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8月，富士康大门敞开，工人哗哗涌入——每年7-9月是这里的招工旺季，招的主要是临时工，又细分为小时工和派遣工。“富士康的临时工收入比正式工高。”另一个中介表示。

其中，小时工按照工作时长计价，进厂后先和富士康正式工同工同酬，差价会在每月28日发放；派遣工也先和正式工同工同酬，但在工作一定期限，比如3个月后，可以领取一笔额外的奖金，即“返费”。

在港区富士康附近的招工中介报了名，经过简单的面试、培训，许宝坤丝滑入职港区富士康，成为一名临时工。他被分去了流水线组装iPhone 16，这是苹果公司计划在2024年9月10日全球发布的新品。

紧锣密鼓的苹果筹备季里，富士康成了一个巨大的就业蓄水池，那些颠沛流离的低学历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大龄”的职场失意人，通通都被收留。

得知富士康派遣工的返费涨到8000元后，22岁的谢俊也从郑州家中来到了港区富士康。

他是2024应届本科毕业生，学的是土木工程。房地产行业曾贡献了中国近25%的GDP，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就业蓄水池”，但如今，在被外界调侃为“烂尾楼之都”的郑州，谢俊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富士康成为他短期过渡的首选。富士康的员工级别分员级和师级，他被定级员一，富士康最低的普工级别，和初中学历的许宝坤一样，底薪2100元。

从2024年这个季度看来，就业指标是蓬勃向上的，比如招聘人数的增加、临时工工资的上涨、面试通过率的提高。金可诚是郑州一家大型人力资源公司的负责人，多年来一直为富士康招工。他表示，今年5月到8月，富士康派遣工的返费从4500元一路涨到了最高8000元，小时工的价格也从22元每小时涨到了最高26元，现在进富士康工作3个半月，可以拿到将近2万元，“这在郑州属于比较高的收入”。

招工旺季的巨大涟漪，迅速扩散到了毗邻港区富士康的沃金商业广场周边：一位60岁的电三轮司机对凤凰网表示，以前一天拉不到100块，现在一天能拉200多；一家服装店的店长也说，营业额在半个月内上涨了50%。

“人回来了，生意就回来了。”服装店里，这位40多岁的个体户女老板扬起眉毛说。

说“回来”，是相对“离开”而言的。

前两年，“富士康重仓越南印度”“富士康加速撤离中国大陆”的新闻传遍了财经媒体——对郑州经济而言，这无疑是个沉重的消息，毕竟富士康在2018年曾以一己之力占去郑州超过80%的出口额——接着，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2024年一季度，河南手机出口量断崖式暴跌61%，导致一季度河南出口额大跌23%。

在因富士康而兴的郑州港区，人们密切关注着和中国制造相关的国际大事，哪怕一个车间工人也会在茶余饭后不时谈起“印度制造”，以及自己在某种意义上的竞争对手：印度工人。

“印度劳动力比中国更廉价。”严枫华是一位在郑州富士康工作了12年的老员工，在她看来，富士康在人口更多、更年轻且人力成本更低的印度建厂，不啻为一个理性选择——去年，印度超越中国，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全社会平均年龄只有29岁，而中国是39岁。另外，印度工人的工资不到中国工人的三分之一。

苹果的全球战略部署证实了工人们的推论。iPhone是苹果最赚钱的产品，2023年底，印度生产的iPhone占到了14%，如果不出意外，几年后这个数字会达到25%——而在2022年之前，超过96%的全球iPhone都是在中国大陆组装的。

谈及印度这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时，郑州富士康的工人多数抱有善意的理解。“中国也曾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严枫华说。“东南亚要发展，印度也要发展，就像中国改革开放时吸引外资一样，你不可能阻止人家。”在富士康工作了14年的李林说。

但意外终究发生了：在素有“外资坟场”之称的印度，富士康的发展一路坎坷。2024年7月23，一则来自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消息称，“印度厂iPhone代工的良率（仅5成左右）”且“卫生管理（大肠杆菌超标）仍存在问题”。尽管这则消息并无确证，另一些现实却确凿无疑：

