多数韩国以外的大公司尚未完全实施该流程，部分原因是它存在一些技术障碍。根据法律规定，公司可以建立自己的过滤系统以防止发布和分发非法内容，也可以使用韩国通信标准委员会建立的系统。那些选择使用自己的系统的人必须经过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过滤是所有在韩国运营的网站的强制性要求，这些网站每天处理超过100,000 名用户，并为用户提供某种方式来发布原创内容。

2019 年 11 月，韩国通信标准委员会在首尔成立了16人数字性犯罪特别工作组。摄影：Ed Jones /AFP via Getty Images。

该委员会的系统模仿了微软开发的软件，谷歌和 Meta 等主要科技公司都使用该软件来打击儿童性剥削和性交易。它为包含非法图像的照片和视频分配一个唯一编号（类似于条形码，但在技术术语中称为哈希值），以便在重新共享或发布时更容易找到并从网络上删除它们 . 然后将此信息放入由委员会维护的数据库中。这可以防止警方发现或用户报告的镜头再次传播，例如在 Santa Cruise 和 ReSET 工作的那些人。

但是，当然，该系统无法防止新的犯罪。“它并没有将实际活动本身定为犯罪，”Open Net的崔智妍说。“这项法律本身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人们回到 Telegram，甚至更深入暗网，继续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它只是要求公司限制分享的内容。” 这样做，她说，“我们应该盲目地相信他们正在做他们的工作么。我们没有关于 [哈希数据库] 更新频率的信息，或者他们如何假定知道此内容是否是非法创建的。因此，透明度存在很多问题。”

它给公司带来的负担是双重的：鉴于韩国政府开发了该软件，一些人担心他们正在签署未来的审查机制。更重要的是，服务器和网络功能的增加可能会给无法负担这些额外成本的小型社交媒体平台或特殊兴趣论坛带来不适当的负担。

虽然像 Meta 和 Alphabet 这样的外国公司获得了延期，可以实现自己与政府哈希值数据库的连接，但 Pinterest 是唯一一家在韩国运营的外国公司同意使用政府的专有软件来审查其用户的内容。（Pinterest 没有回应 Coda Story 的置评请求或更多信息。）

“许多公司误解了过滤技术。认为当上传视频时，我们会查看内容并对其进行过滤，”负责监管韩国通信标准委员会的韩国通信委员会消费者政策局非法和有害数字内容响应部门的 金美贞说。. “不是这样的。已经有一段视频被[委员会]认定为非法。当用户上传视频时，从技术上讲，只是通过比较特征信息来判断视频是否违法。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

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它只针对“公共公告板，群聊，而不是私人消息”，尽管其中许多公共公告板也还包括匿名聊天室。

“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任何人如果给别人的身体拍照都会受到惩罚，”韩国妇女律师协会的律师兼理事李英美说。李指出，这样一部法律的好处在于，它可以改变公众对是非的看法，挑战人们长期以来对等级森严和父权制社会的看法。

“就减少被剥削 儿童的数量而言，我认为这非常好。这是积极的，”李谈到过滤法时说。但是，她补充说，像苹果这样的公司没有充分配合执法部门和政府要求移交数据和信息。她说，公司应该减少对隐私的关注，而应该更多地关注调查使用技术（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进行伤害的犯罪分子。

京畿大学犯罪心理学家 李秀宗 告诉我，即使颁布了法律，也很难改变文化。她解释说，作为 K-pop 文化的副作用，人们如何通过随机聊天和非法信息寻求明星地位。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也指责受害者，”她说。

“我们说世界变了；我们说[指责受害者]是不可接受的。但它只发生在表面上。在那表面之下，还有一种让人在乎的纯洁感。尤其是对女性的歧视。”

在最近的总统选举中，过滤法成为政治炮灰。它在朝野党候选人之间产生了分歧，人民力量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在Facebook上写道，“如果可爱的猫和亲人的视频也受到审查，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国家？”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表示，“所有的自由和权利都是有限度的”。文化内部的分歧是沿着性别和言论自由的界限划分的，许多年轻人认为这项法律反应过度。

人们的创新速度快于法律的执行速度。有时，这种仓促处理国家或互联网安全的做法会与未来发生冲突。尽管现在使用该系统的目的是好的，但它可能会使该国走上未来滥用的道路。

“由于审查制度的蹩脚，我认为法律不严密，如果要防止非法物品的传播，我认为通过举报采取后续措施通常是正确的，”一名男性青少年 在首尔国立大学告诉我。他不想说出自己的名字。“我认为提前控制和审查事物会导致一个系统，所有用户都被视为潜在的罪犯。”

