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与杨振宁  图源网络

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2024年8月4日在旧金山去世，享年98岁（虚岁）。李政道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大师，真正的天才。他学识高深，人品高洁，襟怀坦荡，正直厚道。关于李政道，有一件事情是怎么都绕不开的，那就是他和杨振宁的公案，两人合作，并与1957年共同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在1962年分手，之后更是决裂，交恶，直至老死不相往来。

1、核心事件

这其中的恩恩怨怨到底是怎样的？让我们顺着时间轴来看看李杨之争的几个核心事件：

1.1952年，两个人在两篇论文署名排序上有分歧。

2.1956年，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

3.1962年，物理学家伯恩斯坦（Bernstein） 在《纽约客》发表 《宇称的问题》（”A Question of Parity”） 。

4.1982年，杨振宁出版60周年论文选集。

5.1986年，李政道出版60周年论文选集，加入《破缺的宇称》（Broken Parity）和 《往事回忆》（Reminiscences）两篇文章。

6.2002年，江才健出版《杨振宁传》。

7.2003年，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反驳《杨振宁传》不实之处。

8.2010年，季承出版《李政道传》。

9.2010年，杨振宁发表题为 “关于季承的《李政道传》及《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 的文章，反驳《李政道传》的相关事实。

1952年，当李杨都还在普林斯顿高等物理研究院的时候，他们合作发表了两篇论文，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杨振宁署名在前，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李政道署名在前。

在发表第一篇论文的时候，杨振宁提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要求把名字写在前面，李政道认为这篇他的贡献更大应该署名在前，他虽然心里不舒服，但还是勉强同意，但是在第二篇的时候，他给杨看了国际惯例，按姓的第一个字母排序，要求排在前面，杨同意了。但根据杨振宁的叙述，他认为两篇都是他领衔写的，名字本应在前，为了提携李，本来准备都让李署名在前，后来部分地接受了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的忠告，决定其中一篇论文杨署名在前。

因为这次合作两个人产生了裂痕，李停止了合作。

1955年，李认为杨和Mills的文章《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完全错误，杨表示同意，李杨再度合作写了一篇否定《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出发点的文章，在《物理评论》上发表。

1956年，李杨在《物理评论》上发表获诺奖的《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的论文。李政道署名在前。那个时候，在诺奖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人的姓名次序都是与他们得奖论文上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但在1957年参加诺贝尔奖典礼的时候，杨振宁突然要求他先出场，理由还是他年长。李政道对此感到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的夫人，李政道夫人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政道才勉强同意了杨振宁的要求。于是，李政道向诺奖委员会提出了改变领奖次序等的请求。委员会尊重李政道的请求，做出了改变。结果就是杨第一个出场领奖，晚宴也是杜致礼第一个挽着国王的手出场。

1962年《纽约客》刊出《宇称的问题》是导致两个人分手的直接原因。两个人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五年后，物理学家伯恩斯坦撰文记录两个人的合作和友谊，以及获诺贝尔的经历。文章发表前伯恩斯坦给两个都看了初稿，李觉得没有问题，但杨不满意，提出标题和宣布诺贝尔奖时都要把他的名字写在前面，甚至他太太名字也要写在李的夫人名字前面，因为年长一岁。李认为很无聊，加上1952年合作的裂痕和颁奖典礼杨的过分要求，李决定不再合作，当时杨情绪激动，开始哭泣，表示很想和李继续合作。李感到尴尬，和他长谈了许久，但之后两个人不再有合作。

之后的几次事件从4到9，从杨振宁1982发表论文选集，到李政道1986年发表论文选集，从2003年的《杨振宁传》，到2010年的《李政道传》，最核心的争论都是“当年获诺贝尔奖的论文的突破性思想，即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的突破，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