2023年7月，富士康母公司鸿海对外宣布，退出与印度金属石油集团韦丹塔合作的195亿美元芯片制造计划。当时路透社、彭博社等报道，原因与该工厂建设缓慢、补贴迟迟不发放等有关。在2024年的夏季高温中，富士康的印度工厂还被政府要求减少30%的用电量，断电成了家常便饭。诸多“不测”，让印度富士康的产能远不抵预期。

富士康在印度建厂后，严枫华的一些同事曾被派去支援。回到中国后，他们的感慨之一是，用同样的机器，在中国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印度生产不出来，“我们对品质的管控标准，他们理解不了”。感慨之二是，在印度，富士康的政策很难执行下去，哪怕这些政策合法——一度，印度卡纳塔克邦为了配合富士康的生产，将政策改为允许12小时倒班、女性上夜班，但愤怒的工人们烧毁了法案副本，当地装配线工人帕德米尼告诉媒体他无法容忍高强度的生产线：“我必须活着才能工作。”

比起印度，中国富士康堪称效率的王者。严枫华记得，一次，郑州富士康要向员工宣导品质政策，决定大约在当晚8点出台，到第二天，这项品质新政的打印版本已经贴满了车间，并在每个厂房门口的电视屏和LED屏上滚动播放，早晨8点开会前，员工们每人都领到了一张，由厂长带领大家现场背诵：

“全面品管，贯彻制度，以提供客户需求的品质。全员参与，及时处理，以达成零缺点的目标。不接收不良品，不制造不良品，不流出不良品。”时至今日，这段“箴言”仍不时浮现在严枫华脑海里。

但对富士康来说，将低端产能向印度等地转移，或许已是长期趋势。近日，财富中文网分析指出，此次富士康产能回迁是为了保障iPhone 16系列的平稳出货，这充分肯定了中国代工厂的能力和价值，另一方面，这也是给印度方面更多的时间做准备，以便在将来承接更多的产能。

8月17日，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宣布，2025年将加大对印度的投资。

许宝坤没有关注这些经济新闻，他更关注的是印度的国民性。通过那台799块买来的小米手机，他刷到过包括种姓制度在内的科普知识，他得出结论：“印度人比较慵懒，会享受，不会为了钱太拼命，不太好管理。”

“中国人对名利看得更重，用这个就可以管理好。”他做了一个数钱的动作。

挣钱一直是许宝坤生活重大的母题。18岁那年，他离开驻马店老家去北漂谋生，因为他被《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打动，想成为下一个王宝强，“他长相也普通，家境和我一样，对不？”

在后奥运时代蒸蒸日上的北京，许宝坤努力挣钱：他在八一影视基地做过群演，演一个国民党反派，日薪90元；他去工地打过杂，也通宵装卸过快递；打过最久的一份工是当小区保安，月薪4000元，不累，但那份工作时常让他自卑——开好车的业主有时会凶他，“他们看不起我们，脾气很大”。

而在富士康，按照招工时25元一小时的承诺，即便不加班，每天只工作8小时，许宝坤也能拿到200元的日薪。一进厂，他的工牌里就被充上了400元饭费，这是富士康提前预支给工人的，发工资时再扣，“对没钱的人很方便”。宿舍是6人间，150元一个月，水电免费，“很干净”，还有两个厕所，远胜日结房和桥洞。如果表现良好，他还有机会转成正式工，领到五险一金——他以前的工作从未有过五险一金。

许宝坤感到自己被赋予了尊严。“你感觉自己就是个正常的工人，没有那种痛苦、自卑的感觉。你是来挣钱的，我也是来挣钱的，大家都是平等的。”

当被问及富士康最好的地方，几乎所有工人第一时间都下意识脱口而出——“富士康从不拖欠工资。”每个月的7号，富士康一定会准时发工资。“不管行情好不好，富士康不拖欠，不克扣。哪怕你只上一天班，也能拿到这一天的钱。”严枫华说。

