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好戏《坠落的审判》：一个强势女性的「冒犯」
这个故事从始至终捍卫和保持着自身的复杂，观众在此刻也需要作出自己的「决定」，至于决定是什么，那是每个人的自由。
（以下文字可能存在剧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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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的审判》（原译《坠楼死亡的分析》）开拍前两天，主演桑德拉·惠勒问了导演茹斯汀·特里耶一个问题，她想知道自己在影片中饰演的女作家，是不是真的杀害了自己的丈夫，「这个角色到底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
茹斯汀回答说她不知道，「但我想让她表现出无辜的样子。」真相被悬置，一直到电影结束，茹斯汀也没有给出一个明晰的回答。
虽冠以悬疑之名，《坠落的审判》讲述的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故事，被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顶，一家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丈夫塞缪尔突然的坠楼打破了原本的平静，妻子桑德拉被当作唯一嫌疑人送上法庭，视力障碍的儿子丹尼尔成为了案件的关键证人。桑德拉站上被告席，电影围绕着她是否有罪的法庭辩论展开，两个小时之中，茹斯汀让观众跟电影中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心理医生，以及存在视力障碍的丹尼尔一起，通过拼凑各方提供的信息和线索，一步步接近塞缪尔死亡的「真相」。
但正如茹斯汀向惠勒坦白的那样，《坠落的审判》始终是一个「真相」被悬置的故事，或者说在这个故事当中，「真相」究竟是什么并没有那么重要，电影里庭审进行过程之中，媒体对这起知识分子坠楼事件大肆渲染，电视节目主持人有这样一句台词，「他是怎么死的并不重要，事实上一个作家杀了自己的丈夫，远比一个教师的自杀更加引人入胜。」
法庭是一个必须有结果的场域，于是在漫长的庭审之中，当有关坠楼案件的一切物理证据都无法对桑德拉作出有罪或者无罪判决时，阿尔卑斯山顶上那座小木屋里发生的一切琐碎都一一被拿到法庭上展示，桑德拉面临审判的同时，她和塞缪尔名存实亡的婚姻生活，日常生活中的剥夺与控制，女性面临的系统性压迫和道德困境，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
人类情感世界中最复杂、纠缠，最难以拆解和定义的亲密关系就这样以法律之名被拿到公共视域进行咀嚼和审判，茹斯汀以女性创作者天然的锋利，进入到人类情感关系的深处，从而呈现出亲密关系中外界难以察觉的冷漠、荒芜与怨怼，她没有提供坠楼事件的「真相」，但却赤裸裸地展示了人类情感世界中的另一种真相——一段不对等的婚姻和亲密关系，究竟可以对人形成怎样的捆绑和消磨。
哭泣的桑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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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绝大多数聚焦婚姻议题的影视作品不同，茹斯汀无意呈现一个被冤屈了的弱势的女性形象。在桑德拉与塞缪尔的关系中，他们在婚姻中的性别角色是倒置的。
儿子丹尼尔视力障碍的起因是塞缪尔的疏忽造成的一次意外，全家之所以从伦敦搬到阿尔卑斯山中生活，很大原因是无力承担丹尼尔高昂的治疗费用。塞缪尔因为对丹尼尔心存愧疚，意外发生后主动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他和桑德拉都是职业作家，但桑德拉事业更为成功，家庭的主要收入也来源于她。也就是说，在这个经历过伤痛、基本脱离传统社会关系的小家庭中，塞缪尔处在传统女性的处境中，他成为了一个「女人」。而桑德拉显然是这个家庭中占据更强势地位的一方，她强大、理性、不吝惜展现自己的魅力，出轨年轻的女性并向丈夫坦白了自己双性恋的身份。