杨振宁的版本，这个突破思想是他在1956年五月初和李政道会面时提出来的，在《杨振宁传》中，他是这样描述的：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驱车前往哥伦比亚作每周例行的拜访。我把李政道从他的办公室接出来，上了车。我们很难找到泊车的空位。后来，我把车泊在百老汇大街和125街的转角处。那是午饭时分，但附近的饭馆尚未开门营业。于是我们就到左近的“白玫瑰”咖啡馆，在那里继续讨论。稍后，我们在“上海餐馆”（据我回忆，是这间餐馆，但李政道说他记得是“天津餐馆”）吃午饭。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这种分离对反应链（1）、（2）有特别的意义。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因为这种想法可以通过（1）、（2）两个反应中可能存在的上－下不对称性而加以检验，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而李政道给出的版本是，这个突破思想是1956年四月初，他在和同事斯坦伯格的谈话中忽生灵感产生的。在答记者问里，他是这样描述杨振宁提到的那个场景。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杨振宁所说的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杨振宁来我办公室。谈了不久，杨振宁说他是开汽车来的，忘了纽约停车的困难，必须下去到街上移动他的汽车。

在哥伦比亚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因清洁街道的原因，规定每天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二时，不准停车。因为杨振宁对纽约这些规则不熟，我就陪他离开校区，到北边125街。那边清洁街道的规定是，每天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不准停车。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交叉处有两家中国饭馆，是我常去的。因为那时候是早晨十一时，饭店尚未开门。我们就在天津饭店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先喝杯咖啡。我把我最近的工作以及关于宇称不守恒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我的建议所做的新实验结果，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反对。他说前两天刚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斯坦伯格测量的是“二面角”，对这方面，他曾经研究过，绝对不会出任何宇称不守恒的新结果。在我们辩论时，隔壁的天津饭店开门了。

我是天津饭店的老顾客，就向服务员借了纸和笔。我写下方程式，画了图，再次向杨振宁全部重新解释。我向他指出，斯坦伯格新的分析中用的角度Φ，不是杨振宁想象的二面角，而是我的思想突破所指的新赝标量。二面角是标量，只能从0到π，当然是宇称守恒的。这新的Φ角度是赝标量，可以从0到π，然后也可以从π到2π。当Φ在0到π的区域时，Φ和二面角一样，可是在π到2π的区域就完全不一样。用了这样新的赝标量Φ，通过Λ0和Σ0的衰变过程，如果这二个Φ区域的事例数不同，那就是明确的宇称不守恒的证明，据此就可以去测量θ-τ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称不守恒。这是以前别人没有想到的。这就是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

然后，我又重复在纸上写下，刚才在咖啡馆口述的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初步分析细节。杨振宁慢慢地不再反对了。

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时，杨振宁已被完全说服了。他也很兴奋。在我的办公桌上，他看见我正在写的关于在θ-τ、Λ0、Σ0和其他奇异粒子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的文章。我告诉他，这篇文章将与斯坦伯格的实验文章同时发表。我也告诉他我正开始预备将这种分析应用推广到β衰变的领域。

杨振宁说他很愿意和我合作。同时，他劝我不要先发表我已差不多写完的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他说，这是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可以更加完整。

杨振宁具有高度批评性的眼光，他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宇称不守恒将涉及物理学的各个领域。我认为杨的参加无疑会使最后的成果更加丰硕。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合作要求，并表示了欢迎。”

根据李政道的说法，两个人对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回忆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

对于同一个场景，李的回忆是他先提出来，杨先是激烈反对，慢慢被说服，而杨的版本恰好完全相反，是杨先提出来，而李一开始是反对的，被他说服后同意了他的意见。

2、我的分析

至此，核心事件都陈列出来了，现在来说说我的分析。需要说明的是两位科学家都有可能有遗漏，记忆错误和提供虚假信息的可能。另外，每一个人从相同的文字和谈话中都可以得到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只是我的观点，我建议感兴趣的朋友自己去探究，自己去判断，得出你自己的结论，其中最重要的两份资料网上都可以搜到，一份是李政道反驳《杨振宁传》，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一份是杨振宁反驳《李政道传》，关于季承的《李政道传》及《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