在这里，如果正式工被裁员，会有N+1赔偿——这在劳工阶层并不多见，前富士康员工王雄飞的两个朋友最近被一家私人门窗厂开除，没有领到一分钱赔偿。进厂初期，他经历过一次2小时的停电。那2小时，富士康也算进了工作时间。

况且，对都是河南人的他们来说，这还是一份在家门口的工作，再不用背井离乡北上南下打工了。

尽管2010年从深圳内迁到郑州、成都等地主要是出于降低人力成本的考量，但无意之间，富士康引领了中国制造业的一大风潮：离土不离乡。

“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和走出去一样的工作——待遇一样，环境一样——这点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对有孩子的人。”一直参与富士康招工的金可诚说。

当时郑州富士康已经能辐射到开封、许昌、焦作、新乡、洛阳等地，吸引全河南的劳动力。河南的一些县甚至开通了定制车，从县城直接开到港区富士康，天天发车。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数据，2011年，河南省内务工人数首次超过了省外。

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不少河南打工人因此返乡，进入富士康。他们往往来自农村，家境不佳，学历不高，“一般就是初高中”。

李林在2010年加入郑州富士康，并被送到深圳富士康短暂培训。那一年，深圳富士康以“十几连跳”扬名世界，还因此背上“血汗工厂”之名，但对了解过煤矿工作的李林而言，这已经是自己当时最好的选择，“富士康的收入比不上煤矿，但没那么辛苦和危险，工作环境也更好”。

“富士康是很好的厂，就算跑到广东、江苏，这样的厂也是数一数二的。”许宝坤感慨。

十年间，在港区富士康周边，一个庞大的“富士康城”逐渐成型。村民在拆迁后搬进了高层安置房，酒店、酒吧一条街、大型超市、KTV和服装、餐饮店逐一出现。

金可诚表示，制造业用工人数和周边服务业人数比一般是1:1.2。也就是说，1个富士康的工人，会吸引来1.2个人为他提供衣食住行服务。这相当于最高峰时，郑州富士康养活了70多万人。

对河南人来说，这是托底的安全网、最起码的念想——再不济，还可以去富士康。

作为郑州富士康的第一批员工，王雄飞和李林一路见证了公司这些年的起落兴衰。

“河南是人口大省，当时制造业不发达，就业条件很差。”他们记得，2011年3月港区富士康正式投产时，周边很荒凉，厂房周围的田野里后来还在种玉米、小麦和花生。这里的土质是沙土地，风一刮，身上都是土。当时一些厂区还没有食堂，周边摊贩甚至可以进去卖小吃。

也是在2011年，他们开始生产苹果的iPhone 4S，做的是焊接工作。iPhone 4S很快成为苹果的经典和爆款机型之一。到2014年左右，港区富士康的员工数达到了30多万。进富士康前，王雄飞在郑州的一个食品厂短暂待过，一天工作12个小时，到手1000元左右，但富士康让他的工资瞬间涨到3000多元。“富士康来了，周围的工厂工资都涨了。”他说。

但这几年，老员工李林发现自己的收入并没有随着GDP和物价同步上涨。2017年，他的底薪是2100元。2024年，他底薪是2400元。他给凤凰网展示自己手机上的纳税记录。作为一个郑州富士康14年的正式工，今年上半年，他的月平均工资为4500多元。

最高的一个月是3月，近7000元，其中包括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年终奖。最低的一个月是2月，因为无班可加，只拿到2400元底薪。

2023年也是如此。这年春节后直到5月，郑州富士康的业务惨淡，员工想加班几乎都没有机会，很多正式工每月只能拿2000多元的底薪。尽管每天围着iPhone系列转，直到现在，李林还没有用过一部苹果手机。

