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了十年的烟花爆竹，今年成倍归来
文 / 巴九灵
夜晚的湖南浏阳市大瑶镇，总是有节日般的气氛，远处近处各式烟花的声响，几乎全年不停。
这是“中国花炮之乡”的特有福利：全国超50%、全球超60%的花炮（烟花、鞭炮）都产于浏阳，大瑶镇、金刚镇是核心；三十万人、20%的浏阳人口依赖其生存。
数百个企业的烟花试验、打样，一百多万群众的中重度爱好，“周末看焰火”的城市大型表演节目——它们不断丰富着、热闹着这片天空，造就举世无双的独特风景。
去年12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审查认为，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全面禁止销售、燃放符合质量标准的烟花爆竹。这被外界视为进一步为“全国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松绑。
与此同时，烟花爆竹主管部门应急管理部发声：避免“一刀切”全面（全区域、全时段）禁放烟花爆竹，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俗文化的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综合新闻资讯可见，河南郑州、开封、洛阳、漯河、平顶山、南阳、商丘等主要地级市、云南昆明、宁夏银川、浙江绍兴、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等，已公布今年春节“限放”时间地点，这可以视为2023年初，全国多地禁售禁燃政策明显放宽的延续。
而广州春节烟花汇演时隔十二年回归，郑州多个县区开放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申请，一度出现“郑州某办事大厅外近千人排队”的火爆场面，则可以看出加速“放开”之势。
为此，小巴专程跑去浏阳，希望见证行业可能的“巨变”，以下是小巴的一点观察。
“在未来五年都是黄金时代”
“七个大的，三个小的！”
河南某地级市的大哥李康和伙伴专程开车近一千公里，跑到了浏阳市金刚镇某村的一家鞭炮厂拿货。那是他的小轿车能装的最大的量。鞭炮厂的盘形鞭炮十分常见，直径和展开的长度不一，最大的直径能达到1.6米。
该地仍然全面禁售烟花爆竹，他苦于无处购买，于是采取这一方式。他还曾是该鞭炮厂的批发商。
事实上，花炮销售有严格管制。外地游客车辆到浏阳，至多只能带走一两箱花炮。不过，逐渐明朗的形势，壮了他的胆。
“去年这个时候，整个浏阳市场的货都给扫光了，存了十几年的货都被拉走了。有的礼花弹，都没亮珠了，放上去啥也没有，就是一声响。”他对小巴笑道。
浏阳2023年焰火大会
类似李康描述的现象，在过去一年颇为常见。用一种典型的从业者声音来说：“前几年，大家会说这是一个夕阳产业，现在又有信心了。”
具体来说，产能规模上，多位头部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指2023年春节后到2024年春节前）产能相比往年增加了一倍。
与之相佐证的是，2022年浏阳花炮总产值为301.5亿元，2023年为500亿元。
而在500亿元的背后，出现了两个变化。
其一是小烟花品类爆发。加特林、水母、大风车等主要面向年轻群体的小烟火品类成为网红爆款，以加特林为例，出厂价从十几块钱一路攀升至五六十块钱，以至于不少从事鞭炮品类生产的工厂、主要从事外贸的工厂转型做国内小烟花市场，尽管并不容易。
其二是经销网络普及。比如，仅大瑶镇一地的花炮零售店数量从0增长到16家，可以作为销售政策“放开”和创业者涌入的缩影。
所以，有头部企业负责人表示，现在是行业最好的时期。至于今后的看法则是：“在未来五年都是一个黄金时代。”——这是另外一位头部企业的销售负责人的判断，最为乐观。