2.1 关于李杨的核心争论，谁先提出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的突破？

我对照他们两个人的版本，认为是李政道先提出来的。理由如下：

1、李政道先生的版本有客观的文献记载，有旁人佐证，但杨的没有。李说的文献记载指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斯坦伯格实验室在1956年9月《物理评论》上发表的有关重粒子的论文，文章对李政道提出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想法表示谢意（没有感谢杨）。并且，还有当时参加实验的重要物理学家的回忆文章作证明。李的文章里说：“史瓦兹（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还对上述情形有清楚的回忆。他对我当时提出的建议和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及事情的经过，都有明确的回忆和文字的记载。其经过和时间都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完全一致。”

除了斯坦伯格实验室，不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者吴健雄也有关于李是如何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这一突破的回忆文章：“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来到普平物理实验室第十三层楼我的办公室。他先向我解释了 τ-θ之谜。他继续说，如果τ-θ之谜的答案是宇称不守恒，那么这种破坏在极化核的β衰变的空间分布中也应该观察到：我们必须去测量赝标量。“

注意”早春“这个关键词，因为五月已经不能称作早春了，那么应该是4月或者之前，这和李的版本的时间是对应的。还有“赝标量”这个关键词，赝标量是突破性思想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个后面我还要说到。

而杨的版本除了提到他和李的对话，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明。

2、李的版本有不少细节。我是个写小说的人，我深知，细节决定成败，细节是最难虚构的。李的版本有很多非常生动，若非亲身经历，很难写出来的细节。比如哥伦比亚大学附近停车不便的原因，比如问服务员要了纸和笔，比如杨振宁一开始反对，为什么反对，他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而杨的版本没有什么细节，说到李反对，也没有给出反对的理由。

3、李的版本有事情随着时间延续和发展的过程。比如四月初他向斯坦伯格提出了这个想法，斯坦伯格马上去做实验，但有迹象显示出宇称不守恒，但因数据不够，不能得出定论。接着在四月中旬，斯坦伯格实验室重粒子衰变小了约四倍。但数据不够，还不能做出宇称不守恒的断定。到了四月中至4月底，李已完成部分理论分析和论文写作。到了5月初，斯坦伯格又去他的办公室讨论，并报告了他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建议。杨振宁当时也在场听报告，但激烈反对。

之后就是他们共同记录的那次会面，在李的记录里，杨的态度从激烈反对，到慢慢不反对，到最后变得兴奋，要求合作。有时间的延续和事情一步步发展的记录。

但杨的版本除了那次和李在咖啡馆和上海餐厅的那次讨论，没有任何事情持续发展的记录，好像突然就有了这个想法，也没有持续跟进。一般情况，如果忽然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突破，一定会立即去找实验的小组，去说服他们，请他们赶快按照这个思想去重新分析他们的数据。但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文章，和他以后的传记，完全没有任何这样的回忆和叙述。

李认为这是因为杨知道斯坦伯格实验组已经按照李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做过了分析。我认为李的分析有道理，另外就是如果要实验小组验证，就需要那些人的佐证，而这个佐证杨是拿不出来的。

4、在李1986年发表《破缺的宇称》和 《往事回忆》反驳杨1982论文之后长达16年的时间，以及2003年，李反驳《杨振宁传》后长达7年的时间，杨振宁都没有做出公开回应，这和他本人争强好胜的性格不合，况且两次都是他先挑起的争端。一个解释就是他的确拿不出来证据反驳，因为李的反击非常有力，证据确戳，证明人也都在世。

5、李政道先生在反驳《杨振宁传》答记者问里叙述的言辞是激烈的，他说：“杨振宁是想通过此书重写历史，通过对我进行诬蔑和贬低来索取根本不属于他的荣誉。在一本传记中对别人进行如此集中的歪曲和诬蔑是非常罕见的。我读了之后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

文章读完，能强烈地感受到李的激愤和要捍卫自己清白的决心。我认为，当一个人被污蔑，被无端诋毁时，他的语气应该是这样迫切的，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

