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接受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访问时曾说，中国的言论审查有利于创作。（图片摘自网络）

莫言与毛星火：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毛粉毛星火起诉莫言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毛星火的论据主要来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他认为莫言的小说“涉嫌污衊英烈”、“涉嫌美化日本侵略者”，应当予以查禁。

毛星火原名吴万争，因为崇拜毛，改毛姓，且以毛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名。他是一名颇有战斗力的红卫兵，但这次却是大水冲倒龙王庙，自家人打了自家人。毛星火大概忘了一个重要事实：莫言跟他一样，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拥有比他更老资格的毛粉的光荣履历。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莫言为当时在重庆掀起“唱红打黑”运动、欲以此问鼎中枢的薄熙来背书，写了一首：“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跪舔脚丫，丑态百出。薄熙来倒台后，莫言再也不好意思公开展示这首诗，也没有将其收入文集。

二零一二年四月，莫言在接受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访问时说，中国的言论审查有利于创作。他还在另外一场场合，用机场安检措施来形容言论审查的必要性，但又自相矛盾地宣示：“我们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

二零一二年五月，莫言与前文化部长王蒙、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等一百名中国作家公开表演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的这篇讲话是中共当局七十年来扼杀创作自由的纲领性文件，当年直接导致对异见作家王实味的残杀和对数以千计身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一九四九年之后，更成为钳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金科玉律。此事引发巨大争议，莫言却强硬地表示，毛的《讲话》在当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至今认为，我抄了，我不后悔”。

莫言被错误地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之际，我参与了数百名异议作家和民主人权活动人士的一封抗议信的签名，并参与对这封信的修订。这封信指出，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颁奖给莫言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亵渎，因为颁奖给作为中共党员和官方作协副主席的莫言这样一个身上充满红色基因、讚美中共体制、摒弃良知、道德冷漠的作家，是对中国民间社会的侮辱和对人权和自由价值的背离、对勇气和良知的诅咒。

我在这封信中特别增加了一段对莫言作品的评估：仅以文学本身而论，莫言的文学成就有限，他的语言粗糙、浮华、冗长，远非一流作家的洗练、简洁、传神，他对当代汉语并没有作出创造性贡献。他的小说创作手法照搬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本土的历史与现实的对接并未水乳交融。他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思想与价值立场，并不符合诺贝尔文学奖强调的理想主义趋向。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损害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公信力，玷污了该奖创始人诺贝尔的荣誉。

这封信在最后表示：“将值得世人尊敬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这样一位与极权主义一起作恶的奴才，我们甚至不得不怀疑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是否与中共当局存在私下交易。因此，我们对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授予莫言二零一二年诺贝尔文学奖表示强烈谴责与抗议，我们同时要求取消授予莫言二零一二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从来都假装刘晓波不存在，如中国网友所言，莫言得奖，“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可能会遭遇自从评奖的一百一十二年以来之超级大笑话，即第一位面对採访不敢诚实地说出自己国家早已有人获诺贝尔奖并公佈其名字的事实。”颇为讽刺的是，莫言对刘晓波的受难熟视无睹，却没有料到，努力将自己染红之后，他在战狼眼中仍然是一个不够革命的坏人。

法西斯主义作家刘慈欣遭遇网络霸凌，是因为他不够法西斯

近期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科幻小说家刘慈欣。根据刘慈欣原著改编的网飞科幻影集《三体》上线后引爆全球舆论热议。中国国内可以观看的版本经过删节，但有翻墙到海外看到完整版的小粉红成群结队地痛斥该剧“严重辱华”、“害中国人丢脸”、“抹黑中国”。战狼们进而指责刘慈欣写作《三体》时“故意无视彼时祖国的崭新面貌，非要把作品时间设定在那十年（即文革）”。批判之后，他们还号召发动集体抵制与“刷负评”行动。

在剧中，红卫兵批斗大学教授叶哲泰时，痛斥“爱因斯坦有奶便是娘，去给美国人造原子弹”；许多小粉红对于刘慈欣将小说版权卖给美国的编导，也大骂“刘慈欣欣有奶便是娘，居然将改编版权卖给美国人”。

刘慈欣的作品中，对极权体制的讚美、推崇毫不掩饰，认为唯有专制极权才会让人类拥有充足的竞争力与战斗力，才能保护地球文明。（图片摘自百度百科）

剧集中有一段让小粉红感到十分不快的情节：文革中，红卫兵批斗知识分子，场景野蛮而残暴。这不符合习近平时代教科书对文革的描述：二零一八年版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中学历史课本中，将此前“文化大革命”一章撤销，合併为一个专题列入《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这一章之内，并删除旧版教科书中“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中的“错误”二字和“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表述。该版课文指文革“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挫折”，但“它的发动，有複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带有辩护意味地称，“社会主意大利家的历史很短，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在探索中走了弯路。”作为文革受害者的习近平企图重搞文革的野心亦昭然若揭。

该教科书出炉后，遭到民众强烈反对，二零二零年版又悄然缩回邓小平时代中共通过的《历史决议》的论调上，在课文重点提示“学习聚焦”部门特别注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

文革爆发时，刘慈欣只有三岁；文革结束时，他已十六岁，其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儘管他算是文革的迟到者，没有当上打打杀杀的红卫兵，但文革意识形态在其身上打上深刻烙印。任教加拿大的台湾学者沉荣钦指出，长期在国营事业工作的刘慈欣，其叙事核心充斥对“社会丛林法则”的追捧之情，与中共所崇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烈共鸣。在中国发展“两弹一星”之后受教育的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刘慈欣的作品中，对极权体制的讚美、推崇毫不掩饰，认为唯有专制极权才会让人类拥有充足的竞争力与战斗力，才能保护地球文明。反之，除专制极权外的任何制度，都只会使人低效且涣散，无以完成伟大、崇高的使命。习近平反覆强调恢复昔日革命精神，要将国企做强做大，除了召唤昔日毛泽东主义的幽灵之外，也是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想法的延伸。

在刘慈欣和上海大学教授江晓原的一次对谈中，江晓原提出，如果非得吃人才能活下去，他不会吃人，因为“我们吃了他就失去人性”。刘慈欣则表示，他是科学技术至上的理性主义者，会毫不犹豫地吃人以求活下去，因为没有人，何来人性？

二零一九年，刘慈欣接受《纽约客》专访，被问到对于中共在新彊作为的看法时，表示“是为了帮助他们提升经济发展，让他们有机会摆脱贫穷”——他认为中共营造关押百万人的集中营乃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他的作品裡，从来没有同情、慈爱等价值的存身之地，芸芸众生卑贱如蚂蚁。

这种思想，始于近代思想家严复错误地翻译《天演论》。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强调绝对理性、将人物化和工具化的马列主义风靡中国，然后纳粹德国模式成为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样板，中国遂一路向极权暴政的方向夺命狂奔。

如今，明明是法西斯吹鼓手的刘慈欣，遭受了跟莫言一样被更红的战狼追杀的命运，他们的境遇丝毫不值得同情，他们只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恰到好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