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贴出他发表的上千篇论文目录，直言他是打压年轻人的“学阀”，希望他可以将稀缺的期刊版面留给年轻人。12月10日，喻国明在个人微博对这样的“讨伐”进行回应。他在微博中谈到自己在中国知网发表了1187篇论文，并非是新闻传播学科领域最高产的作者，并提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发表了1436篇论文。

这场风波背后既有年轻人对学术界的不满与愤懑，也反映出学术期刊生态长期以来存在的积弊和问题。喻国明在阐明问题和撇清关系的同时，点出了当前学术期刊存在的“乱象”，并认为“期刊发文的某些规则应该‘与时俱进’”：“如今在学术期刊的发文规范中也一定程度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陈规陋习，比如，有些学术期刊规定，硕士生不能作为作者署名；绝大多数学术期刊没有‘通讯作者’的署名类别，对于署名的数量也一般不超过三个，等等。”

显然，我们不应因为某个人的高产而对其进行人身攻击（高产是应该得到认可和奖赏的行为），更不应将学术环境存在的机制问题扣在某个人的头上。一个人并没有如此巨大的能力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他的退出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应苛责年轻人是因为个人能力不足而无法发表论文，而更应关注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出了什么问题。

电影《论文》（Tesis，1996）剧照。

当我们将一个公共问题简单粗暴地化约为某个人的问题时，就可能一叶障目和以偏概全，反而忽视了问题的真正症结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这既会带来人身攻击的危害，也不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毕竟，任何问题都不是通过非黑即白的“以暴易暴”来解决的。

撰文｜马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高产作者不足为奇

“科学学”是科学的科学，专门研究科学界的有趣问题。科学家的生产力表现在课题研究和论文发表的数量和影响，而高产科学家是科学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课题，也产生了不少有趣的研究发现。特别是超级高产或极端高产的科学家越来越多，他们在各大科技期刊肆意“灌水”，也引发科学界对科研创新“马太效应”的担忧。

《自然》（Nature）杂志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评论，利用Scopus数据库搜索2000-2016年的科学期刊论文数据，识别出九千多人平均每5天（差不多是每周）发表一篇论文（也即每年发表72篇论文）。这些超级高产（hyperprolific）的作者有86%来自物理学，而这可能同大型合作研究课题有关。

从2006年到2022年，“超级高产作者”数量激增的部分国家。图源：《自然》杂志官网。

除了物理学，生物医学的占比也较高。最高纪录来自日本的一位作者，他连续12年进入高产名录，合计发表超过2500篇论文，来自中国的作者也同样超级高产，而这可能同金钱奖励和可能的腐败问题有关。与此同时，有不少期刊成为某些作者“灌水”的“自留地”，比如一个人在一份期刊发表400多篇论文。当然，日益增长的超级高产作者也对署名规则提出了挑战，因为“作者”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

记录日本年轻科学家小保方晴子造假事件的纪录片《调查报告：“STAP细胞”学术造假真相》（調査報告 STAP細胞 不正の深層 2014）画面。

2023年《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新闻报道（相关论文发表在2024年《科学计量学》）关注“极端高产”（extremely productive）作者，即每年发表超过60篇论文的作者。对2000–2022年Scopus数据库的分析发现，12624人在物理学，3191人在其他学科，特别是临床医学、农林牧渔、生物学、数学和统计学等学科。

“超级高产作者”大量集中在临床医学、技术和工程学等研究领域。图源：《自然》杂志官网。

除了物理学，在其他学科，来自中国的高产作者最多，其次是美国，而泰国、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印度等国家的极端高产作者也在迅猛增长。在全球前10000名高被引作者中，极端高产作者达到4360人，占比接近一半。排除物理学，67%的极端高产作者跻身全球前2%高被引科学家。

高产作者并非短时间如此，而是会长期保持高产纪录。2024年发表在《高等教育》的一篇论文，进一步揭示了“一旦高产，永远高产”的现象。对波兰2326名教授的数据分析显示，半数在助理教授期间高产的，在晋升为副教授后继续高产；副教授中的一半人，在成为教授后依然高产。一开始高产后不再高产的（虎头蛇尾），或者一开始低产而后高产的（大器晚成），都微乎其微。换句话说，高产与否可能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状态。

论文高产的另一面，是学术难产

学术界不乏高产学人，而高产也未必就一定意味着学术不端。文学界、新闻界、艺术界等领域也同样是高手如林，著作等身。有大批作者发表数千篇乃至上万篇文章，动辄累计字数达到几千万字。这些高产作者通常是“高效能人士”，可以高效率地写作，能够广泛地开展合作，也成为各个领域人们争相效仿的榜样。因此，在不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应戴着有色眼镜去质疑这些高产作者，反倒是应该学习他们的成功之道。

