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补课变成游击战：躲进没厕所的地下室

如今，有的家长选择一对一，这样更安全、更隐蔽。但一对一毕竟太贵，有些老师会让家长们自行凑够三五个人，归拢到一个时间段补课。就这样，“凑小课”开始在家长圈子中流传开来。王雨总结了凑课成功的要义：找老师、找同学、找场所。老师最好找上过课的，能省去试课的时间成本；同学要找成绩相差不大的，否则进度难统一；场所则要多方协调。

带孩子补课的家长们，连偶遇也保持默契。在补课的小区楼下，碰到谁都不算稀奇。有一回，王雨送孩子去老师家里补课，在小区楼下，还碰上了老师送自己的孩子出去补课。俩人只打了个招呼，放学时间，孩子往外送，“不用问，肯定是去补课”。

补课游击战

对上“暗号”，王雨松了口气。

80后的她带着女儿卢月，开车穿过几条街，最后停在菜市场附近。穿过小路，走到约定好的超市门口，一个穿蓝上衣、黑裤子的年轻女孩已经等在那里。凑够几个学生，王雨目送女儿进了巷子里的侧门，是一家宾馆，“还要刷卡才能进”。

女儿在这里补习物理。为了避免引人耳目，补课的地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哪里都能补。

如今，为了能隐蔽且成功地补到课，你有时候很难想象，现在的家长和孩子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比如，在安徽，王雨认识的孩子还在地下室补过课。那个场地没有卫生间，学生们为上课做的准备，还包括提前两小时不喝水。而王雨的女儿也曾在狭窄的居民楼里补课，老旧的空调难以负担三十多个人，上完课出来，有孩子差点中暑。最戏剧的补课地点，是一家剧本杀的房间。若是碰到有人来检查，大家就收起课本和试卷，摊开剧本佯装游戏。

补习班选址越来越刁钻，像是在全国各地上演的游击战。

在惠州，24岁的甘鹿仍然记得送弟弟上补习班的经历。车只能停在公园旁边，再步行走到一处写字楼，一楼的玻璃门上，没有张贴任何培训宣传，“你根本不会把这个地方跟补习班想象在一起”。

还有一次，她送弟弟去学校对面的居民楼补习。机构租用了小区底商，正门是关闭的，只能走侧门。要先穿过一条小道，走到尽头，再拉开铁栅栏，才能进入补习数学的教室。她不理解上补习班怎么像捉迷藏一样，弟弟告诉她：“被发现了会被举报。”

老师也一样找不到路。在广西，大学生林小树有一回去辅导机构当老师，这家机构隐藏在人们平日买菜的必经之路上。这是一栋极普通的自建楼，抬头能看到上面写着“房屋出租”。林小树绕到房子背面的小门，上到二楼，里面并排有四五个房间，便是机构的教室了。

“你就站在各个小区门口，背着、拎着书包的，家长骑电瓶车的，来来回回的全是补课的孩子。”要辨认究竟是小区住户，还是前来补课的学生，王雨觉得很简单，“谁会一大早背着书包从外面进来呢？”

▲ 图 / 《她们的阶级》剧照

这些变化都发生在2021年之后。

王雨算了一笔账，原先在机构上大课，每个月补课费用在3000元左右。后来许多机构关门，上课人数减少，补课风险增大，为了维持收益，每个家长付出的费用更多了。

如今，有的家长选择一对一，这样更安全、更隐蔽。但一对一毕竟太贵，有些老师会让家长们自行凑够三五个人，归拢到一个时间段补课。就这样，“凑小课”开始在家长圈子中流传开来。王雨总结了凑课成功的要义：找老师、找同学、找场所。老师最好找上过课的，能省去试课的时间成本；同学要找成绩相差不大的，否则进度难统一；场所则要多方协调。

带孩子补课的家长们，连偶遇也保持默契。在补课的小区楼下，碰到谁都不算稀奇。有一回，王雨送孩子去老师家里补课，在小区楼下，还碰上了老师送自己的孩子出去补课。俩人只打了个招呼，放学时间，孩子往外送，“不用问，肯定是去补课”。

有些谨慎的老师，还会嘱咐来补课的学生们：“不要坐电梯，尽量走楼梯。”原因是电梯有时候人多，挤到邻里邻居，一个不高兴，就可能被举报了。末了还要加上一句，“不要谈论补课内容”，学生们低调地来来往往，像是知识世界的偷渡者。

线索与金钱

这几年，学科类教培机构大量关闭，但矛盾在于，需求并不会因此断绝。

王雨记忆中，在前两年，她收到许多消息提示，上面详细列举了各种举报违规补课的电话。检查团驻扎在当地。一切线下的补习都停止了，有的机构选择了退钱，有的机构则悄悄转成了线上网课。

这种时候，线索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要补到课，光靠花钱不行。家长们还需要人情往来，获取宝贵的开课信息。这极度依靠家长是否消息灵通，是否加入了补课的“圈子”。

