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这更糟糕的谈判：拜习会将塑造怎样的“美中缓和”？

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在旧金山APEC峰会正式召开前夕，美中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谈。之所以称其为历史性会谈，至少缘于峰会之前，国际媒体就纷纷以美中离婚的比喻来形容1972年以来50年美中关系的结束。

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过去一年中国的气氛组官员们做了多少努力，试图在达成一种缓和气氛，但在旧金山的费罗丽庄园，经过近一年充满波折、困难、逐渐接近、半封闭的安排之后，美中元首会谈仍比预定的四小时要短的多，最终，除了达成一些所谓共识之外，结果是糟糕的，而且很严重。

可以想象，在这次峰会后，美中关系肯定会得到暂时缓和，或许时间之长堪称战略性缓和，却可能是最糟糕的缓和，难以消除双方的互相猜忌和不信任，由此对美中关系乃至世界秩序的未来蒙上持久的阴影。

独裁者可否信任？

如果外界注意到自巴厘岛峰会以来的一年间中国方面为旧金山峰会多么费尽心思、寄予多大的期望，就能理解这场峰会的结果对美中外交来说是意味着多大的失败。当然，如果比较第一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日外交失败——日本内部的和平力量无力说服美国因为稍早的轴心国协议和德国入侵苏联而对日本深深的怀疑——旧金山峰会还算成功的，暂时阻止了美中关系的继续恶化，双方都对美国的“护栏”建议也是中方所说的“管控分歧”达成了基本框架共识，幸运地与第二次太平洋战争擦身而过。

然而，若从冷战经验视之，这次元首间的历史谈判可谓彻底失败：谈判暴露了双方不可弥合的错位立场，加剧了双方的互不信任，也强化了双方各自对未来“不可避免一战”的认知。

例如，无论从中国传统外交还是美国谈判策略来说，建立领导人之间的信任都是外交谈判的重点，但是此次峰会，人们看到的却是美中领导人之间根本的互不信任。在美中元首举行会晤前的一刻，美国ABC记者王诗琳(Selina Wang)高声询问中国领导人是否信任拜登，没有得到回应；在会晤结束后的单方记者会上，拜登总统对类似问题则答以“信任但要核实”(trust but verify)。

特别是谈及台湾问题时，拜登在保证不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问到中国是否存在2027或者2035攻台计划，坐在对面的中国领导人矢口否认，表示从未听说过。相较中国如火如荼的“军事斗争准备”和频繁的涉台军事演习，如此表态无疑抹杀了所谓坦诚布公的对话气氛和一年来所有的精心准备，也将美中领导人之间或许尚存的最后一点儿个人信任彻底清零。

由此，尽管费罗丽庄园峰会为美中领导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面对面交流机会，包括小规模的工作午餐，但是加深的互不信任才是费罗丽庄园美中会谈的基调。至于那些所谓“五点框架”，甚至“二十多条共识”，以及打前站的气候变化协议，仍然只是聊胜于无的气氛而已。所有这些貌似坦诚对话、承诺沟通、加强合作的结果，都不抵拜登总统在记者会后毫不掩饰的轻蔑，也就是与一位“独裁者”的对话。

差异还是共识？

言下之意，中方领导人是不可信任的，中国领导人言之凿凿、喋喋不休的党国体制和两国制度差异，正是美中两国根本难以建立互信的障碍。美国承诺无意改变中国，并非为增进中方信任，而是相反。这却是中方念兹在兹的，在今年三月电话峰会中得到承诺后希望再次当面确认的。以此观照，不难看见美中双方的巨大错位。

如果按照中方对旧金山峰会的浪漫主义解释，可以追溯自1848年开埠、华人涌入、到战后成为《联合国宪章》也是《旧金山和约》的诞生地，旧金山是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的象征，也是太平洋与世界和平秩序的象征，中国一直努力融入其中，包括中国领导人38年前在金门大桥前的留影可资证明。但是，就在北美华人日前纪念《排华法案》结束85周年的日子里，中方似乎更强调两国的差异性，而且以太平洋的广阔和世界之大的简单地缘因素来谋求中美两个大国的共存基础。

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十分过时低级的话术，尽管颇有老蒋领导抗战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意味，意在掩盖或者相反地凸显美中两国之间深刻的差异，以虚与委蛇的缓和换取为将来对抗的准备时间。这或许正是此次峰会双方的默会，唯一的共识。如果双方均心照不宣地遵守，那么也堪称美中双方从此开始了某种战略性缓和。

也就是说，旧金山美中峰会的谈判本身，除了表明双方之间差异巨大、竞争激烈、难以合作、互不信任，并无助于重建美中关系的发展基础，反而因为缓和的达成锁定了双方对新冷战情境的认识。至于过去一年的恢复接触和新近达成的技术性共识双方的共同纽带如气候变化、经贸往来、货币政策、文化交流等等，也就是中方鼓吹的所谓五大支柱，其实非常有限且不稳定，只是在最低限度上建立延缓双方由竞争引发冲突而全面对抗的“护栏”或者“减震带”而已。

美中缓和与对抗=冷战的一体两面

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或者从上一次冷战的经验来看，缓和与对抗都是冷战的一体两面。穿插其中的，是一种全面、深刻、难以弥合的互不信任，也就是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难以调和。这正是1945到1949年发生在美苏之间的故事，所谓冷战的发端。

虽然今天的美中之间表面上似乎不存在当年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双方都在口头上反对新冷战，但是，中国最近十余年的意识形态退缩正在朝着与俄罗斯、伊朗、哈马斯等相同的保守化、宗教化的极化政治方向发展，也就是塔利班化，对整个世俗社会的阵营及其内部都构成严重挑战。这是一场进行中的新冷战。

正如峰会举办地旧金山所象征和提醒的，在经历了漫长的冲突和融合之后，中国在若干最基本的问题上选择了拒绝，这不是简单的两国差异，而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保留性拒绝：中国现政府没有签署代表战后太平洋秩序安排的《旧金山和约》，也一直否认这一和约的国际法效力；中国现政府也不是《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代表，虽然在1971年顶替国民政府成为联合国成员国，但是随着经济崛起、国富兵强之后开始与此宪章若即若离。

不仅在南中国海海洋纠纷、乌克兰战争、原住民人权和公民权利等诸多联合国宪章所承诺的国际法和公约义务等问题上背道而行，而且大有以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取代联合国秩序特别是太平洋地区秩序的野心。在太平洋安全核心的台海问题上，中国过去几年倡导以所谓中国统一下的永久和平来取代战后美国治下的台海和平。

对这种秩序颠覆的危险和世界极化政治冲突的担心，弥漫在西太平洋和欧洲，也弥漫在旧金山峰会会场。如此，才能理解秉持执中之路的德国社民党联合政府坚决支持乌克兰的抗俄斗争，在以哈冲突中坚决站在以色列一边，并且开始改变难民容忍政策。

或许因此之故，当美方表明了在不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下坚定维护台海现状的态度，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和以哈冲突当中坚守联合国宪章、也即美国治下的和平警察角色之后，中国的对台立场至少在修辞上开始退缩，美中之间的战略缓和也随即开始。

江枫 上海政治学者。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作者使用的是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