当然，数量无法取代质量，作者高产的另一面是其投入到每篇论文的时间和精力被稀释，从而会影响研究的质量和影响力。数据显示，高产作者的论文被引量会增长，但是带有突破性的颠覆性创新却会减弱。与此同时，研究显示高产作者更倾向于开展合作研究，特别是同一主题的合作者。与之不同的是，高影响力的作者则往往选择跨领域的合作研究，特别是在新兴领域同高影响力作者强强联手。

以论文写作为背景的爱情电影《论文商店》（The Paper Store，2015）海报。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高产作者是否不正当竞争乃至垄断学术界的某个领域或期刊。比如，他们合作发表的论文是否有“搭便车”的情况，有没有“剥削”研究生和年轻学者。特别是掌握行政权力的院校领导干部，就有可能明要或暗示其他人为其贡献论文。

对中国主要高校经济学院的研究发现，担任院长可以为其平均每年新增0.7篇论文，而这主要来自同一所大学的合作研究，且研究主题往往与院长研究兴趣相去甚远。这种“以权谋文”的现象在顶尖大学和权威期刊较为少见，同院长的学术能力或声望无关，而主要是院长掌握资源分配权力而带来的知识生产扭曲。

目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多少本中文学术期刊？中国知网·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24版）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共2313种，其中来源期刊1705种。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在2022年开展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包括2189种期刊和403种学术集刊（以书代刊）。

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发布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3年版（简称北核）收录了1987本期刊，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740本。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21-2022）（简称C刊）包括583 种期刊。

由此可见，基于不同收录来源和遴选标准，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数量不一，但是大致在一两千本。其中最受关注的是C刊和北核，因为这往往是毕业求职和职称评审的关键依据。

这些期刊的出版周期和每期发文数量不尽相同，而从期刊数量和发文总量来说不可谓不多。但是，从投稿和发表论文的竞争激烈程度而言，却不啻为极为惨烈。比如，一些学术期刊每年的投稿量在上千篇，而刊发的论文却只有50篇，录用率不足5%。换句话说，超过95%的论文投稿后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改投他处。

在论文投稿和发表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显然，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因为全世界的顶尖学术期刊都存在一文难发的现象。越是顶尖的学术期刊，越以拒稿率畸高为荣。但是，中国的学术期刊生态却使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至于愈演愈烈，甚至演变为一场代际冲突。

一方面是少数作者如探囊取物一般，可以发表成百上千篇论文。另一方面，则是不少人难以发表哪怕一篇论文。如此冰火两重天的天壤之别，在高产作者看来理所当然甚至天经地义，但是却让研究生和年轻人感到困惑不解，也会自然而然去怀疑其所生存与发展的学术界出了什么问题。

纪录片《科学家的模样》（Picture a Scientist，2020）剧照。

中文学术期刊的“生态病”

那么，中文学术期刊存在什么问题？

目前不少期刊的论文评审与发表标准主要不是论文的学术质量，而更多关注论文以外的特征。这些基于作者的工作单位、职称、基金项目等形成的发表门槛和身份歧视，严重背离了学术界应有的绩优准则和公平法则，也使学术界乌烟瘴气和臭不可闻。

比如，一些期刊规定论文作者的单位必须是“双一流”高校，最好是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可以考虑，而“双非”高校一概封杀。这些期刊俨然关注的是论文作者的“名校率”，而不是论文应有的“名篇比”。这让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院校作者苦不堪言，却不得不忍气吞声，默默接受期刊的无端“PUA”（网络用语，泛指精神操控），认同自己技不如人，久而久之丧失了对学术的热忱与兴趣。

《快乐的知识》（Le gai savoir，1969）剧照。

再如，部分期刊规定论文作者必须是教授，副教授可以考虑，却不能是讲师、助理教授或博士后。比如，有期刊征稿规定作者最好是985高校正教授独作署名。如果共同署名，可以带一个副教授作为二作，但是不能带研究生，而研究生更不可能作为一作。还有期刊规定作者署名必须是导师第一，研究生不能独立署名或排名第一。

又如，一些期刊要求论文作者数量不超过若干个，某些学科（如法学）甚至规定只能独立作者。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在大力推动新文科建设，而题中之义就是文理交叉和文理融合，这自然意味着作者数量也会增多。