“今年不比去年强多少。”他表示，5月前，自己单月加班时长只有3-4个小时，到了临近旺季的6月，加班才多了一些。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李林发现，富士康的工人越来越少了。iPhone的尺寸、色差监测和螺丝装拆等工序，以前靠人工，现在靠机器。“前端只需要几个人放物料，传动带把它们送到机台，机械臂抓取后自动加工。”

“这几年机器多了，人少了。”严枫华也说。

疫情，是郑州富士康的一个转折点。尽管此前苹果已经在将生产线转往印度、越南等地，但疫情之后，因为地缘政治压力、争夺新兴市场等因素，苹果加速了产业链的转移。很多富士康的工人就此离开。他们去往附近的其他电子厂，去送外卖，做装修，或者再次去往南方打工。

当富士康随苹果加大在印度和东南亚的布局后，国内网上出现了各种极端论调：“河南不缺一个富士康”“富士康走了就走了”“富士康滚出中国”……

每次看到这样的言论，王雄飞都很气愤——“他们不知道富士康给河南带来了多少东西。”

如今，港区富士康的工人已经从30多万降到了10来万。尽管2024年8月难得迎来了一个用工高潮，但金可诚知道，这样的盛况只会持续3个月，仅如昙花一现。过去那种招工忙到晚上12点、人们为了进富士康当工人给中介塞钱的日子，一去不返了。

对于此前富士康“两周进了至少5万人”的报道，金可诚表示，“是计划招5万人，但目前还没招满”。他的观察是，和前两年相比，富士康今年的招人指标在下降，他的公司“利润比前几年还少”。

即使目前富士康大门敞开，招的也大都是临时工。他们与人力资源管理公司签署合同，属于第三方派遣，干完旺季就走。这有利于富士康在短时间内（尤其是突击iPhone新品发布的时刻）迅速扩张产能。但生产旺季一过，临时工们就会像候鸟一样离开。

2012年苹果还一骑绝尘时，中国青年报指出，如果要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在整个世界产业链中，苹果是美国的代表，富士康就是中国的代表。

作为劳动力密集、利润微薄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的危机其实早已浮现。

毛利润率整体在降。根据鸿海8月14日公布的2024第二季度财报，其毛利率为6.42%。而在15年前，其季度毛利率最高曾超过10%。

在中国市场，富士康最重要的客户苹果也大不如前。2024年第一季度，在全球智能手机销量榜上，三星排第一，苹果排第二，排名对换。彭博社引述一位专业人士分析称，排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市场竞争加剧”。

第一次看到iPhone 4S时，王雄飞曾倍感惊艳。那时他用的是一部1000多元的国产安卓手机，反应迟钝，时常卡顿。而iPhone 4S的屏幕非常灵敏，“点哪个就是哪个”，一点不卡顿。

但现在，国产手机的性能已经跟上来了。2024年第二季度，苹果手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掉到了第六，排在vivo、OPPO、荣耀、华为和小米之后，四年来第一次跌出前五。

富士康也有了新的代工竞争者，比如比亚迪和立讯精密。如今，它们都加入了iPhone 16供应链。

长期以来，大幅减员增效、临时工取代正式工、无人化，都成为富士康控制成本的发力方向，势不可挡。

这引来了人们的忧心忡忡。“河南有9000多万人口，无人化以后，这些人怎么找工作，特别是学历不高的？”王雄飞问。

如今，“富士康城”也盛况不复了。正值招工旺季，多家店铺却已歇业，门口贴着“旺铺转让”，剩下的店铺也在下调租金。一家女装店负责人向凤凰网表示，这里曾经请了七八个员工，现在只请了一个。另一家女装店最贵的商品从139元降到了69元，店员称，“临时工干几个月就走，不舍得消费”。2016年iPhone 7 Plus刚上市时，一个生意兴隆的服装店老板花6000多元买过一部，现在生意不好做，她用的是一部2000元的vivo。

张庄距港区富士康5公里，是附近最大的城中村，也是很多富士康工人的廉价租房宝地。如今这里正在拆迁，一位有100多套房的村民和政府没谈拢。进村的路因拆迁被挖得乱七八糟，加上工人锐减，他的房间出租率从当年的100%降到如今的不到30%。

