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再也查不到法院判决，这意味着什么？

2020一年，上网文书达两千三百万余份，如今已近年关，2023年已公开裁判文书仅三百多万份。不但新增案件减少，旧判决也不断被撤下，不少法律界同行反映，许多曾在网站上看到的判决，再想找时已经搜索不到了。

正当大家以为裁判文书上网将成绝唱时，事情却有了一定程度的反转。昨天，一份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的红头文件在社交平台流传，明确要在2024年1月启用“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仅法院人士在内网可以查询。

如果这项工作顺利推进，那么判决上网就不是停止了，而是转向内部了。不是法院不需要将判决文书上网，而是法院之外的律师、学者、公众，甚至检察官无法查阅了。

忆往昔：判决公开的美好回忆

今年正好是裁判文书网上线十周年，这十年来，文书公开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值得纪念与回顾。

裁判文书网如何影响司法？最高法相关负责人曾说过三点：

一是保障知情权，提高司法透明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裁判文书上网公布，能有效避免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现象的发生。”

二是提高法官业务水平，“每一份裁判文书都将接受人民群众的检查和评论，法官就必须更加谨慎地对待每一个案件的审判。”

三是“有助于促进全国法院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的统一。”

对于律师，文书公开也提高了服务质量。为了保证同案同判，我国确立了类案参考制度，对于上级法院和本院已有判决的类似案件，法院在裁判时可以参考。借助网络案例检索，双方律师可以将已生效判决作为给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的依据，大幅度提高了代理或辩护的效率及合理性。

此外，许多的地方法院存在“明传文件”等内部规定，这些规定影响案件的结果，但法院外部人士无法获知。只有通过阅读上网的文书，经验丰富的律师才能从中总结出地方法院的价值倾向，为案件当事人指引正确的方向。

对于学者，文书公开极大提升了研究质量。公开的裁判文书可以让法律学者突破象牙塔的束缚，直观地了解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教科书里没有，只能从实践中来。

虽然生效裁判大多还质量不够高，说理不够强，但文书上网最起码使得不能亲身参与司法实践的研究者有的放矢，极大推动了我国法学理论自主化的进程。不但如此，还催生了“计算法学”等学科分支，有学者采用大数据工具，对海量文书进行了有益的统计分析，促进了法学研究的多元发展。

对于一般社会公众，文书公开减少了信息差，扩大了行动自由。封建时期，王权曾通过法律的神秘化，限制民众的自由，所谓“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

当今中国不但是成文法国家，更是通过法律明文规定司法公开、审判公开的社会。民众有权旁听案件，甚至可以在网上观看庭审直播，仅在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时才可以不公开审理。裁判文书公开是审判公开的必然结果，文书全面上网则是文书公开在信息网络发展下的必然结局。

中国裁判文书网主动拥抱信息网络，反而避免了私人传播带来的风险。法条是冰冷的，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构成了法律现实。

网络的传播力如此强悍，司法公开、而判决文书不公开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裁判文书不公开，虽然不至于导致司法审判的情况完全不可获知，但无疑为普通人了解司法运行大大增加了难度。

痛如今：文书不上网的理由？

眼下支持裁判文书不公开的，主要有如下三点理由：

一是文书上网工作量大，给法官造成工作负担。

二是文书上网侵害隐私和信息安全。

三是公众对判决的质疑给司法工作带来麻烦。

第一点本来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法官的工作辛苦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但是上传文书这种工作是否必须要法官亲自完成？而且，最高院的这份文件明确要求定期检查、通报“覆盖率”，也就是实际上网文书的百分比。这说明，最起码在最高法院看来，文书全部上网是有可操作性的，与正常审判工作是不冲突的。

第二点理由比较牵强。从个人隐私方面看，裁判文书并非直接上网，而是要先脱敏，隐去个人信息。上网文书显示的仅仅是法院判决的依据与结论，并不比网络上的其他信息更加敏感。

即便在极特殊情况下，可以结合时间、地点等案件事实推断出部分个人信息，也可以通过改进技术，加强信息保护，惩治信息滥用者的方式予以解决。况且，裁判文书一直以来也并未达到100%上网，法院认为比较敏感，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和争议的案件，没有上传。

而第三点理由所说的麻烦，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判决普遍存在的说理不清有关。

或许是由于时间紧张、案件疑难、理论水平不足等种种原因，我国长期存在的现象是：大量的裁判文书在事实之外，仅罗列几个法条，缺乏必要的论证，这就容易引人质疑结论的正当性。但是，这一现象近年来有明显的改善，不少判决书逻辑清楚，说理透彻，赢得一致好评。

文书公开显然可以激励那些认真负责的法官，促进判决水平的普遍提升，至于某些粗糙的文书受到质疑，仅仅是法官增进水平的动力，不是断绝公众监督的理由。

望未来：“内部可查”或比“不公开”危害更甚

裁判文书不对外公开，律师、学生、研究人员受到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不少人都已谈过了。此外我更担忧的是，如果裁判文书仅仅“内部可查”，相比“全面不公开”还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

当普遍的查询权利只对法官开放时，寻租和不平等便会滋生。有权查阅判决的人员是否会借此谋利？会不会导致律师和学者进行正常的工作和研究也必须要“找关系”？是不是只有富有或“有资源”的人才能在审判中占据优势地位？

上述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一个近在眼前的例子是，疫情后大学校园不再对外开放，有预约权限的校内学生成为了特权人士。随之而来的，就是学生倒卖预约名额屡屡登上新闻，“关系户”才能进校慢慢成为常态。

判决上内网还存在另外的隐患。仅内部可见，意味着不需要脱敏，文书泄露可能影响更大。此外，当事人主动在网上公开的判决怎么处理？如果律师在庭上出示了类案判决，能否参考？是否认为其是非法获取？这些问题恐怕不易解决。

目前，仅内部可查的“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尚未投入使用，还有全面重启裁判文书网的转圜余地。是保障公众查阅裁判文书的权利，还将其收归到法官群体？亟需更清楚透明的政策解释来缓解大家心中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