对比阅读杨先生在反驳《李政道传》时，语气非常冷静，甚至是过于冷静。可见这本书并没有激怒他，你可以解释成杨的性格，也可以解释成书里的叙述并没有歪曲。

下面我来一一分析杨的反驳文：

杨反驳文第一条是关于杨的博士论文的争论，《李政道传》里提到吴大猷先生要李政道计算一个和β衰变有关的谜团的问题，杨振宁询问李政道在做什么计算，李政道对他说了。后来，杨振宁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计算，成了他的毕业论文。杨对此的回应是“此前我已经在研究此问题，而并不是和李谈了以后才开始研究此问题。“

这个争论，杨的回复无法证伪，因为没人能证明他是不是之前就在研究。

杨反驳文第二条和费米有关，杨说“他是费米的得意学生，而李不是。”他提供的几条证据和李没什么关系，尤其前面几条，真实性我们无法证明，就算是真的，也只能证明他是费米的得意学生，但不能证明李不是。

杨驳文第三条是关1952年论文署名顺序的。但他提供的是间接证据。比如，杨说他和Mills的合作论文，杨的署名在前（按字母应该是Mills在前），但Mills依然感激杨的慷慨帮助，还有另外一位吴大峻也同样感激杨，因为他是在提携他们，杨的意思是他也是为了提携李，顺带署上李的名字。但这样的证据并没有什么说服力。A和B是这样的情形，不能说明C也是。

此外，1953年李就被聘为哥伦比亚的助理教授，1956年的时候，李政道已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正教授，而杨一直是在普林斯顿做研究，1966年任职于纽约州立石溪分校，虽然杨年长，但论当时的发展和资质，杨并未显著高于李。另外李是1964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而杨是1965年当选，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他们当年资质比较的一个参考，所以，李是否需要杨的提携也是一个疑问。所以在第一个核心事件，1952年论文署名顺序这个事情上，李的版本更为可信。

杨驳文第四条和1955年李杨合作的论文有关，李认为篇论文是否定杨振宁和Mills的论文，但杨认为不但没有否定，反而是该文的申延，这个地方我没有更多信息不做更多点评。不过这个其实是和我们前面列举的9个核心事件无关。

杨驳文第五条是和核心讨论相关，即谁先提出突破思想，即赝标量出现的时间是李版本的4月初还是杨版本的5月中旬，杨说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不重要信息，但其实吴健雄的回忆文章就能证明赝标量出现的时间是李版本的早春，让我们再来细读吴健雄这段话：“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来到普平物理实验室第十三层楼我的办公室。……他继续说……,我们必须去测量赝标量。“注意两个关键词，早春和赝标量。

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第一条，旁人的佐证就能证明是李政道首先提出突破性思想的。杨的这条驳文完全可以证伪。

杨驳文第六条讨论诺奖论文是谁写的，杨在1982年的论文选中说是1956年底，他因为生病无法亲笔撰写，遂通过口述让夫人杜致礼代笔完成，之后给到李，李也没有做太多修改，所以论文主要是杨写的。李认为该论文为物理史上具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报告，让一个非专业人士代为书写的说法太过荒谬，论文是他主笔，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写的。

到底那个版本是真实的？杨说他手头没有文献以百分之百的可信度来回答此问题，但是有一个旁证，也就是间接证据。他的证据是李在1986年的论文集中没有对论文主笔提出异议。但是李在2003年答记者问和《李政道传》都反驳了这个说法，1986年没有反驳不能说明什么，可能是疏漏。

杨的这个间接证据没有说服力。

杨驳文第七条列举了一个竞争对手写信写给杨，而不是李，排序也是杨-李，由此认定他比李更重要，首先，一位科学家通信写给他就能得出杨贡献更大的结论吗？这顶多只能算作间接证据。就算是这一个竞争对手认定他更重要，还有其他那么多科学家呢。这是以偏代全的证明办法，没有说服力。

杨驳文第八条和谁先把分歧公之于世的争论有关，我在下个章节2.2里有具体分析。

杨驳文第九条 提到(李)这时他才得知,xxx带头写信给中国政府,对CUSPEA计划表示抗议。杨申明他没有用任何方式反对过CUSPEA，这个应该是可信的。但是李政道在文中写的也是“xxx”，并没有点名，也没有说就是杨振宁。

