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ZMINE ULLOA, HAMED ALEAZIZ

2024年10月29日

几十年来，提供政治庇护一直是美国讲述的国家故事的一部分。这种美国精神认为，作为一个西方民主政体，一个移民的国家，美国有义务成为那些因迫害而逃离祖国的人的避风港。

然而，从对二十多位移民律师、学者和前联邦官员的采访来看，无论谁在11月成为白宫的主人，2024年总统大选都有可能标志着美国人所熟知的这一庇护制度的终结。许多批评者、支持者、甚至普通美国人说，这个制度已经坏了——因为它已经转变成为某种与它的创始初衷无关的东西。

特朗普前总统和贺锦丽副总统在移民政策上的看法天差地别，然而两位候选人都表示会对庇护授予制度进行全面限制，表明这个多年来让美国在难民援助领域领导全球的长期承诺面临变革。

这种转变的起因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进入美国的移民产生担忧，而长期以来美国作为保护暴力或政治压迫受害者的希望灯塔形象将因此受到影响。仅去年一年，就有至少16.9万人在美国南部边境申请庇护，许多人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深陷于绝望、危险的境地，比如营地或拥挤的船只，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也在收紧其边境控制，专制政府的势力得到扩张。

特朗普在任总统期间大幅削减了接纳难民和庇护申请者的数量，并承诺如果再度当选，他会采取更严厉的行动，以抑制合法与非法的移民。

贺锦丽表示会继续拜登总统今年发布的行政举措，限制南部边境申请庇护的条件。这些举措进一步明确了民主党人对延续多年的庇护传统的否定，哪怕只是不久前，这样的转变对这个党都是不可想象的。

“无论谁赢得白宫，根本共识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限制庇护授予的必要性将一直存在，”拉美裔民权组织“Unidos美国”的移民高级顾问克里斯·拉蒙说，该组织的政治部门已经为贺锦丽的竞选背书。“这将是默认的政策立场。”

根据一个由条约和美国法律组成的制度，任何越过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都有寻求迫害保护的合法权利，这个制度源起于美国和欧洲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未能向许多犹太人提供庇护。

美国的庇护和难民政策在冷战期间经历了许多演变，当时美国向逃离共产主义的人提供了优待。根据为这一程序提供了成文法基础的1980年《难民法》，法官只能向那些因宗教、种族、民族、政治观点或“某特定社会群体”成员身份而受到迫害的人授予庇护。上世纪80、90年代墨西哥和中美毒品战争升级——一定程度上是受美国毒品需求的推动，且参与其中的黑帮成员中有一些是被美国驱逐出境——庇护申请资格在移民律师的努力下得到放宽，将更多人包括了进去，比如家庭暴力和帮派犯罪的受害者。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庇护制度的终结始于特朗普政府，这一届政府动用了几乎一切手段企图取缔它。特朗普和他的盟友增加了庇护申请者的举证责任。他们颁布新规，要求移民法官增加申请获批的难度。他们使用备忘录和法律机制来升高申请的门槛。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之际，他们援引少有人知的公共卫生规定，基本上拒绝了南部边境的所有庇护申请。

然而也有人说，这个制度早就应该做出反思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本村宏（音）说，庇护制度几十年来一直承受着压力，而白宫和国会的应对一直都是限制准入，要么就是对庇护心存疑虑，往往会因此削减其经费。

“资源不足导致积压，积压导致人们觉得这个制度行不通，于是这就成了一种自证，”本村说，他认为庇护制度“急需改革”。

过去几十年里，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承诺要彻底改革移民法律——但都没能做到，与此同时庇护成了许多移民进入美国的主要途径。

在经费匮乏、人满为患的法庭，庇护申请堆积如山。审核申请的程序“基本上已经崩溃”，据乔治敦大学法学中心教授菲利普·G·施拉格的调查，听证的平均等待期为四年。批评人士说，如此长的等待期促使人们纷纷在越境后自首，因为申请者在等待期间是有权在美国工作的，尽管据自由意志主义智库卡托研究所的统计，2024年庇护申请只有3%获批。

关于该制度的争论在2011年奥巴马任内变得愈发激烈，当时许多儿童为躲避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贫困和黑帮暴力，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独自越过边境，这个趋势在2014年达到顶峰，有超过68500名未成年人被逮捕。在特朗普任内，这个数字再次攀升，在2019年前11个月，有72873名独自越境的儿童被捕，构成了又一场人道危机。

抵达南部边境的移民数量在拜登政府初期创下了记录，人手不足的主管部门面临愈发巨大的的工作负荷，导致延误进一步增加。许多人认为这样的景象证明这一程序存在缺陷。

“上任初期非正常移民达到如此高度，无疑会给人留下一个印象，而这印象绝对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现实的，那就是这件事不是井然有序地在进行，”曾在拜登政府国土安全部任首席律师的汤姆·雅韦兹说。

鉴于国会僵局和美国人对移民态度的广泛变化，这种限制性的庇护方式很可能在未来几年持续下去。大多数人希望政府集中精力减少进入美国的人数。一个人数不多但不断增长的少数群体（主要是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也有一些民主党人）越来越担心移民对犯罪、税收和国家认同的集体影响。

“边境庇护在政治上已经变得如此有害，很难想象会有任何措施取消目前的限制，甚至扩大入境口岸的准入，”曾在拜登政府的国务院任职的史蒂芬妮·洛特说，她现在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墨西哥安全倡议的主任。

一些人权和移民律师以及活动人士表示，他们担心，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庇护将彻底终结。他们认为，在贺锦丽的领导下会有更多磋商的余地，对人道主义义务的承诺会更大，其他形式的合法入境也会扩大，包括临时保护身份。特朗普的竞选伙伴JD·万斯最近表示，共和党候选人将彻底终止这些临时保护计划。

移民律师和庇护学者说，由于气候变化和专制国家侵犯人权等几个趋势，全球移民人数增加，单靠强硬措施不足以阻止寻求庇护者的到来。他们呼吁继续向移民的祖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安全，从源头上防止人们选择离开。

但总的来说，美国政策的范围可能会很窄。拜登政府官员驳斥了对他们的批评，并指出，行政措施对南部边境非法越境人数的显著下降做出了贡献。移民现在必须通过一个在线政府应用“CBP One”入境，该应用每天提供1450个名额，允许他们设定一个时间，前往入境口岸以进入美国，或者通过有限的项目入境，在有经济担保人的情况下可以乘飞机入境。在边境被捕的移民也不再被问及他们是否害怕返回自己的祖国，移民活动人士表示，这一变化导致可能有合理庇护申请主张的人被驱逐出境。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负责人、以及该委员会负责移民事务的关键人物塞西莉亚·穆尼奥斯表示，在人口贩运团伙利用庇护程序为自己谋利之际，这项政策变化至关重要。

“我们的庇护制度实际上是为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的时代而建立的，”她说。“它所依据的原则非常有必要保留，但它的机制已经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