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专栏文章

约翰·奥瑟斯是彭博社市场部高级编辑和观点专栏作家，曾任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市场评论员，著有《市场的恐慌崛起》。他在彭博的专栏文章中认为，过去16年的混乱政治，掩盖了世界正在进入一种新经济秩序的事实，川普的“二进宫”将确认这一点。

2008年11月，小布什曾宣称：“这场危机并非自由市场体系的失败。答案并不是试图重塑这个体系，而是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进行必要的改革，并以自由市场原则为基础，继续为全世界人民带来繁荣与希望。”

然而，他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如今，西方世界很少有政治人物会表达类似观点，更不用说布什那种声称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最有效和最公正的经济结构方式”、“社会流动的引擎”和“通向美国梦的高速公路”的论断了。

今年的美国大选对这些理念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尤其是布什所在的党派，如今几乎完全拒绝了这些观点。

当旧秩序迅速崩塌时，取而代之的新秩序往往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形成。在经济新模式的成型过程中，市场和宏观经济力量是驱动因素，而政治和选举——尽管看似重要，其实仅仅是在批准已经发生的决定和变化。

2008年，当全球金融体系突然崩溃时，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组织世界的方式被彻底摧毁了。

如果资本主义要继续存在，就必须被彻底颠覆。事实确实如此。

然而，16年过去了，美国经历了五次总统选举，自雷曼兄弟倒闭以来，新的替代方案仍然没有完全成形。

20世纪的两次重大经济危机，分别是1929年的大崩盘和1971年尼克松终结金本位制。这两次危机之后，分别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的新政资本主义模式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启发的全球化自由市场体系。

尽管这两种新秩序的形成都经历了多年的动荡，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1930年代和1970年代的混乱中，新的经济秩序的基础已经逐渐成型。

历史可能会以类似的视角，看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漫长反应过程。

大崩盘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

以镀金时代和“咆哮的20年代”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模式，在1929年10月突然崩溃。随后被一种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取代，尽管凯恩斯本人（1946年去世）可能并不喜欢以他的名义推行的政策。

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起初，赫伯特·胡佛的政府依赖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允许银行破产，期望系统能够通过“自我净化”恢复。

然而，美国却因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保护主义转向而陷入灾难。

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上台时，最初也试图平衡预算。

新政是罗斯福对绝望形势的回应，而非选民授权的产物。

他很快意识到，赤字不可避免。他在竞选连任时说：“在1933年、1934年或1935年平衡我们的预算，将是对美国人民的犯罪。当美国人陷入困境时，我们拒绝袖手旁观。人道主义优先。”

罗斯福解释了新政改革的关键：

“我们国民收入的这种恶性下降循环必须被打破。国家的银行家和工业家大声疾呼，私营企业无法打破这一局面。他们转向政府，这是他们的权利。当其他一切都失败后，我们接受了政府最终的责任，花钱以填补市场的空缺。”

金融体系得以恢复秩序，并受到严格监管，其中最著名的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战胜希特勒的大规模开支，带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模式，并催生了马歇尔计划、退伍军人法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政府认可了公司主义，工会强大，企业对员工慷慨，而用于冷战的支出维持了整个体系的运转。美国银行体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经历了一段平静时期，没有发生重大危机。

到1944年，罗斯福完成了理念上的转变，他说：“没有经济安全和独立，就没有真正的个人自由。陷入贫困的人不是真正自由的人。”

饥饿和失业是滋生独裁的土壤。战后几十年，西方世界以此为基础运行，市场力量被认为是有用的，但可以被控制，并且是次要的。

告别布雷顿森林体系，迎接米尔顿·弗里德曼

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突然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本位制，这一共识宣告终结。

当时，用于资助慷慨的社会计划和越南战争的支出，使金本位制难以为继。这一决定使尼克松能够增加支出，并成功推动连任。

这一举措也抬高了黄金价格，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随之而来。石油生产国提高了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以恢复在1971年黄金价格中的价值。