杨驳文第十条杨发感慨，没有什么信息量。

杨的反驳一共十条，内容干涩，并没有多少干货，不少说法都有些似是而非和误导，有些诡辩的意思，有几条是间接证据，有几条就是凑数的，侧面说明他根本没什么好驳斥。对于李提到的关于谁先提出突破思想的最重要的两个佐证，文献证明和旁人佐证，杨都没有办法拿出确凿的证据反驳。

相比而言，李的反驳一共18条，证据确凿，逻辑严密，叙述详尽，细节很多，全文令人信服。最后一条提到杨振宁父亲杨武之先生在病榻前对李政道说：“很清楚振宁和你（指我）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令人动容。

当然，不同的人阅读可能感受不同。

综上五点，我认为李所述”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是他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明确地与杨振宁无关“是站得住脚的。

2.2 关于谁先把分歧公之于世的争论

杨认为把他们的不合首先公之于众的是李，他引用了李1970年在西西里岛的一个演讲《弱相互作用的历史》的一段话：

“那时，宇称算符P的真实含义还不清楚，至少对我(李)来说是这样。当然，我了解它的数学特征：P应由一个希尔伯特空间中的么正算符来表示，而在P的作用下，例如对于自旋为1/2的费米场，我们可以得到等等。我假设，β衰变可用一个更加普遍的拉氏量来描述，它包括10项耦合常数，即通常的5项Ci(i=S，P，V，A，T)以及另外5项宇称破缺常数C’i。随后我从吴健雄那里借到一本由齐格班(K.Siegbahn)编的有关β衰变的权威著作，和杨振宁一起系统地计算了所有可能的宇称破缺的效应。”

杨认为“这段文字的含意很明显：观念上的探索、进展都是由李主导，李带着杨做研究，杨的贡献只是做了些计算而已。因此我知道我不能再沉默，于是在《1983杨》这本论文集中写下了一些我们多年来合作的细节“。

李政道说“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 一文仅是我在意大利恩瑞奇暑期学校一小时的演讲，内容是1930-70年弱作用发展四十年历史的大纲，根本没有讨论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情形，当然，也完全没有强调是我独立地做出的突破。同样地，富兰克林1979年的文章中，和伯恩斯坦的文章一样，也没有涉及在杨和我之中是谁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这个问题，也没有偏袒哪一个人。杨振宁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要寻找一些借口，为他在1982年的《杨振宁论文选集》里重写历史所用。”

因此，李政道认为是杨振宁首先把他们的不合公众于世。他说：“杨振宁1982年，公开地以文献的方式重写历史，抢夺我在宇称不守恒突破上，以及其它方面的贡献。这使我不得不写下我1986年的回忆，以维护真理。”

我认为杨提供的李说的那段话并没有公开说他们有什么矛盾，非常平淡，没有攻击性，李的确没有强调是他独立做出的突破，虽然这的确是事实（这从我前面的五点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一般人看了毫无感觉，但这却让敏感的杨觉得不可忍受，纵观历史，杨一直非常介意谁是主要贡献人，也一直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主要贡献人，所以的确李这篇演讲只是杨的一个借口，首先把不合公开的是杨。

2.3 关于两人和费米之间的关系的争论。

在《杨振宁传》中，杨振宁说：“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李政道在答记者文里说：“这完全是他牵强附会的自夸自赞。任何学物理的研究生，有了费米教授这样杰出的大物理学家为导师，怎么会去找另一位费米教授不接受的、不太顺利的研究生做老师呢？前面已经讲过，杨振宁既不是费米教授的研究生，又从来没有在这些与粒子物理有交叉关系的任何一个物理领域中工作过。杨振宁怎么能够毫无根据，将费米教授几年教导我的事实，一手抹煞，而强将费米教授培养我的成果变成为他的功劳呢？一个人靠着年纪比别人大几岁，就一定要把自己硬说成是别人的老师，既有失谦虚，又十分可笑。不顾事实的好为人师，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不是一位有知识、有修养的学者应有的品格。”