昌原地方检察厅统营分院前检察官徐智贤在接受电视直播采访时说自己被上司摸过头之后，被公认为韩国#MeToo 运动的先驱。徐智贤认为过滤法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效果不佳。她说，那些批评它的人没有抓住主题问题需要解决的重点，欢迎采取任何进一步打击性剥削、人口贩运和数字性犯罪的措施。

她还认为，精心起草和深思熟虑的立法可以促进社会和公民变革。然而，尽管她去年在司法部数字性犯罪特别工作组工作，但变化不大。她的团队就如何起诉和处理数字性犯罪案件向国民议会提出了 11 项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如何有效查封和防止非法视频再分发的计划。但只有一项建议在 2022 年 4 月实施，即综合性幸存者支持申请流程。

Open Net Korea 的宪法法院申诉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得到解决。徐智贤表示，该法律对目标的帮助不够大，与此同时，“公司承担了很多责任，这可能对互联网有害。”

“让 [社交媒体公司] 对进入其平台的任何内容负责，只会让公司有动力不允许更多内容进入其平台，这对民主不利，” 徐智贤说。“公司必须通过不允许将任何内容上传到互联网来承担责任。这将阻碍互联网作为信息载体的作用，人们可以在这里举报或参与#MeToo 运动，这是民主蓬勃发展所需的一切。”

（六）

穿着相配的黄色背心，朴秀妍和金博敏驱车前往原州韩纸主题公园，这是一个致力于韩国传统印刷方法和桑树皮压纸的文化中心。公园的管理人员以老朋友特有的热情迎接他们。

秀妍在女洗手间外面放了一个黄色的 A 型框架，类似于“小心湿地板”的标志，并确保没有人在里面。博敏在水槽梳妆台上放了一个硬塑料储物盒，并拿出了一对针孔相机探测器。两个女人开始工作。

“这是一座新建筑，所以没有安装隐藏摄像头的孔，”素妍一边说，一边推开所有隔间的门，将摄像头探测器举到眼前。

闪烁的红灯在马桶和每个隔间的墙壁上闪烁，等待被隐藏的摄像头和发射器反射回来。然后她将仪器对准天花板，检查空调机组和灭火器系统。两个女人在任何类似孔隙的地方贴上蓝色的小贴纸。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垃圾桶、一个打火机或一个汽水瓶，我们就会调查它，” 博敏并指出针孔相机“可以看起来像任何东西。”

全国各地的女厕所都配备了检测和报告非法拍摄的告示，在最后一张图片中，文字上写着“我在看着你”，以及政府数字性犯罪受害者帮助中心的电话号码， 金博敏拍摄的照片。

如今，首尔 8,000 多名摄像头侦查人员几乎全部被裁员。官方的说法是，鉴于检查人员拆除摄像头的速度之快，他们发现的摄像头很少。他们现在进行抽查，有时会与像 Seohyun Security 这样的安保公司合作，每月检查两次洗手间。但在尹锡悦总统的任期内，数字性犯罪预计将大幅上升，尽管漏报仍然是一个问题。

负责遏制公共场所偷拍相机增加的各种韩国联邦和市政机构 – 包括首尔市政府的妇女安全业务团队和妇女与家庭部 – 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

当我们开车返回市政厅时，秀妍告诉我，她为起到威慑作用而感到自豪，并认为她的团队的知名度减少了此类犯罪，至少在她所在的城市是这样。博敏的女儿住在首尔。“她非常害怕在地铁上或任何公共场所去洗手间，” 博敏说。“我们感到非常自豪，她也为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感到非常自豪。”

回到首尔，在亭子地铁站的红线上，一列列车缓缓驶入，月台门打开，一排通勤者下车，等候上车的人才进来，大家的礼貌且井井有条。

车门在乘客身后关上。地铁车门相遇时，出现了一个大型电子眼，即 HAL 9000 的原型视觉——一张公益海报。“禁止非法拍摄。你的快门声可能会导致入狱，”眼睛下方的文字写道，然后是一个明显的标签警告：#iwillwatchyou。

无需进一步解释。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谁在看，谁在被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