金本位制让位于石油美元。

随后，1970年代的滞胀困境接踵而至，但新的经济秩序的基础也逐步建立。

1976年，英国高税收的工党政府（正如披头士讽刺的“给你一块，剩下十九块归我”）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条件是实施紧缩政策。

三年后，工党首相卡拉汉在输给撒切尔前，承认凯恩斯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曾经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开支、削减税收以及扩大政府支出来摆脱衰退并增加就业。坦率地说，这种选择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曾经有效，也是通过注入更高的通胀，然后是更高的失业率，才得以实现的。”

凯恩斯主义的死亡，居然是由一位自称社会主义者宣布的，而不是接任的自由市场先知。

在美国，吉米·卡特任命保罗·沃尔克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实施了一系列加息措施，将世界拖入另一场衰退，最终为美联储提供了足够的可信度，成为金本位制的替代者。

这为全球提供了稳定，弥补了上个十年金融与波动的石油价格挂钩所带来的动荡。

因此，1979年撒切尔当选和1980年里根当选前，关键决策已经做出，这些选举的意义是在于对这些决策的确认。

撒切尔-里根模式的核，心包括金融自由化，以及随着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和邓小平将资本主义模式引入中国而推动的全球化。

当然，表面之下存在问题，但这一模式在2008年之前几乎没有受到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与川普？

2008年，撒切尔-里根世界的崩溃非常彻底，但应对措施还未能完全成型。

奥巴马的第一任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曾说，“千万不要浪费一场严重危机。”

但奥巴马团队恰恰浪费了这个机会。

新政府没有选择国有化银行，而是通过庞杂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实施谨慎且遵循规则的再监管，也没有起诉那些可能需要为危机负责的金融人士（这与1930年代有很大不同）。

这些决定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使人们普遍认为，获救的是银行家而非普通客户，这为川普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受到茶党运动压力，新政风格的大规模财政支出计划被放弃，而美联储通过印钞将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危机，转化为一个缓慢蔓延的困局。

第二次大萧条得以避免，但增长依然缓慢。低利率奖励了已经拥有资产的人，导致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奥巴马团队确实通过大规模医保改革扩大了社会安全网，并在2012年轻松击败米特·罗姆尼，方式是将其描绘成撒切尔-里根资本主义的代表。

2016年川普当选后，医保法案依然得以保留（主要是因为共和党无法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而川普则通过无资金支持的减税大幅增加赤字（茶党对赤字的担忧已被抛诸脑后），并大力转向保护主义。

新冠疫情期间，川普大规模支出，这种规模在几代人中前所未见，全球许多政府也采取了类似措施。

拜登进一步强化了川普时期的关税政策，减少中国进口，并实施了自新政以来最大胆的产业政策，投资基础设施和绿色技术以创造就业。

这一拜登经济学的核心可能具有变革意义，但在2024年的竞选中几乎未被提及。

美国并非唯一一个从全球化后退、让国家发挥更大作用的国家。习近平重新确立了中国国家对私营部门的控制，而欧洲各国则尝试紧缩政策，催生了民粹主义的反弹。

印度、土耳其和巴西的民粹主义和干预主义政府纷纷上台，而现在川普带着继续和强化经济民族主义的授权重返舞台。

如果忽略奥巴马时期的犹豫、茶党的假动作，以及央行通过印钞放缓了一切的事实，会发现正在发生的是从弗里德曼式资本主义，甚至凯恩斯模式，向新模式的稳步转变。

新模式包括更大的福利国家、受到关税保护的贸易集团，以及政府有权对企业施加优先事项的经济政策。

保护主义回归，但金融部门不会被束缚。川普的回归，很大程度上确认了已经形成的新秩序。

21世纪的重商主义

凯恩斯曾评论道：“那些自认为不受任何思想影响的实际派人士，往往是某些过世经济学家的奴隶。”