还有一位企业负责人对小巴透露已经有深圳的资本在接触他。“很多人（指资本）不敢进入这个行业，不敢在于不懂，不懂在于有误区，觉得烟花重资产、危险、政策不稳定。”言下之意，这些都不再是问题。
这样的市场形势将传统的“年产季销”变为“年产年销”。以前，春天到秋天的时间主要是企业的生产备货时间，产能计划主要结合去年销量预估，10月开始出货，销售旺季是冬季。
浏阳最大的花炮商贸城 图源：小巴拍摄
而过去一年的情况则是：“最旺的时候是五六月份的时候，所有的批发商都过来这边订货。”大瑶镇头部小烟花企业银洋的一位销售负责人杨洋对小巴说。
“从开年卖一直到10月1号，进货的人都非常多。反而是到了下半年，就有点‘疲劳’了。”另一位前花炮厂负责人说道。
所以，以下这些声音较为常见：“按照往常，快过年这几天是最忙的时候。但现在不是那么忙。”“去年这个时候都在仓库帮忙。”
这背后的基本情况是：全国各地批发商、零售商的仓库大都已经囤满货了。
值得一提的是，小巴在浏阳某镇某村的一家小卖部买过一支加特林（对方有几件货，并非正规网点），价格是35块，老板透露最高卖价是75块。而市场上其他渠道的最低售价是28块左右。
漫长的等待：销售端的暴利和工厂的自救
过去一年浏阳花炮行业的热闹，是以长期的寂寞为代价的。
自2012年开始，整个花炮产业便走起了下坡路，2015年到2019年期间，产业呈现长期低迷的状态，处于周期的谷底。
“从2015年开始就进入到一个禁放周期，2019年是个高峰期，河南这种人口大省都宣布全省禁放了，后来山西也全省禁放……”浏阳金生红鹰烟花总经理叶长征对小巴说。
“2019年年底到20年春节，烟花就滞销了，2020年好多客户过来，说去年的还剩一大半都没怎么卖，今年就不进货了。2020年是最惨淡的一年，2021年才慢慢恢复。”
“可以说大部分的工厂在前几年，都是基本上保本，销量不行，融资成本又很大，因为到了过年，客户要押货款，自己生产还有库存，那个百分之十几的利润，随便哪里压一压，就看不到钱了，甚至还要从口袋里面拿钱出来。”浏阳前烟花厂负责人、知名烟花短视频博主云哥，向小巴总结道。
综合多位业内人士的看法，在生产端，浏阳花炮厂的普遍纯利润在15%—18%，下游的批发端和零售端，情况则有所不同，仍可能出现50%以上的暴利现象。
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的危险物品，国家实行特许经营许可，上游厂商只能将产品卖给具备批发许可证的销售公司，而基于约定俗成的区域保护和管理，这样的批发公司在一个地区往往只有一家，区域内具有零售许可证的网点也只能从这一家批发公司采购货物。比如杭州萧山区的烟花生意就掌握在一个批发商手中。
所以，即便行业不振，但一个地区的需求量仍然可观。“你在我这里100块钱进的货，你要卖150，那你就卖150。你要卖160，就卖160。”一位企业负责人说道。
由于零售网点附近要求不能有居民楼和商业门店，且仓库和门店面积都有严格规定，江苏某地级市的某零售网点甚至专门整租了一栋位于工业区和居民区交界处的两层商业楼，只为做100平米的烟花零售生意。
加特林 图源：小巴拍摄
在长期逼仄的行业环境下，浏阳花炮企业只能展开自救，并形成了多种生存之道。
比如，分散市场风险和主打更稳定的鞭炮品类的中高端市场。相对来说，鞭炮是需求更稳定的品类。但市场端风险仍然不可小觑。
一家名为义学鞭炮厂的浏阳知名企业向小巴透露，其河南市场一度占其总销量的50%，河南全省的禁售禁燃一度使它损失惨重，如今它在各个省份的份额相对均匀，并主打中高端市场，以品质换市场的稳定。其尺寸最大单品的出厂价最高达2000块钱。
“大方向是萎缩的，但是细分到每一个企业又不一样了，我们年年都是稳中有增，20%左右，就是增长缓一点。”义学鞭炮厂董事长张龙初告诉小巴。
比如，注重相对稳定的外贸市场和大型礼花市场，典型代表是主打大型礼花和组合烟花市场、出口规模占到总产量70%的浏阳金生花炮集团。
