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回应“全班师生获诺贝尔奖”的传说：对，也不对
有一个关于钱德拉塞卡、杨振宁和李政道的传说，流传很广。芝加哥大学教授Peter Freund在《Passion for Discovery》中绘声绘色地讲述，钱德拉塞卡要从Yerkes去芝加哥大学校区上课，只有几位选课的学生，上过几次课后，只剩下两位学生，就是李政道和杨振宁，系主任愿意取消这门课，但是钱德拉本人坚持要上，因为学生很优秀，他乐于讲下去。后来全班学生和老师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我曾经在2013年1月25日和2014年6月7日通过电子邮件向杨振宁先生求证这个故事，杨先生说“精神上对（correct in spirit），但是细节不对。”
2014年7月22日，在我们面对面的长谈中，又讨论到此事。
我：“传说钱德拉塞卡从Yerkes天文台去芝加哥上课，只有您跟李政道两个学生。您说细节不是太对？”
杨振宁：“这个故事后来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这个人是个很有名的人，叫Osterbrock，Osterbrock曾经跟李政道同时在Yerkes, 是杰出的天体物理学家，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去把这个事情详细研究了，得出的结果是，这个的意思是对的，具体是不对的。后来，李政道去了Yerkes，跟钱德拉塞卡发生过冲突。后来，李政道的60岁会议，钱德拉塞卡还去了，所以李政道很高兴。”
我：“是关于宇称不守恒30年和李政道60岁的研讨会。李政道自己的报告，就是钱德拉塞卡主持的，他一开始还对芝加哥大学当年的盛况做了介绍，提到很多当年的教师和学生的名字，称呼李政道为‘当年的学生、今天的物理大师’。刚才您说， 钱德拉塞卡给你们上课的事,‘意思是对的，具体是不对的’，是说并不是真正上课还是什么情况？”
杨振宁：“是上课。下大雪, 钱德拉塞卡开了汽车，走了一个半钟头，到芝加哥来上这课，去听的学生很少。这些都是对的。可是不止我们两个人。而且我们两人都不是选这课的，我们都是旁听的。”
我：“传说戏剧化了。”
杨先生这里提供了新的信息，有一次（或几次）“下大雪”了。这给他印象很深。事实上，钱德拉塞卡上的课是一学期的课，肯定不止下大雪的这一次。
24日，我查阅了K. C. Wali写的钱德拉塞卡传记《Chandra》（1991年出版）和Wali编辑的钱德拉塞卡自传。传记里面写道：“有一个著名的故事，钱德拉经常从Williams Bay到芝加哥上一门仅有两个学生的课。1975年4月22日，芝加哥大学校长John T. Wilson在向听众介绍钱德拉做Ryerson报告时说：‘在讲究成本效益及其在高等学术上频繁误用的今天，我忍不住告诉你们，钱德拉向陷入困境的教务长们提供了一个出色的榜样，以捍卫我们这个大学的教育传统。在1940年代中后期，钱德拉经常每周驱车几百英里，往返于Williams Bay的Yerkes天文台和大学之间，与一个由两个学生组成的班级相会。即使在当时，人们可能也提出时间和精力的相对价值问题，但是我怀疑他甚至没有过这样的想法。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时，它授予了全班，李和杨两位先生。’” 这里有点口误或者笔误，事实上Yerkes距芝加哥只有一百英里。
但是Wali给这段文字加了个注释：“1983年之前，‘全班’只是指这两位学生，李政道和杨振宁。1983年起，这个词也包括了教师。我必须指出，这个故事的历史准确性遭到了质疑。显然其他几个人（比如Donald Osterbrock和Enrico Fermi）也参加听课但是不固定。”
Wali写这本传记时，钱德拉塞卡给了他一个记事本的复印件，说等他去世后，如果钱德拉夫人和Wali感兴趣，可以发表。后来Wali将这个记事本编辑成《钱德拉塞卡自传》，2010年出版。
钱德拉塞卡自传中说：“我在校园里讲授辐射转移。我的班上只有李和杨两人。这个1948年的班级全班后来都得到了诺贝尔奖！” 看来，1975年校长的话误导了钱德拉塞卡本人的记忆。
钱德拉塞卡回忆到1950年春的时候，还提到：“李政道这时已经加入我在Yerkes的研究团队。” 这是指1950年前8个月，李政道在钱德拉塞卡那里做博士后。
25日，我又找到几篇Osterbrock的回忆文章，图2是其中一篇的首页。
图2 Donald E. Osterbrock
