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可追

《风流一代》的影像素材横跨22年，赵涛的面孔出现在不同年代和城市的普通人中。（图/《风流一代》）

有一天，我们休息在家，我在打扫卫生，放着《名侦探柯南》做背景音，贾导突然说我想把之前的素材剪成一部电影。

知道贾导会用22年以来的素材，其实我挺担心的，怕之前怎么演的全忘了。到了戛纳首映，我第一次完整看到《风流一代》，看到我22年银幕形象的变化，我心里回顾变革的时代当中，人和人的牵绊，感情的撕扯，持续发生在电影当中的那些人身上，也发生在我身上。

看完就哭了，挺激动的，不光为自己，也为我们在这20多年当中记录的那些陌生人，他们那么鲜活，生动，有力量。那些出现在贾导的摄影机面前的普通人，我们给予他们极大的尊重。整个城市、整个世界，所有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了。

我是工人的孩子，出生在太原，我父母都是工人。80年代，十里钢城，太钢是非常好的单位，还在繁荣的状态，我家所有人，我所有的朋友的家长，都在太钢工作，我们都住在工厂的宿舍区，宁浩还是我的邻居。社区里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食堂，什么都有，水和暖气都不用花钱。

一到过节，这个姨那个舅发的福利全部汇集到姥姥家。我记得姥姥家的厨房里有一盏没有灯罩的灯，家长们就在黄色的灯泡下洗带鱼，带鱼多得怎么洗都洗不完。一到夏天有成箱成箱的太钢汽水，那是童年美好的记忆，后来我再也没喝过那么好的汽水。

赵涛饰汾阳文工团演员尹瑞娟，改革开放的浪潮下，年轻人在追寻自己的精神世界。（图/《站台》，2000）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暑假没事干，我爸就带我去少年宫上舞蹈班，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舞蹈。生活里面我不太爱说话，有点忧郁，但那一天，老师一放音乐，我跳着跳着，突然在那一刻找到情感的释放点。我可以把平时不愿意说的话通过舞蹈表达出来，那是最初想学舞蹈的原因。

临到中考的时候，我还是想继续学跳舞，我爸不希望我去搞这个专业。为此我跟他生过一次气，不吃不喝的这种反抗。我爸其实不理解，他妥协的方式是给我报了山西省戏曲学校，舞蹈专业要学六年。他拿出一沓钱付学费，最大的面值是10块，那时候我爸妈工资也就几十块钱，就是凑了一大笔钱支持我。

（图/《站台》，2000）

毕业之后我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院的生活，好像天就没晴过，永远在一个非常压抑的状态。

我发现自身的条件有局限，比如说软开度、技巧，好多同班同学天生的素质比我好很多，那时候身体已经成型，再怎么练也不可能练到先天的状态，我就自己跟自己较劲。

面临毕业的时候，我特别向往总政歌舞团，我没考进去，首钢艺术团给的条件非常好，给北京户口，但是我拒绝了，我爸妈说不如回太原做大学舞蹈老师。

回太原第二年的秋天，有一天我走在校园里，沿路是黄色叶子的树，前面有一排男人把这条路全占满了，我挤不过去，就跟着他们一路走，走到了我的教室。

他们是一个什么导演带着一群人来选角。舞蹈学院其实经常遇到这个事情，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那时候张艺谋导演也来选演员，也看过我们的课。在校园里走着走着，会突然冒出一个人，说我是什么导演，你能给我拍个电影吗？

我上完课，那群人里的副导演过来跟我说：“我们贾导想跟你合作。”副导演把贾樟柯导演所有的经历给我说了一通，我一个也没记住。

我说行。我只是想去尝试，没有想别的。如果当初没有遇到这群挡住我路的人，我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40多岁的我，现在应该还在师范学校里教书，家住太原，每天带着一批孩子让他们好好练。

巧巧

拍第一部戏《站台》，贾导不让我跳出实际的水平，因为我演的尹瑞娟是汾阳文工团的演员，她其实没有接受过太专业的训练。拍完短片《公共场所》之后，贾导说他还要继续在大同拍，那时候大同有很多煤矿，每个煤矿里有一些时代久远的工人俱乐部，已经落魄不用了，导演就让我在里面，走一圈，转个圈，发个呆，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只是不停地在拍摄。

