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人受困信息茧房的实例:从耶伦访华“暴露内鬼”谈起
美国财长耶伦女士访华行程还未结束，中国互联网上就出现了一篇广为传载的《耶伦访华，我们“收获”很大，一批内鬼暴露》。读完全文之后，感觉到该文暴露的不是什么“内鬼”问题，而是互联网时代大众人受困于“信息茧房”，习惯在同温层享受意见一致，越来越不宽容，动辄视不同意见为敌的舆论生态。
耶伦访华暴露的“内鬼”是什么？
耶伦访华是带了问题去的，那就是近几个月欧美都在热议的“中国产能过剩影响全球产业平衡”的问题（我曾在自由亚洲发过数篇文章分析这一势态）。耶伦访华行前曾就此话题在美国做了公开发言，但“内鬼”一文主要不是分析这个对当前美中关系都很重要的问题，只是就一些国内舆论对耶伦此行评论的细枝末节做文章。
比如，作者先定了调：“美国做什么事，都有一套打法，不要以为耶伦访华是对中国友好，她心里藏着一颗对中国的祸心”——拜登政府延续的是川普的政策，将中国定位于“竞争”关系，如何竞争，这点中国有自己的章程，美国思谋的是让中国按照美国的路子走，这都是明牌，用“祸心”一词，说明作者对中美关系已经视同敌对关系。
基于此，作者对“有些媒体，或者大V们”发出的通稿表示严重不满：“什么‘77岁老奶奶’‘低调亲民’‘斜挎小包’等等，舔得让人肉麻，77岁就成老奶奶了？如此高调访华，怎么就低调了？拎个小包就亲民了？”“把这些文章放在一起，就会发现，这不就是一个妥妥的‘通稿’吗。这样大范围的通稿很少见，有可能会改变一些人的认知，有人会不自然地被美国‘友好’带入，认为美国对华示好，并主动与中国和好“。被作者点名痛诟的“骑墙者”是著名的胡锡进，环球文宣体的创始者，作者称“培植内鬼比培植间谍更难，因为内鬼的破坏力比间谍还要大，不容易被发现，一旦被发现，破坏是致命的”。作者截取胡锡进微博言论作图为证，并称“其言论已经失去了一名党员的身份。就这样一个立场的人，我们能想到他当主编时，对官媒渗透有多严重”。
“内鬼”一文很有文革大字报上挂下联之风，一是指“内鬼”是美国安插的：“美日在中国安插了很多间谍和内鬼，而且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间谍搞情报，内鬼搞破坏。只要美国对中国有动作时，内鬼就会闻风而动，特别是以骑墙者为代表的内鬼，经常左右民众的视线，大唱‘中美友好’‘恐美论’“，以此警告有关方面舆论阵地“有些失守”了。二是指出还有“一些‘战略内鬼’，有些只干不说，在不同层级上左右国家政策，甚至使坏，表面上看是爱国，实际上是害国。”
胡锡进本就是中共自己人，因一条微博文躺枪不算冤枉，因为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规律，无论是马克思健在时的第一国际、后来在本国建政的苏共、中共，基本都体现了左派内部一个重要的斗争规律：没有绝对的极左（到位的左），只有更左。每逢内斗一起，总是更左的新兴左派打倒原来的左派，直到左至绝处，存活困难，于是又开始反极左。这条规律，其实也不止体现在原教旨马列主义左派阵营，还体现在今天的西方左派。比如美国左派从2020年开始登堂入室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其实基本不是左派与保守派的争斗，而是以极左派反对原来的左派先锋人物为主。比如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本是西方左派祖师级人物，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J.K Rowling）女士一向政治正确，都被西方左派先后“取消”，成为敌人。
中国政府形成互联网投喂信息、观点的系统洗脑工程
西方左派生成的机制主要通过教育系统与受教育者的自愿，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教育的意识形态化容易引起受教育者的反感而加以抵制，这一过程被称为“吐狼奶”；有感于这教育未能收全功，中国政府还通过网络控制——过滤信息与定向投喂并举对中国大众进行继续教育，让他们成为小粉红而不自知。
我在《雾锁中国：中国政府控制媒体大揭秘》（2007年出版）一书中专列两章谈到中共互联网早期的管控方式，主要是建立防火墙（金盾工程）过滤信息，大规模雇佣“五毛”水军在网上搅乱舆论。那时国际社会与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管控与反管控的斗争上主要采取开发翻墙软件，突破信息封锁。随着国内互联网从博客时代进入到微博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与舆情管控经历了非常复杂但有效的转变，其中的关键一环是将网络舆情分析作为维稳产业的一部分。2013年10月3日，新华网发表《网络舆情分析师成官方认可职业 从业者达200万》，这个行当的出现，表明中国政府正在逐渐改变方式，除了硬的一手，比如管制舆论、封号等之外，还开始软的一手，培养“网络舆情分析师”。这一职业诞生于2008年（我猜想与2008年北京奥运筹备工作编织的“六张网”工程有关），服务对象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即工青妇等类）职能机构。工作范围与网络评论员即五毛不同，负责“收集网民观点和态度，整理成报告，递交给决策者”。与此同时，还通过培养文宣样板周小平、花千芳等起示范作用，逐渐形成了一批水准较高的舆情引导者，这些人对大学生青年一代的思想状态、思维方式、关注话题都有把握能力。这些，我曾在《网络舆情分析：用税收残害纳税人的新产业》（VOA，2013年10月5日）一文中详细分析。
“信息茧房”造成的精神自阉
说到最后，还得谈谈“信息茧房”对人的精神自阉所起之巨大作用。所谓“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关注的信息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 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一些人还可能进一步逃避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成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不同观点的人发言有时宛如来自平行世界。
Z世代（通常是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者）——也称为“网生代”“互联网世代”“二次元世代”“数媒土著”，他们一出生就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受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备、智能手机产品等影响比较大，不像他们的前几代受困于信息饥渴。但这一代在社会化过程中，面对着海量的信息，却困在信息茧房构造的同温层当中，他们的网络行为基本上是“爱我所爱，恨我所恨”，基本不懂得言论自由的原则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将捍卫你的言说自由权利”，以为网络围殴、举报封杀（西方表现为“取消文化”）是正常生态，觉得言论自由根本无需存在——BTW，这不是中国独有现象，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从2016年-2018年连续三年的调查结果展现：千禧一代有一半人认为应该限制言论自由。
中国对舆情监测的大量投入与对舆情分析师的培养，为微博时代的舆论引导与有效管控筑就了社会基础，再加上政府秉承“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广告投喂原则，对微博大V的广告收入实行可控性供给，形成了中国微博时代“众声喧哗”但“万流归一”的状态。“文革”时中国各地在文艺晚会上一副常用对联用在如今十分应景：“新春文坛百花艳，歌颂党与毛主席”，“百花”只是指主旋律的表现形式，内在精神只有一条：反美爱国（兼爱党），更可悲的是，不少大众人在诛杀不同意见者时，都以为自己正义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