一些期刊规定一位作者一年只能发表一篇论文，而之所以这样矫枉过正，主要是因为一旦为某个人开了口子，就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例如规定“原则上”，那么就会演变为毫无原则可言。

论文发表指南是多年来的出版热点，图为市面上的部分相关图书。

科技期刊一般会区分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或者明确作者都是同等贡献，但是不少中文期刊不允许标注通讯作者。在核算科研工作量方面，不少高校明确中文论文不算通讯作者，而只有英文论文才算通讯作者，且通讯作者的评分低于第一作者。这让一些人不得不委曲求全，本应导师是第一作者，学生是通讯作者，却要反过来颠倒排序和标注。

此外，一些期刊还要求论文必须标注基金项目，特别是国家级科研项目。基金论文比指期刊发表的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这是期刊评价机构认为的重要指标之一。他们认为基金资助的研究的质量更高，据此发表的论文的价值也更大。以《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24版）发布的611种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为例，该计量指标的均值为0.74，意味着平均来说74%的论文标注了基金项目。对于没有基金资助的作者，要么无缘论文发表，要么只能张冠李戴，“挂名”其他人的基金项目。

这些要求，有些是赤裸裸地写在征稿函或拒稿信中，有些是出自主编或编辑之口。还有一些则是不成文的“潜规则”，需要从论文作者特征看出端倪。当然，这些期刊也不容易，担心评价指标不达标和影响因子下滑。期刊主编就怕稍不留神，被剔除期刊目录而掉队。

电影《论文》（Tesis，1996）剧照。

何去何从

作为学术公器，学术期刊本应服务学术界和学人，但是却成为“毒瘤”。作为学术公器的期刊为什么沦为利益收割机？为什么学术界会出现一些不合理的政策，且会持续很久而难以根除？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之所以不合理的奇葩政策会出现并持续存在，同体制不彰和机制不顺有很大关系。这不是撤换一两个人就可以彻底解决的问题，而更需要的是刮骨疗毒般的自我革命。

电视剧《围城》（1990）局部。

理想的学术期刊以作者为中心，全心全意地吸引和服务作者。而这背后是学术期刊之间的残酷竞争，因为非如此则无人投稿、阅读和引用。这会推动学术期刊良性竞争和优胜劣汰，并使作为客户的作者受宠若惊。

当前中文学术期刊的数量是否足够了？是否还有重新洗牌的可能？目前新闻出版机构对学术期刊的创立把关极为严格，很多以书代刊的学术集刊无法获得合法刊号，几乎到了“一号难求”的地步。这使学术期刊成为稀缺资源，学术期刊虽有竞争，但是却不至于你死我活。

中国知网是学术期刊的出版集散地，但是版权方和主办方却是各个期刊编辑部和主管单位，它们分散在各个院校机构。这样一种“小散乱”的期刊生态，无法形成合力和竞争力，也难以同全球学术出版大鳄相抗衡。

一方面是学术期刊的数量有限且难以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如饥似渴的投稿人群。高校普遍把论文发表与金钱奖励挂钩，期刊分级用于折算工分，进行科研奖励和职称评审。研究生毕业需要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甚至研究生入学都规定一定数量的论文发表。不少研究生只好花钱买论文，而这也催生了专发研究生“豆腐块”文章来牟取暴利的“掠夺式期刊”。这种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价，推动大学教授和研究生在辛辛苦苦地制造学术垃圾。

尽管国家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但是教育、医疗、工程、管理等不少领域依然对论文发表提出量化要求。比如，快递员进入国家职业大典，人社部、国家邮政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快递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的通知》，并开展快递员职称评审工作。曾有一度，紧随而来的问题是他们评职称是否需要发表论文。

作者和期刊是共同成长和相互成就的，期刊选稿和审稿要更加关注论文质量。要推动学术期刊朝着专业、开放和包容的方向发展，不问出处地发表研究生、博士后、讲师等职场新人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提交的论文，不去关注作者来自什么高校，更不去看作者的数量和排序，以及是否标注基金项目。这并非一道行政命令可以药到病除的，而更需要充分公平竞争的学术期刊市场环境。

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整治“内卷式竞争”，而在学术界，这在期刊论文发表方面尤甚。在高校教师延聘和职称评定中，推动以代表作为主的评审制度，而不去计较论文数量。在其他非学术领域不鼓励乃至杜绝期刊论文发表要求，减少不切实际的“为发表而发表”，并打破围绕学术期刊而形成的黑产灰产。这些方面的综合改革，或可让学术的回归学术，让学术界更加风清气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