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的一次中国之行，让《纽约时报》知名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感慨颇多。继上周在经济、科技和制造业等层面就中美关系发表了一篇长篇评论文章，甚至搬出马斯克和“霉霉”泰勒·斯威夫特之后，他又于当地时间12月24日再度回顾总结自己访华的所见所得和所思所想。

“我刚从中国回来，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描绘我们两国目前的关系，那将是一幅画——两头大象正通过吸管在相互对视（即管中窥豹）。”弗里德曼在文章开头就坦言，中美两国如今的交锋远远超越了经贸和台湾问题等方面，还包括“谁才是21世纪无可争议的王者”，但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

他注意到，从人工智能，到气候变化，再到全球混乱蔓延，这些问题都必须要由中美两国合作应对才行。然而，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两国在商界、学界以及民间等层面的交流越发减少，也让两国关系正转向纯粹的对抗。可事实上，中美双方每年仍有巨额贸易往来，完全可以本着共同的自身利益去开展很多合作。

弗里德曼提到他前往了上海的锦江饭店参观，那里正是见证1972年2月尼克松“破冰访华”和中美签署《上海公报》的地点。在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他提出中美之间完全应当“更新”《上海公报》，这不但有助于管理两国关系，也能帮助应对各种全球挑战。

面对特朗普即将重新上台执政，他还这样写道：“如果我是特朗普，我会尝试一次‘尼克松访华’式的行动，让美国与中国和解。”

弗里德曼认为，当今世界正面临三大时代性挑战：失控的人工智能、气候变化以及国家崩溃导致的全球混乱蔓延。中美同是全球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也是全球两大碳排放国。同时，两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当今世界，这些问题已经变得错综复杂，而换言之，中美是唯一两个能够共同应对这些问题的国家。

然而，弗里德曼此次访华期间，却在民间层面感到中美关系的转冷。他注意到，许多中国家长因担心安全问题而不再愿意送孩子去美国留学，而一些美国学生也不再愿意去国外深造，原因是他们不喜欢与中国本科生竞争，或者是前往中国学习可能会引起未来美国雇主在安全层面的怀疑。

他还援引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数据称，目前仍有超27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但只有大约1100名美国大学生在中国学习。尽管这一数字相比新冠疫情高峰期后不久的区区几百人已经有所回升，但明显低于十年前约1.5万人的数据。“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下去，那么下一代讲中文的美国学者和外交官从何而来？同样，那些了解美国的中国人又将从何而来？”

“我们必须与中国竞争，因为中国是我们在全球军事、科技和经济实力方面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但复杂的现实是，我们还需要在气候变化、芬太尼等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以创造一个更稳定的世界。”在北京，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这样告诉弗里德曼，美国需要一群会说中文的年轻人，与中国年轻人交流并建立友谊，他们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弗里德曼认同伯恩斯的观点很重要，当中国成为美国在全球的主要竞争对手后，中美关系也更多地从竞争与合作的平衡状态转变为直接对抗，是商界人士、游客和留学生缓和了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对抗态势，但随着这种压舱石的作用不断减弱，中美关系正走向纯粹的对抗，几乎没有留下合作的余地。

弗里德曼的文章仍在鼓吹美国和中国展开战略对抗，但也强调，像中美这样的大国——双方每年的贸易额仍高达近6000亿美元（美国从中国进口约4300亿美元，出口近1500亿美元），也有共同的自身利益去做其他事情。

弗里德曼身处上海之时，他的同事、《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基思·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建议其去锦江饭店参观，那里正是中美发表《上海公报》的“原点”。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那一次访问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中美两国政府于2月27日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并于28日发表。《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政府经过20多年的对抗，开始向关系正常化方向发展，为两国建交奠定了基础。随后50年多年间，中美双方的互动日益频繁，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 新华网

1972年至1982年，《上海公报》连同后来的《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构成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其核心要义都是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指出，美国人一直在说“护栏”，中美关系的“护栏”就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由过去的《上海公报》，他想到，如果中美之间出现新的《上海公报》，这可能有助于管理两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新问题，包括人工智能监管、气候变化、贫困国家的财政危机、全球各地的战乱对抗和分崩离析等等，甚至是延宕至今的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

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封闭国家，如今已发展成为了一个拥有新兴中产阶层的工业大国，但弗里德曼却将此归因为，这一切发生在二战后主要由美国为全世界的利益与稳定所制定的贸易和地缘政治游戏规则之下。

“如果我是特朗普，我会尝试一次‘尼克松访华’式的行动——即美中和解，从而彻底孤立俄罗斯和伊朗。这样你就能一举结束俄乌冲突，削弱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并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特朗普足够不可预测，他可能会尝试这样做。”弗里德曼认为，无论如何，如果想要在21世纪保持稳定，中美都必须携手合作，一旦竞争与合作完全让位于对抗，那么一个无序的21世纪将等待着双方。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12月16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和美国可以合作“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他在当天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时说：“如果你想一想，中国和美国可以一起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这很重要。”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下一步中美关系走向取决于美方的选择，也有待双方的努力，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一是稳定中美关系不动摇。中方反对美方在过渡期再次对台军售和扩大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多做有利于稳定两国关系的事情，也希望新政府走好未来4年中美互动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