赵涛饰演大同矿区的野模巧巧，陷入和无所事事的青年之间的复杂关系。（图/《任逍遥》,2002)

第二部长片《任逍遥》拍了19天，假期还没结束就拍完了。那是我第一次成为巧巧，也是第一次真正塑造一个人物。

剧组没有专业的服装道具化妆师，我是裸妆，抹点油，弄个假头发跑来跑去。当时我和导演去批发市场找巧巧穿的衣服，导演挑的衣服，天呐，颜色特别饱和，大绿大红。我说这衣服怎么穿，我不穿。导演说不行，不是给你穿的，是给人物穿的，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在塑造巧巧，这个人物跟现实的赵涛不是一个人。

不断站起来、推倒、再起来，女性想要挣脱的决心和无奈。（图/《任逍遥》，2002）

巧巧是大同的一个小模特，混迹在小混混中，喜欢去迪厅跳舞。而我在大学做老师，早晨一节课下午一节课，周末休息，从来没去过舞厅，我和巧巧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慢慢打开自己，接受一切我之前不能接受的，熟悉一个和我的人生经验没有关系的人。

赵涛饰演山西女人巧巧/沈红，去四川找失去联系的男友斌斌。（图/《三峡好人》，2006）

拍《三峡好人》的时候，贾导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完成他分配的任务，然后全剧组都停下来等我，那个压力受不了。

我记得以前看电视剧，演员推门之前左看右看，眼神动作很多，所谓浑身是戏的戏，我也试着演过，被贾导骂得简直不能活，骂到我想跳河。没办法，贾导对我的要求就是你站在人群当中，不能让我看到你是个演员，但是你又必须在演戏。

贾樟柯来到建设中的三峡，临时决定拍摄一部电影，镜头跟随赵涛记录下正被推倒的村落和工厂。（图/《三峡好人》，2006）

导演不告我怎么演，就说你不过，这个戏你永远不过，拍了上百条都不过。我崩溃了，快疯掉了，撇下剧组，我就自己走一圈，调整心态回来继续拍，但怎么拍依然不知道，我已经把能想到的全都使用出来。怎么样去释放？收多少演多少？那时候真的搞不定，都犹豫要不要做演员。没办法，我只能去寻找自己的表演方法。

后来琢磨出一点，巧巧在寻找斌斌的过程中，她会遇到很多人，她跟这些人没有交织，只是一闪而过。没有戏剧冲突的时候，我就是路人，我在他们之中，就和他们一样，我正常喝水，正常开门，正常上下电梯，正常看书，不需要表演，就是个普通人。但是如果剧本中确定了有戏剧冲突，我就做戏剧化表达，呈现对表演的理解。

那时候特别慌乱和分裂，前一天在戛纳或者威尼斯电影节，后一天转到学校给学生补课，好像走红毯没发生过一样。别人在赶什么拍摄，我说不行，我得回去上课去了。我发现我落学生的课落太多了，有点儿对不起学生。我一共拍了三年，其中有两年的时间里都不得不陆陆续续请假。所以《三峡好人》拿了威尼斯金狮奖以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离开学校，不再做舞蹈老师，我要做演员。

我没有野心，我有理想。

接下来我去拍了一部不是贾樟柯导演的意大利电影《我是丽》。我一个人去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市，跟外国演员在一起沟通，我才慢慢找到属于我自己的方法，跟我搭戏的一个独角戏演员，他告诉我一个工作方法，把每一场戏明确分出时间点，比如第一天早上八点，第二天晚上七点，在不同时间段，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我回去立马把剧本分出来，这场戏的梗概、重点、人物关系。当我拿到意大利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的时候，我更加有信心，我感受到了在各种框架之下的一种自由感，属于我自己的自由。

最早接触风流这个词，是在《站台》里面，有一场戏我在台上朗诵一首诗，“风流呦风流”。到了《风流一代》，贯穿这些我饰演的人物的时候，我想风流就是渴望变革的一代，风华正茂的一代。