王雨从来不找女儿的同班同学家长打听消息，“有竞争关系是不会告诉你的”。她通常找比自家孩子年级更大的家庭打听。平时为了联络感情，她会主动发出吃饭、下午茶的邀约。如果对方婉拒，她也记得在上门时买一盒上好的茶叶。

这些开支，王雨丝毫不计较，“能顺利找到补课的老师，我也很感激他们”。她觉得，有些学生是真的输在起跑线，家庭的财力、父母的智商、情商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孩子的学习成绩。

毕竟连补课，也有门槛。王雨认识一位补课资源尤其丰富的家长，孩子在当地最好的高中就读。这位家长给她推荐过几次家教，都是颇有名气的老师。有一回，一个老师上来就表示，只收年级前五十名的孩子，王雨觉得很气愤，她当下就怼了回去：“这么优秀的孩子到哪里都很优秀，谁给你的勇气只收前五十名？”

但她只能接受补课市场现状。补课的人太多，好老师供不应求。那天，一位熟识的家长发给她一段聊天记录。那位家长孩子中考考了740多分（满分780分），属于很优秀的成绩，找到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老师补课，但老师的反应是“你有说过他要来上课吗？你有问过我还想不想接受吗？！”

家长只好回复：“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家高攀不起您。”

▲ 图 / 剧《小舍得》

造成这种情形，也与一些机构的主动选择有关。

25岁的陈逸杰，曾在浙江的小县城创办了一家培训机构，但只存活了短短四个月，最后以亏损15万告终。后来，他还去看过曾经开培训机构的地点，一楼变成了理发店，二楼变成了超市。

而他自己，研究生毕业后找了份运营工作，他的副业，又干起了家教。

不过，他也有认识的朋友，这些年一直都在经营补习班。比如，他曾经任职过的一家机构，初时在居民楼里起步，经过几年积攒，拥有了带门脸的三个校区，结果现在，这家机构重操旧业，又回归了居民楼。

就像这样，检查团前脚一走，补课的火苗就继续燃烧。

而除了家长们这端的努力，补课机构也会精准地将鱼饵洒向家长。

北京的家长许蕾也发现，在以教培出名的某写字楼前，过去狭窄的单条车道上，一到晚上就堵车，现在变得畅通许多。

但这种畅通只是表面上的。一个多月的暑假，就有四家机构邀请许蕾试听课程，位置都在她家附近的写字楼。狭窄的格子间里，机构宣称“什么样的老师都能找到”，还配有专门的自习室，课费为五百到六百一小时。这一价位对应的往往是专职的教培老师，在职老师的价格还会翻倍。

机构想让许蕾一次性付清课程费用。课时按十的倍数打包，买的课时越多，价格越优惠。

许蕾算下来，这些钱几乎可以买一辆小汽车。她也曾联系几位大学生家教，但他们下学期的课程都已全部排满。

“不补怎么办？”

每个现在依然选择补课的家长，背后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无法回避的竞争。

在很多家长看来，升学之路更像是竞争之路。一到暑假，“满大街奔波的都是上课的孩子和接送的家长”。王雨坦言：周围补课补到疯狂，我之前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家长，最后还是被现实打败了，我就觉得不补课就心里不踏实，大家都在补，不补怎么办？”

她的女儿卢月，小学时成绩优异，加上自己也能教孩子，没想过补文化课，给女儿报的都是艺术培训。临到小学毕业，她才给女儿报名了一门小升初数学衔接班。

上初中后，第一次月考，卢月排在全年级七十多名。很快，没上衔接班的弊端开始暴露，女儿的成绩一路下滑，到了年级两百多名。

王雨各种原因都考虑了，是不是孩子不适应科目增多，是不是别人上了全科衔接班，孩子短暂落后。但卢月着急了：“一下孩子就觉得自己从学霸变成学渣了。”之后的一天，卢月主动找到王雨，要求补课。

也有一些孩子，成绩没有下滑，已经在担心落后。

刚升上初二不久，许蕾的女儿康圆就提出要参加补课。康圆一直是班上的前几名，补课原因是“周围几乎所有同学都在补”。

当时，许蕾正在帮女儿誊写一本历史笔记，她迅速意识到上面的知识点已经被老师精简过。这本笔记来自康圆的同学，一位拥有全科家教的男生。康圆说：“如果我不补的话，可能会落后。”

“别人都在补。”几乎成了一句魔咒。王雨有时候和家长们聊天，听到谁又报了好几门课，她聊完会焦虑好几天。

焦虑起因于无奈。在当地，补课的氛围已经席卷到学校，许多老师默认学生们会外出补课。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家长也觉得学校里，“简单的不会教，难的不愿意讲”，补课似乎真的成为了一件不参与就落后的事情。

▲ 图 / 剧《小舍得》

还有一件政策难以规避的现实：学校老师也会外出补课。足够高的收益诱惑下，自然会有人铤而走险。王雨听说，有些老师放学铃一打，就从后门离开教室，“因为他还要去给学生补课，他也要挣钱去”。学生们熬夜补课，老师也熬夜补课，“大家第二天还有没有精力好好上课？”王雨觉得，一切也没什么改变。