这些文章中有一篇就是杨先生谈话中提到的看过草稿但不知发表在哪的文章[ D. E. Osterbrock, J. Astrophys. Astr. 17, 233-268 (1996)]，这篇文章系统介绍了钱德拉塞卡的教学和指导学生的情况，其中写道：“班上有好几个学生，费米的博士后杨振宁和费米的学生李政道都不是正式选课的。旁听的人包括他们、费米、Marcel Schein（研究宇宙线的物理教授）以及其他几位青年教师、博士后和研究生……随着学期的进行，旁听人数越来越少，但是费米、Schein（经常在第一排睡觉而且打鼾，引起钱德拉明显但是从未说出的不悦）、杨和李一直坚持到最后，可能还有其他几位我不能清楚记得的几位。钱德拉签名的成绩记录表明，6位学生正式选课。其中3位，费米的另一位学生Richard L. Garwin, 后来在Tufts做物理教授的Arthur Uhlir Jr., 还有我，都留在芝加哥获得博士学位。第四位John Goddard不久后去世了，还没有完成学位。Garwin、Uhlir和我都认真上课，学到了很多，我认为Goddard也是，虽然Wilson讲的故事清楚表明，事情过了很久之后，人的记忆的易错，以及当时记录的价值。杨和李的记忆与我的记忆（以及记录）相符；杨告诉纽约时报上的钱德拉讣告的作者Walter Sullivan，有这个班级，但是不止两个人。”
这篇文章后面还提到：“李政道在大学校园里，在费米指导下，完成了关于白矮星的博士论文，钱德拉是天文学顾问。然后他在Yerkes天文台度过了两个学期，1950年的春季和秋季。这位杰出的年轻博士后（时年23岁）固定参加理论报告会，并在讨论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的风格迥异，钱德拉的风格数学化得多，而李更物理，当他们在试图理解湍流，得到不同结论时，争吵非常激烈（the fur could fly）。但是他们都保持礼貌，第二天又讨论平均湍流动能密度是近似等于平均湍流磁能密度（李的理论）还是一个包含磁场的旋度的均方表达式（钱德拉的结果）。有时像是十几年前爱丁顿和杰出的青年钱德拉关于白矮星内部结构的争论的重演，现在是在Yerkes天文台的安静的大厅里，而不是皇家天文学会会议上。”
25日晚上，杨先生和我又做了点讨论。
杨振宁：“Osterbrock是不是详细地讲了那一次下雪那个事情？”
我：“没有专门讲下雪，是讲从天文台到大学来上课这个常态。”
杨振宁：“我的印象，他给了我他的草稿。整个发表的文章我没见过。”
我：“发表在印度的一个天文学杂志上。我查了一下，Osterbrock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学习了3年，1949来到Yerkes天文台，导师是钱德拉塞卡，1952年博士毕业，去普林斯顿大学做了1年博士后，期间用过冯诺依曼在高等研究院的计算机，1960年又到高等研究院访问了1年。2007年去世了。”
杨振宁：“哪一年在高等研究院？”
我：“1960到1961年。”
杨振宁：“我那时候一定见过他。虽然他在高等研究院, 可是他在天文那几个人那边。我只知道他是做得很成功的一个理论天文学家。对于李政道和钱德拉塞卡的争吵，当时在Yerkes的人一定都有很深的印象，因为跟钱德拉塞卡发生争吵是很少有的现象。”
我：“钱德拉塞卡是一个比较难处的人，学生都怕他，避免和他碰面，对吧？”
杨振宁：“对,他比较难处。”
我：“他也是个整洁、安静、害羞、私密的人，是吧？。”
杨振宁：“对，与他是印度人有关系。印度人我想因为皮肤比较黑，在美国容易被人歧视，他们又是受英国人统治了很多年。事实上很多年以前有一个美国的年轻人在写玻色传。我不知道玻色传后来发表出来没有，可是他在写的时候，还没有定稿以前,他写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我看了，里面就讲，玻色告诉写传的这个人，说是英国人在印度几百年， 它的政策，就是要使印度人觉得他们不如英国人。”
我：“印度最后有成就的很多都是贵族家庭出来的，钱德拉塞卡是拉曼的侄子，对吧？
杨振宁：“对。”
我：“钱德拉塞卡在英国被爱丁顿欺负，跟他是印度人有没有关系？”
杨振宁：“与那个有关系,不过更主要的，我想是爱丁顿这人那个时候有点奇怪。你知道爱丁顿后来还发明了一个理论？”
我：“137那个，是吗？”
杨振宁：“对。”
我：“后来狄拉克也觉得精细结构常数的数字1/137很重要，他对量子电动力学不满意的原因就是不能解释这个数字。”
杨振宁：“他有过一个猜测，说这个数字随时间改变。”
我：“对，大数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