影片中最精彩的段落无疑是法庭上播放塞缪尔手机中录下的与妻子争吵的录音，在这段私密、剑拔弩张、本不应该示于他人但又被别有用心保存下来的争吵中，塞缪尔完全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控诉自己的付出和妻子的罪行，丹尼尔受伤之后，塞缪尔成了为家庭和孩子付出的一方，这让他分身乏术，无法安心创作。
反观桑德拉，却在「盗用」塞缪尔的时间和灵感后名利双收，甚至有过多次一夜情。这样的错位让塞缪尔感到屈辱和绝望，他痛恨妻子对自己的「剥夺」，「这么多年来我都在听从你的安排，我没有办法用我的时间做任何事，你明白吗？那些时间不是我的，而是你的！」
不少人在观看这个段落的时候会联想到《婚姻故事》中那场同样爆裂的夫妻争吵戏份，亚当·德利弗与斯嘉丽·约翰逊以各自离婚律师的算计和生活里的鸡毛蒜皮为引线，控诉对方对自身生活的入侵和剥夺，那段争吵以亚当暴怒着吼出「每天早晨醒来，我都希望你去死」之后情绪彻底衰竭而结束，斯嘉丽在最后扮演了失语甚至是抚慰者的角色。茹斯汀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婚姻故事》中的这段争吵确实给了她很多启发，但是看完《婚姻故事》后，她觉得斯嘉丽扮演的妻子不应该那么弱势，她完全可以表现得更加强硬。
因此在《坠落的审判》里，茹斯汀为观众们呈现出一个更强势的妻子角色，对茹斯汀来说，她几乎是在为无数个《婚姻故事》中的无数个斯嘉丽·约翰逊续写台词。她在采访里说，「我受到了诺亚·鲍姆巴赫的《婚姻故事》的启发，特别是亚当·德利弗与斯嘉丽·约翰逊产生争执的那场戏。我喜欢这部电影，我注意到女方的角色要比男方的更加无力。《坠落的审判》那场争论戏几乎是在跟（《婚姻故事》）那场戏进行对话。我当时是想，『我要给这个女人送上一些可以去回应的东西』。」
桑德拉和塞缪尔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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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塞缪尔的咄咄逼人，桑德拉在争吵之初尽力保全着对方的体面。
她甚至一度扮演着安抚者的角色，她起身为丈夫倒酒，不咸不淡地说出「我爱你」搪塞对方，她甚至为自己捏起一根烟，惠勒将一系列的肢体动作融入自己的表演之中，争吵之初，桑德拉保持着自己冷漠的隐忍，她厌恶争执，希望丈夫能尽快平静下来面对问题。
但陷入自我情绪中的塞缪尔完全沉迷于自己的付出和失去，争执到最后桑德拉终于忍无可忍，用一番隐匿在内心深处的冰冷言语击碎了塞缪尔的全部自怜，在桑德拉看来，没人强迫塞缪尔过当下的生活，他为家庭和孩子的付出完全出自他自己的选择，桑德拉从根本上否定了丈夫受害者的立场，「你在抱怨你自己选择的生活，你不是受害者，完全不是。你用你自以为是的慷慨掩盖着你内心更肮脏卑鄙的东西。你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野心，还因此怨恨我。但并不是我把你变成现在这样的，我跟这些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塞缪尔备感委屈的自我牺牲在桑德拉看来只不过是对自己内心恐惧的某种拙劣掩饰，他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恐惧，「你没有像你所说的牺牲什么，是你自己选择的不继续写作，因为你害怕，在你哪怕想出一个稍微好一点儿的点子之前，你那可怜的自尊心就已经让你失去了理智。现在你四十岁了，突然醒悟过来要找个人来怪罪。你要怪就怪你自己，你被你自己该死的标准，和对失败的恐惧吓坏了。这才是事实。」
塞缪尔一度无言，只能拿「你是一个怪物」「你真冷血」「你毫无同情心」来招架把自己拆穿的妻子。茹斯汀在这个时候将镜头由夫妻争吵转向了法庭，录音中争吵结束，紧接着是一串打斗的噪音，法庭上不同立场的人都陷入了沉思，站在被告席的桑德拉表情沉静，这段争吵让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法律和道德触及不到的场域，掩藏在亲密关系表象之下的一切琐碎和隐秘，都难以用简单的是非对错去衡量，处境决定立场，立场决定认知，认知不同的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结果，只能是无数的妥协退让，或是妥协退让失效后的分崩离析。