造成的结果就是，到了初二，卢月几乎每门课都在上补习班，每天完成各种作业后，就到了夜里十一二点。

之所以作业做到如此晚，是因为每周一到周五，除了学校的作业之外，还得挤出时间做补习班的作业，“因为周末要补课，所以没时间做，补习班也会布置作业”。实际上，王雨内心也是矛盾的，她心疼女儿：“我说这样不行，咱们别把身体搞坏了，可以减少一两门课。”

不过，女儿回应得很坚决，展现了要把补课进行到底的决心：“妈妈你是舍不得钱吗？我补的这几门课在班上不算多。”

最后，到了初三，就连体育，王雨也给女儿报了班。“比如掷实心球，需要用巧劲，学校平时不怎么练，只在考前扔几个，那考试怎么办？”

广东的家长孟秋有一样的感受。在她的个人观念里，“学校的老师上完8个小时的班可能工作就结束了，他才不管你小孩上不上得了高中……那些东西都是靠我们作为父母来考虑的。”

她的大儿子在一所公立初中读初三，没有晚自习，早早就放学回到家。但当地不少私立初中，已经给初二的学生安排上了晚自习。后来，学校连英语暑假作业都没留，“你说我自己不给小孩布置，不给他上点课，不让他写点题目，那他怎么参加中考？”这些都成为她给孩子补课的原因。

竞争平等地吞噬每一位家长。即使在北京，许蕾的压力也不小。她在一个鸡娃最严重的区域工作，见证着许多名校毕业的博士父母，对孩子的学习成绩要求极高。她还发现，学校的“点招”考试正悄悄回归。家长们彻夜开着手机等待电话，学校以“端午龙舟赛”的名义召开奥数考试。曾经禁止在假期开班的录播课也逐渐浮上水面，课程名字都很抽象：“秋季自招S班”“拓展延伸课”“春衔秋目标A+”。

她只能选择给孩子补课——这是她的个人选择，跟政策无关。

补习班之后

对绝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补课到头来，最后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真正得到了什么，效果却很难衡量。

如此补课两三年，王雨算了一笔账，总花费20万起。最贵的一笔就是中考前的“一对一”补习班。一个小时五六百块，两门课，上了一个月，花了一万多块，比王雨一还高。

今年6月，她女儿卢月参加了中考，但“没发挥好，最后中考的成绩是她最差的一次”，女儿排在年级300多名，全区前1500名，最后考上了当地第三梯队高中的实验班。

接下来，开学的第一个周一，王雨就被高昂的高中补课费用吓到了。一对一补课，2000块一个小时。一次饭局，有认识的家长告诉王雨，一年给孩子补课就花了二十万。

在这座三线城市，王雨和丈夫年收入合计能有二十多万，已经远超当地的平均工资，但还是“存不下钱”。为了给孩子补课，家里的车坏了很久，她只能去修一修，舍不得买新车；以前用上千元的护肤品，现在买几十块的面膜。

如果不补课，会不会后悔？王雨说：“一般家长不会认为是自己孩子不聪明，如果人家（学习）好，还知道人家补课，就会认为，是自己孩子没补课没跟上。”

但补课不是高分的保险锁，一些补课的老师，也会对如今的补课方式产生质疑。

比如，仅仅过去三天，老师林小树就决定从教培机构辞职。她的教课体验极差，狭小的空间里，10个学生挤在一起，黑板大小只有学校里的四分之一，需要频繁擦去板书才能完整抄写一道例题。“你甚至不能放PPT，这里没有任何科技的痕迹”。林小树有时觉得，这里不是补习班，而仅仅是关住孩子们的笼子，让他们假期不能乱跑、有事可做。

王杉杉也做过家教。她拿着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走在小区里，学校的名字印在快递袋上颇为显眼。一位家长凑上来找她搭话，逐渐从夸赞她考上好学校，转移到自家孩子成绩堪忧，最后邀请她上门一对一辅导，按照每小时130元收费。

在补课中，她印象最深的，是孩子不停打哈欠的脸，透着熬夜打游戏之后的疲倦。于是她会时不时停下来，像曾经被告诫的那样，重复着“你知道高中竞争压力多大吗”“你要考到全省多少名才能上一个好学校”。

▲ 图 / 剧《小舍得》

迷茫的脸有一瞬间惊醒，又逐渐跌回梦中。原定的一周五次课也没有完成，总是上两天休息两天。

唯一无法停止的，只有焦虑，以及焦虑催生之下，千方百计寻找到的补课老师。

不过，的确也有家长和孩子，在这种竞争之中取得了成果。

比如，在“小中考”里，许蕾的女儿康圆就取得了几乎满分的成绩。但是，许蕾也说不清这是机构的功劳，还是女儿努力的结果。从卷子的高分，到卷子的满分，许蕾有一种孩子们正在变成做题机器的错觉：“谁也不能保证一点也不出错，这不就是电脑嘛。”

不过，女儿成绩优秀，这给她打了强心剂，她只能继续承担昂贵的补课费——她知道自己还无法停止，女儿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