李曾提到“费米开了一门夜间课程，只有被邀请到的学生才能参加。非常幸运，我被邀请到了，这是很特殊的。这门课在1948年到1949年共进行了约两年。每个星期他都会布置一些问题。”李的许多记录证明李是费米的得意门生，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是泰勒，不是费米。他一开始想找费米做导师，但费米没有同意，李在答记者文中有他和杨在芝加哥大学求学的详细记录，感兴趣的可以搜看。

另外还有一些别的争论，比如《杨振宁传》里说1948年以来李杨长期合作的许多文章，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包括获诺奖的文章在内。李认为“杨振宁的说法完全不准确，完全不符合事实。这都是杨振宁单方面的自夸自赞，想用这种极端夸大的说法，恶意贬低我的人格和贡献。从上面讲过的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和1948年我和罗森布鲁斯和他合作的文章《介子相互作用》这两个例子来看，他的谎言已经不攻自破了。”

李在答记者问里对此有详细阐述，这里不再展开。

3、 真的是无解之谜吗？为什么要细究这段历史？

我写这篇文章特意咨询了几位学物理的高才生，都是国内顶尖物理系本科毕业，美国读的博士，其中两位还见过李政道老师本人，他们普遍的反应是他们合作的东西，两人各执一词，很难说请真实情况是什么，认为是一个无解之谜。如果学物理的人都搞不清楚，普通群众就更加糊涂了。但真的很难吗？李杨决裂真的是个无解之谜吗？历史有真相吗？很多的时候，历史的确没有真相，幸运的是这段历史还没有过去很久，互联网也都有记忆，只要肯花时间，是可以弄清楚的。

还有人认为没必要争谁的贡献大，既然给了两个人，那两个人都是有贡献的，都是诺贝尔奖得主。是的，的确没必要争，多人共同得奖的情况很多，谁的贡献大点小点又何妨？但是是谁一直在争呢？

1952年争论文署名排序的是谁，1957年颁奖典礼争出场顺序的是谁，1962年《纽约客》争名字排序的又是谁？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停止和这种人的合作，远离这种人？

争的那个人是放不下的那个人，是计较的那个人。那个一直在争的人，其实已经输了，输在格局，输在气量。

很多不明就里的人的觉得两个人都在争谁的贡献大，但其实李政道一直是不争甚至是谦让的那个人，这从他1952年第一次合作同意第一篇论文把杨署名在前，和诺贝尔奖同意让杨走在前面可以看出。当第三次杨再一次对署名顺序提出异议，李政道先生决定不再和杨合作。这个决定也是合情合理，但李政道即使在这个时候分手，也是不发恶声。

之后的每一次，他都是被动做出回应，第一次态度轻柔，且是等了4年之久，第二次他是在几个月之后迅速回击，而且回击非常有力，两次回击后许多年杨都没有公开回应。

李政道回击的意图也是澄清事实的真相，而非争执谁的贡献大，因为他认为自己根本没必要争，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言：“虽然我们是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由我独立做出的这一点，是有文献记载的，同行们也都是知道的，是客观的事实。可是我从来没有去强调这一点。也从来没有因此去损伤杨振宁，去贬低他在与我合作完成宇称不守恒论文上的贡献。但问题的关键是，杨振宁从1982年至今，总是想抹煞是我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这一突破的事实。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叙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我认为有必要细究这段历史、这桩公案，尽可能还原事情本来的面目，我认为让这样一位德才兼备伟大的科学家蒙诟是不公平的。李先生是被动带进这场所谓的争斗。他人品高洁，并不愿意争名夺利，但是在一些基本的事实被篡改，甚至是黑白颠倒的时候，当他的学术才能被贬低，贡献被抹煞的时候，能忍受的人又能有几个？这个事情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是造成这个巨大的悲剧的原因是什么？

李政道先生在答记者问的文章最后说：“事实上，对杨振宁如此这般的行为，我也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但答案其实很简单，两个字，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