成果最明显的可能要数小烟花品类的创新和推广。公认的是，大瑶镇的龙头企业银洋在2019年提出“城市烟花”的概念，其强调产品开发应立足于城市休闲场景，做到较高安全性和减少污染，强调颜值、社交属性。如今，“城市烟花”概念所处的小烟花品类是浏阳烟花最热门的产品品类，而加特林、水母等网红爆款均属于该品类。
表白烟花 图源：小巴拍摄
小巴参观其展厅，有一千种小产品，并在旅行、露营、表白等场景都有专门打造的礼包。据了解，每年有30%的淘汰和更新力度。
不浪费每一次危机：全国禁令意外强化浏阳地位
如果从近些年浏阳的花炮产业发展趋势看，很可能观察到趋于式微的态势。比如，2000年左右，浏阳花炮产业GDP占比达到60%—70%，如今还不到20%；企业数量也从2000家规模降低到300家左右。
但是，区域的发展与全国发展密切相关，除了受后者制约，同时也会发生反作用。这是商业的奇妙之处。
由于全国性禁售禁燃政策长期存在，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把烟花鞭炮产业当作落后产业去打击，视作落后产能去淘汰。
官方数据显示：2006—2015年的10年间，全国接近4000家烟花生产企业关停。16个省（区、市）完全退出烟花爆竹生产。退出烟花爆竹生产的省、市、县分别占全国总数的51.6%、72.4%、89.8%。
2019年，作为全国烟花爆竹的四大厂区之二的江西上栗县、万载县也受当地政府的规划限制：到2021年底，大幅减少生产企业。
而花炮产业作为浏阳的特色产业，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独一无二的全产业链、全品类优势，以及与当地民生依存度高等因素，则受到了当地政府一贯的政策保护与引导，虽然GDP占比和企业数量在不断减少，但剩余的数百家企业在产能规模、生产效率、原料的环保性、企业生产规范性方面，不断提高水准，实际上政策主基调仍然是：兼并整合、做大做强。
往年浏阳新年焰火表演
“我们留下来的（企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比如说整改费用是很大的。政府不断调控的同时会不断提出新的标准和要求。”一位企业负责人说道。
在浏阳金生红鹰烟花总经理叶长征看来，“目前的政策，原则上是不增加工厂的，那也就意味着，多余的产能就会变成更好的发展势头，比如溢价、产品创新，或者倒逼我们用智能化、机械化手段去提效”。
“我们厂区每一个地方都有监控，到了下班时间还没下班，（有关部门）的监控就会警告再不下班就会拉闸停电。”另一位大型花炮集团的员工说道。与此同时，工厂安全事故越来越少。
以上体现的地方性政策的明显分化导致的结果是：产能不断往浏阳聚集，保证了浏阳花炮高产能的长期延续性和不断提升浏阳花炮的核心竞争力，为今年的行业爆发做好铺垫。
当然，中间还有一根“引线”不得不提。
2015年，金刚镇一家花炮厂的老员工王子，单枪匹马地成了浏阳第一个做烟花短视频的博主。“我觉得那时候烟花不景气，想做一些让烟花慢慢火起来的事情。”他说。妻子当时不理解他，觉得放着花炮厂六七万年薪的工作不做，干着“看不到钱”的事情。
2016年，云哥也加入短视频博主的行列。“我们做了三四年，根本没有一点收入。”
如今，他们俩是浏阳最知名的烟花短视频博主，一度组成团队。比如，王子在抖、快、视频号的粉丝加起来达600万，是浏阳最大的烟花短视频博主，成为主流媒体的常客。如今，浏阳的花炮公司普遍都有受倚重的短视频宣传部门。完全可以说，在烟花爆竹的四大产区内，浏阳花炮企业在短视频领域的发展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
短视频平台很大程度上成为网红烟花的策源地，比如加特林、水母，均是短视频带火的。加特林本是十几年的外贸老产品，传统玩法是插在泥土中进行燃放，但年轻人自发的玩法创新，即将它当成手持烟花，由此产生更强的冲击力和快感，经由短视频传播而引爆全网。