（图/《任逍遥》，2002）

（图/《江湖儿女》，2018）

我们年轻时候，20多岁的巧巧，用各种行为彰显自己的个性，抽烟、穿透明装、找黑社会老大的男朋友，无限的可能性都会发生。

中年的巧巧，有了具体的困境，她遇到了情感问题，她没有退缩，没有说斌斌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她从山西到四川，走了这么远，经历这么多，就是想跟斌斌说，我要跟你分手。

（图/《风流一代》，2024）

到了《风流一代》最后这一段落，巧巧老了，已经离开斌哥很多年。她没有像人们预设中的那样，结婚生子过所谓“正常女人”的生活，女人不都这样被架构的吗？她不像20多岁或者30多岁的自己，一定要依靠男人，需要一个情感来生活。她选择独自面对这个社会，面对疫情。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女性的独立精神，是她女性意识的崛起，她就是一个风流一代的人物。

是否这一次我将一去不回头

赵涛在苏芮的《是否》中独舞。（图/《站台》，2000）

回到2000年，我刚进入这个团队。进组之前我对电影行业没有认知，在报纸的小豆腐块上看到一则故事，说演员在片场被欺负，我就买了一个防身的，拿着一个手电筒式的电击棒去拍戏。我就想着如果有人对我怎么样的话，我一定不会手下留情。

现场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们一帮年轻人就在电影的热情之下，走哪儿拍哪儿，没有剧本，连灯光和化妆都没有。每一场戏都是实拍，天气那么冷，冻到我要上厕所，手解不开裤子，又没有人帮你，各个部门在忙自己的事情。原来拍戏是这样子的，演员们的风光可能只有一瞬间，背后是这帮年轻人的奋斗。

当年因为穷，没有太多置装费，买不了太多衣服，巧巧永远穿那几件衣服，还有因为现场没有剧本，就是大量不停地拍，这场戏接哪场戏也不知道，衣服一样比较容易剪辑，不会出错。没想到22年后会让《风流一代》的素材显得顺理成章。

20多年来，我们这个团队基本没变过。大部分的人都没离开。从年轻时候到有了孙辈，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中间那么多的时间，像消失了一样。我们的录音小哥变成了爷爷，前段时间有人不得不辞职，理由是退休回去照顾孙子孙女。这个氛围我在其他地方很少能见到，像大家庭，回到剧组工作，每一个人你都熟悉。

我现在的生活很简单。我从来不会晚上去饭局，去维持某种社交关系，我觉得浪费自己的时间，我要保持健康作息，早睡早起、读书运动、看电影，照顾家里的老人。

我每天要去公园走路，一天最少七公里，不论怎么样一定要走完。起初是为了减肥，后来发现运动带给我愉悦。刚开始还需要戴耳机听音乐，现在完全不需要了，就感受一路听到的鸟鸣，不同时间开放的花儿，来来往往的人。

和过去相比，人到中年的生活没有太多不同。唯一丢失的是我父亲。像我这个年纪，父母已经接近生老病死的阶段，我必须面对这个事情。

那年《江湖儿女》首映，我刚从戛纳回到北京，我妈说你爸得病了，肺癌。我对这个病没有任何概念，没有经验。我依然每天去公园，一边走，一边想日后的每一步。但是手术的结果并不是很好，记得有好几次，已经知道没有办法改变结果的时候，想到失去父亲那种心痛之感，走着走着就蹲在地上哭，哭完了站起来继续走。?

到了年三十，我妈做一桌子饭，叫我爸来吃饭，以后都不会再有了。原来失去是这种感觉，我童年的幸福感在慢慢消失，要花上我整个后半生去疗愈。

从年轻一直跳到衰老。（图/《山河故人》，2015）

我是一个普通人，职业是一个演员，我职业的内容就是在不同的岁数，塑造不同的人物。尽管我想回到有爸爸的时候，但不可能让时间倒流，不可能让自己回到20岁。

20岁有20岁的美，现在40多岁，我知道有另一种美，爱自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