这段争吵也促使我们去思考婚姻或亲密关系中，那些长期被忽视和隐匿的问题，人类缔结关系、彼此交付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捍卫自我是否与亲密关系的深入存在天然对立？当一方以牺牲和让渡自己的独立人格悲悼自身，究竟是不甘的自怜还是一种变相的情感讹诈？
法庭上播放塞缪尔录下的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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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对桑德拉的控诉中，有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情节。一家人从伦敦搬到自己的故乡法国，但妻子对待自己的朋友从来都不热情，事故发生之前，桑德拉的形象理性、疏离、对很多事情过度冷静，这样的冷感让塞缪尔觉得受挫。
惠勒在解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身上的暧昧性时，给出过一段自己的解读，「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她有没有谋杀，而是她从观众、法庭、家人那里得到的心理投射，如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对待和她同样处境的人，我们如何对待那些不是对每个人都特别亲切的女性，那些不是让每个人都感到轻松的女性。」如何诠释桑德拉一度让惠勒感到疑惑，于是才有了开拍前她和茹斯汀的那段对话。有意思的是，作为诠释桑德拉的演员，惠勒倾向认为桑德拉并没有谋害丈夫，她只是搞不清楚丈夫的死究竟是自杀还是意外，这种冷淡的迷惑最终帮助惠勒诠释了桑德拉站在法庭时的「无辜」。
正如惠勒所说，桑德拉的意义并非只是一个有谋杀嫌疑的妻子，更重要的是，她展现的是一个不符合大众期待的妻子，一个坚硬、理性、边界感极强的女性由私域进入公共空间可能遭遇的一切。在电影中，桑德拉的冷静、疏离、她写作事业的成功、她的双性恋身份，都成为了外界攻击和怀疑她是凶手的把柄。
桑德拉当然有自己的脆弱，特别是儿子丹尼尔表现出对自己的抗拒的时候。但除此之外，即便被检察官步步紧逼，或是因为语言不通而表达吃力，又或者法庭上的天平微妙地朝着她有罪的方向倾斜的时候，桑德拉始终平静。
丹尼尔
这让围观的人们感到失望，ta们没看到一个伤心的妻子，一个把所有过错揽到自己身上的母亲，ta们也没看到一个嚎啕自己冤屈的女人，一个用愧疚和耻感来掩饰内心慌乱的嫌疑人。桑德拉只是作为她自己镇定地站在被告席上。
进而一个超越婚姻故事本身的议题出现了，在家庭内部，桑德拉以自己的才华和忍让维持着婚姻关系中的平等，她的性格、理念、处事方式无不透露出一个进步而独立的女性的强大内心，这显然深受法国女性主义思潮影响，她不屑于成为弱者，甚至对弱者缺乏真正的同情，但纵使在家庭内部实现了这种平等，一旦进入仍被传统观念死死捆缚的社会领域，大众对于一个像传统男性一样经营自己的人生的女性，依然缺乏基本的认知和接受能力。
在领取欧洲电影奖最佳导演奖杯时，茹斯汀在获奖感言中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创造了桑德拉这一角色，「我不想让这个角色成为受害者，人们对她轻易下结论，是因为她很独立，因为她的性取向，因为她有杰出的创造力，当女性表现出这些品质时，就会被认为是可疑的。桑德拉是挑战社会规范的，在丈夫失败的领域，她却成功了。法庭就像上演这一切的剧院，这就是我拍摄这部电影的原因，以便让这个女人和她所代表的东西具有最终决定权。」
桑德拉在法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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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真相的议题。
从自己的第一部长片《索尔菲雷诺之战》开始，茹斯汀一直在探索纪录片和虚构故事之间的边界，在她还在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读书的时候，是纪录片带她走进了电影世界的大门，当时她偏爱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在上世纪60年代拍摄的一系列纪录片，弗雷德里克擅长透过不同机构中的各色人物，构建人与社会、文化、国家之间的关系。