如果要为如今正在形成的经济模式，找到一个“过世”的经济学家作为理论来源，最合适的人选可能是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他在17世纪担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如今他的名字与重商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哲学，必要时国家会进行干预，以推动自身利益，甚至以牺牲他人为代价。

在宏观层面，重商主义表现得非常明显：关税的上升，以及中国努力创建依赖其投资的国家联盟。在美国，微观层面的胜利更为显著。2008年后，各公司试图按照小布什建议的方向改革和完善资本主义，成立了诸如“包容性资本主义委员会”和“专注长期资本”的组织，目标是“支持可持续和繁荣的经济”。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也随之兴起，投资巨头调整标准，将资本投向那些被认为最“值得”的公司，这一理念迅速演变成华尔街的一个庞大营销工具。

最著名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克劳斯·施瓦布，他在疫情后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的“大重置”计划。

计划的核心理念是，企业的所有者应当以所有利益相关者（例如员工或受到污染影响的人群）的利益为行动目标，而不仅仅是为股东最大化价值。这种股东至上的模式，被认为导致了短期主义和对金融工程的过度依赖。

然而，这一改革尝试并未顺利推进。公众对那些导致危机的机构普遍缺乏信任，因此对施瓦布的“大重置”计划充满怀疑，这甚至引发了流行的阴谋论，认为这一计划另有所图。

尽管施瓦布的观点在欧洲仍有市场，但在美国，“ESG”已经成为被被妖魔化的词汇。全球最大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表示，这一术语已经被“武器化”，变得过于敏感和有害。

在共和党主导的州，任何提供ESG选项的金融机构都遭到抵制，即使这对纳税人带来了额外的经济成本。

最初的反ESG诉讼基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正统观点，即投资管理者有受托责任，通过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客户争取最大回报，除此别无他求。

然而，最近针对ESG的抵制浪潮，核心理念却发生了深刻变化：政府和企业被认为有权使用资金来推进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以最大化回报为目标。

路易斯安那州财政部长约翰·施罗德在致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的信中，解释了为什么决定全面撤资贝莱德，尽管贝莱德也是化石燃料领域的巨头投资者：

“这次撤资，是为了保护路易斯安那州免受那些试图掣肘我们化石燃料行业的行动和政策的影响。在我看来，你对ESG投资的支持与路易斯安那州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观不一致。我无法支持一个否认我们州受益于最强大资产之一的机构。简单来说，我们不能参与削弱我们自身经济的行为。”

这完全与弗里德曼式的理念背道而驰。例如，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的“诺基斯”基金出于类似逻辑，不会投资于挪威本国或化石燃料领域，因为这样做会加剧对石油的依赖。

然而，新重商主义的立场认为，资产所有者无权推动企业变革。施罗德的信中进一步写道：

“你呼吁对我们整个经济进行‘转型’，而这一转型并非通过民主进程实现。相反，你谈到‘行为必须改变，这是我们对企业的要求。你必须强迫行为改变。在贝莱德，我们正在强迫行为改变’。民主何在？”

凯恩斯本人是一位出色的价值投资者，他坚信股东应该积极介入管理事务。而在弗里德曼更自由的理念中，股东对公司拥有的权力也是核心要素。

然而，政府对私营部门和国际贸易施加影响的理念，在西方已经消失了一个多世纪（虽然在中国并非如此）。

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普遍认为自由市场体系确实失败了，而内部修复的努力也未奏效。

历史无法确认重商主义是否在当下能奏效。英国、荷兰和法国都曾通过重商主义模式建立了大帝国，并积累了巨大财富。然而，这些国家最终都抛弃了这一模式——法国甚至是在革命的背景下放弃的。

事实证明，贸易和经济并非零和博弈，而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通过遵循自由贸易原则取得了更大的经济增长。

如今，世界似乎不得不再次学习这一教训。但这一次，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为了获取贸易和资源而可以殖民的世界广阔地区已不再可能。这将为当代重商主义的探索增加更多复杂性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