他发现，张庄开始拆迁后，一些富士康的工人就离职了——没了城中村，他们的生活成本直线上涨。

这位村民说，张庄办事处之前组织他们开拆迁动员会，提到“你们房租也收够了”。

他心想：“那是时代给我们的红利。”

对刚进港区富士康三天的打工人许宝坤来说，公司的战略转型还过于遥远。眼下，他感觉自己已经被机器人打败了。

他说自己记性不好，做iPhone 16模具整合的流程，怎么也学不会。他又被安排去捡机器人焊接后的手机，因为手速不够快，一直堆积。身边的同事不停帮忙，这让他心理压力巨大，权衡再三，他选择了主动离职。

在“富士康城”一个商场的长凳上睡了几晚，他还是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刚从驻马店老家来郑州的他，现在又得回老家了。但家里的地早就包给了别人，他回去也无地可种。

带着全新的被褥脸盆，坐在“富士康城”最繁华的十字路口一角台阶，他几次打开一盒已拆封的红旗渠香烟，却始终没有点燃一根。33岁，初中学历，身无长技，他不知道应该去往何方。

感觉到危机的富士康，也正在努力寻找新方向。2023年，富士康新事业总部在郑州揭牌。当时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表示，要在河南省再造一个“新的富士康”，专注于加速电动车整车、储能电池、数字健康和机器人产业落地。

2024年8月中旬，凤凰网实地探访了未来的富士康新事业总部所在地。这里距港区富士康42公里，和郑州市郑东新区中原科技城创新孵化基地大楼仅一条马路之隔，目前还是被围挡拦起来的一片空地，上面覆盖着绿色防护网，停着一台挖掘机、一台推土机。

旁边一个小卖部的老板表示，富士康和河南省政府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是在7月22日签署，四天后，这片土地开始平整，“没几天就平好了”。

在旁边的中原科技城创新孵化基地，一栋大楼上写有“富士康新事业总部”字样。大楼的其中两层，就是富士康新事业总部的临时办公地。其中一层正对门的办公室门口写着“EV（电动车）制造发展中心”。

李林说，富士康一直想造新能源车，过去也有一些动作，但这次，“看来是动真格的了”。也有同事犯嘀咕：这个领域已经是一片红海，现在入局会不会太迟？有人听说比亚迪也在招工，而且工资更高，开始四处打探机会——他们想去更能挣钱的地方。

无论如何，李林选择在富士康留下来。

十多年里，iPhone从4出到了16，李林感觉自己的生活毫无变化。到点上班，到点下班，缺乏社交，人变得麻木。他已经习惯了钟摆一般的生活，离不开了。

而有些时刻，王雄飞也在想象“回归”富士康。在富士康工作四年多后，他选择了离开，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后来他做过很多工作，比如手机分期、游戏搬砖，还有一次，他失业了好几个月，直到在郑州开起了网约车——探索世界的结果是，他慢慢意识到，很多工作“比在富士康上班还累”。

“我想进富士康。”王雄飞的另一位网约车同行也这样告诉凤凰网。这位司机曾任职于一家知名电商零售企业的物流部门，2022年，35岁的他在被裁和转岗中选择了被裁。他想进几家有物流业务的互联网大厂，但HR的回复如出一辙：“超过35岁不要。”

当上网约车司机后，他每天早晨6点半出车，工作超过12小时，自己交社保，不安全感时刻萦绕。他也发现，这份工作并不自由——“几点出车，几点收车，赚多少钱，都被平台的大数据控制得很死，每天基本不会有浮动。”

于是，曾被诟病“沉闷”“不自由”的富士康有了某种强烈的吸引力：它稳定，招工年龄上限宽容到了48岁，正式工有五险一金，裁员还能拿N+1。

他们开始惦念和向往富士康，仿佛那在机器运作声中高速运转的流水线，奏出了打工史上一曲美妙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