至于这种玩法的源头，“大家统一的说法是东北有那么一群人先开始这么玩的。”云哥说道。
烟花短视频还承担起对年轻一代进行现实中断代的“烟花教育”的功能。“一开始，很多人受到一些舆论的影响，在评论区说污染环境之类的话，现在好多了。”
王子还说：“一些年轻带小孩子的，把我的视频给小孩子看，看完视频就不吵闹了。我觉得也挺自豪的。”
此外，短视频还可以作为直接面向C端用户，敏锐把握市场动向和推广新品的核心抓手。“以前没有这么快的传播手段，就要靠我们到每一个地方去跟人家（批发商、零售商）讲产品。”一位行业资深销售说道。
县域经济的活力样本：老中青三代接力
应该指出的是，在强势的花炮产业背后，这座县级市的资源禀赋是有明显“缺陷”的：
建立在四面环山的狭长型的河谷平原之上，颇有一层“与世隔绝”的色彩；主城区与大瑶镇、金刚镇等区域有三十公里左右，各区域受山脉阻隔，交通不便，人口较分散；对外至今尚未通火车，在全国范围内相当罕见。出远门主要依赖轿车和长沙的交通，主城区距离长沙黄花机场有五十公里，长沙南站七十公里。
“如果没有烟花，这里很穷的。”王子对小巴说道。
图源：小巴拍摄
而浏阳培育花炮产业也并无明显的基础优势，小巴了解的情况是，除了烟花爆竹发明诞生于此地的历史渊源外，主要是浏阳带一点油性的泥土适合做花炮的原料，以至于安徽、内蒙等地的花炮企业都来浏阳运泥土。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地方政府将之作为“主导产业”，并加大支持力度，全县家庭式作坊蜂拥而起，成为了浏阳花炮产业发展的核心推力。从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间，浏阳花炮产业产值足足增长了70倍。
不断发展的花炮产业，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生力军，即便是这里的小学生和初中生，毕业之后也有一个不错的“容身之地”。
86年的王子中学毕业后，便进入镇上花炮厂工作，干了足足八年。他做的是按照配方配药的工作，配方涉及燃放效果，虽然需要“一天都要戴着口罩，药物全是灰尘”，但一年也能赚六七万元，所以他顺利在22岁结婚，如今有两个儿子。
从小孩到老奶奶，都可以一定程度从事这个行业。“烟花爆竹分无药工序、有药工序，无药工序可以在家里面做。”
“花炮世家”并不少见。比如上述提到的销售负责人杨洋说：“我爸以前是做家庭小作坊，前两年他还在技术岗位，我妈现在五十多岁，还在工厂生产部门，我弟弟属于安全部门的。”
云哥感慨说：“我们也去过全国很多地方（燃放烟花），有的地方都是留守家庭，只有老人、小孩还在家里面。”一家四五口人常年在一起吃饭，是他们家的常态。
再以上述提及的义学鞭炮厂为例，厂区位置为山区农村，占地五六百亩，有篮球场、休憩亭等设施，员工近四百人，属于中等偏上规模，绝大部分工人在生产部门（生产环节属于半机械化水平，仍需大量工人），工人主要来自周边农村，月薪普遍在三千元到一万元不等。
很大程度上，浏阳示范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县域经济的活力样本：无论老少、无关学历，只要老中青长期扎根、持续接力，就可以不断夯实人才和产业基础，以及内生创新力。
一句话：做好自己，就能无惧外部环境的变化。
去年年中，王子与云哥分道扬镳，王子坚持作为浏阳烟花的宣传员定位，不参与销售环节，他下一步计划是“到全世界分享烟花”，年后就打算跟随外贸公司去美国转一转。而云哥位于大瑶镇的零售店刚刚装修完，不日就将开门营业。
走向世界与扎根家乡，实则殊途同归，背后其实都饱含对身处的那片土地的热爱和坚守。
离开浏阳前往长沙乘高铁，坐上长途的网约车，司机带了一箱小烟火，有两支加特林和一堆小产品，那是他送给长沙亲人的礼物，应该也是他作为浏阳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