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案件中，被告（发声者）从司法程序开始，就被迫面对三项难题：

一是取证难。性骚扰事件多发生在私密空间，缺乏直接客观证据。

二是举证责任高。在名誉权案件中，我国过往司法实践，多将关于事实陈述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要求被告证明所述属实，否则推定为不实陈述，由被告承担不利后果。

三是原告往往享有更多社会资源。在原告是公众人物的案件中，相比被告而言，原告所掌握的各项社会资源，往往高于被告。民事诉讼两造，固然为法律上的平等主体，但事实上原被告往往不平等，尤其是在原被告之间具有权力关系，或原告为公众人物时。

面对这三项难题，一旦司法程序启动，被告预先就被置于艰难境地。从前述报道中我看到，因为众多当事人的勇敢，因为赵子涵、郭睿和郭彬律师的努力，因为法官的担当，王翔一二审均被驳回诉请。本案的胜诉如此难得，蕴含着巨大的司法价值，值得更多的公众讨论。

当事人们的证据意识和权利意识，律师在取证中的努力，在本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据前述报道，二审法院认为：

性骚扰行为发生时难以留下物证和证人证言，认定性骚扰事实应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

法院认为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

更重要的是，一二审法院都确认了公共人物原则在本案中的适用：

案件并非受害人诉加害人行为构成性骚扰的诉讼，而是被诉言论是否有一定事实依据，是否构成“侵犯名誉权”的侵犯之诉，故应从公众角度理解所诉事实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王翔的行为是一种不合乎需要、不适当的，违背当事人意愿的冒犯，且损害他人尊严的行为，符合大众对性骚扰行为的理解。王翔作为公众人物，对于他人的批评指责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

法院的这段认定，让我久违地看到了公众人物原则在名誉权案判决中的适用，仿佛对于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判决时隔二十年的回响：

关于原告赌球的传言，从表面上看，是涉及原告个人的私事或名誉，但原告这一私事或名誉与社会公众关注“世界杯”、关心中国足球事业相联系时，原告的私事或名誉就不是一般的个人之事，而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当然可以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被告作为新闻媒体，对社会关注的焦点进行调查，以期给社会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并无不当。

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

我也曾在很多案件中主张过公众人物原则。例如在邹思聪何谦案中，原告在起诉状自称公众人物，作为被告代理人，我们也认可原告是公众人物，但一审、二审和再审法院均对此未置一词。

据我所知，在许多案件中，尽管原告是无可争议的公众人物，但法院往往选择性忽视，不予回应。

是时候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公众人物原则了。

我理想中的公众人物原则，是在现行制度框架下调整特定名誉权案件的司法规则，以保护公共利益和表达自由。

具体而言，如果原告是公众人物（含公职人员），或者当事人之间具有直接权力关系（如上下级关系或师生关系），对这两个类型的名誉权案件，应当要求原告有更高的容忍义务，也负有更高的举证义务，由其举证被告陈述不实且存在过错，否则法院不支持原告基于名誉权的诉讼请求。

这样，在被指加害人是公众人物的案件中，在直接权力关系下形成的侵害案件中，当事人的表达自由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保护，为受害者提供了最后的救济渠道，也保护了公共利益。但如果不满足以上条件，原告非公众人物，当事人之间也无直接权力关系，名誉权诉讼中仍可要求被告对事实陈述真实性负有举证义务，这就足以对普通民事主体提供有力的人格权益保护。

这是对我们已有案例的总结和升华，而且这一规则，也完全符合现行《民法典》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