对学生时代的茹斯汀来讲，对现实的捕捉比纯粹的虚构想象更有吸引力。那个时候茹斯汀常去法院旁听，这显然对《坠落的审判》的庭审戏份产生了一定影响。创作剧本阶段，茹斯汀和著名律师文森特·库赛尔-拉布鲁斯合作，进一步提升了法庭戏份的现实张力。这种设定让所有观看影片的观众事实上成为了陪审团中的一员，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依靠控辩双方给出的信息、证据，结合自身的认知和情感反应作出自己的判断。一些时候人们同情桑德拉，但录音公布以后，人们发现眼前的这个女人并不诚实，情感的天平在信与不信之间左右摇摆，真相始终没有出现。
在电影中，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边界一度模糊，为了佐证自己的判断，检查官在法庭上朗读桑德拉小说中作家杀死丈夫的情节作为她杀害丈夫的证据，桑德拉在书中写「我要做的是掩藏行踪，以便让虚拟去摧毁现实」。
写作这个情节时，茹斯汀只是出自一种创作本能。但写作完成以后，茹斯汀偶然从电台里听到，法国作家爱德华·路易在接受审判时，律师把他的小说中的片段当作了反驳的证词。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结界进一步被打破，这让茹斯汀感觉疯狂，也推动着她进一步探索虚构与现实之间复杂纠缠的关系。
法庭被构建成为一个交错着各种关系的小型剧场，人们自言自语，每个人都试图向他人证明，自己所讲述的就是事实。人的局限性在控辩双方的激烈交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人以自己的方式试图诠释真相，真相却在人们各自的偏见中变得模糊不清。
比学生时代的自己走得更远，茹斯汀对法庭上被叙述和建构的「真相」始终保持着暧昧态度。语言只能用来描述可描述的事物，叙述可以作为人对客观世界的某种认知，但同样也可以作为人在无力接受更残酷的现实的情况下，篡改自身记忆的工具。
庭审的转折来自丹尼尔的证词，此前塞缪尔的心理医生出于不想自己的病人中出现自杀案例的私心，一口咬定塞缪尔没有任何自杀倾向。
站在证人席上，少年丹尼尔复述了塞缪尔生前一段带有轻生意味的独白。法官最终借由这段独白，作出了对桑德拉的无罪判决。但这并不足以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因为此前检方已经证明，丹尼尔为了维护母亲，有意向警方隐瞒了坠楼事件之前父母发生争吵的事实。我们无从得知，这段情节生动的独白究竟是丹尼尔的真实记忆，还是他再一次为了维护母亲而对所有人编造的故事。
没有人知道丹尼尔在走上证人席的前一天夜里究竟想了什么，那之前法院派出的临时看护人对他说过一句话，「当我们缺少证据去评判一件事时，我们能做的就是决定。」
因为这个决定，桑德拉回到家中，与从睡梦中醒来的丹尼尔相互拥抱轻吻，她回到楼下，镜头扫到相框中她与塞缪尔欢乐的合影，正如她在法庭上反击心理医生时所说，关于他们的婚姻，关于她或者塞缪尔是怎样一个人，每个人所说的，都只是整体情况的一小部分。人的记忆和讲述，只不过是构成事实本身的一些残片。
桑德拉与塞缪尔的旧日合影
不过对桑德拉来说，一切都结束了，她倒在沙发床上，家中的边牧Messi跳到她的身边，她抚摸着Messi柔软的皮毛，陷入了彻底的放松。漫长的审判终于结束，这个女人还有许多决定要做。
电影在这样暧昧和模糊制造的迷雾中走向终点，这个故事从始至终捍卫和保持着自身的复杂，观众在此刻也需要作出自己的「决定」，至于决定是什么，那是每个人的自由。从这一点来说，《坠落的审判》在更深入锋利地展现和探讨现代人亲密关系议题的同时，构筑或者说复现了电影与观众之间某种更为古典的联结。
相比于诸多道德明晰、立场坚决的电影，《坠落的审判》从混沌的现实出发，最终停留于混沌的现实本身，于我们今天这个对立而分明的世界，有着不可或缺的珍贵意义。也是在茹斯汀这样的创作者身上，在这样清醒、独立，有着自己强烈创造力的女性身上，我们获得了望向现实的另一种路径，对这个世界的关照，不是只有流于表面的口号，观察和正视本身，自有不可撼动的力量。
庭审结束后，桑德拉和狗狗Mes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