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4年10月15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两名曾遭受贩卖的印度尼西亚男性在窗边交谈。他们被强迫在柬埔寨为诈骗犯工作。近年来，成千上万的印度尼西亚人被吸引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寻求更高薪的工作，却最终落入跨国诈骗团伙的手中。

近段时间，中国籍男演员王星在海外遭遇人口贩卖的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王星是幸运的，但还有很多个“王星们”，却仍活在水深火热中。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的人口贩卖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且形势愈发严峻。

据国际刑警组织2023年6月7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数以万计的人正在东南亚被贩卖。这种人口贩卖现象，最初出现在柬埔寨，后来又延伸至缅甸和老挝，如今还在至少4个亚洲国家出现了贩卖中心。

报告称，这些犯罪组织利用后疫情时代的特点，如越来越多事务只能在线上处理，使得电信诈骗的数量急剧增加，同时许多人因失去工作而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工作机会，因此更容易被高薪工作所诱骗，成为电信诈骗的工具和受害者。

值得关注的是，这类新型的诈骗中心收入快速增长，每年可产生数十亿美元的惊人利益。

南方周末记者曾做过一篇深度调查，试图揭开柬埔寨人口贩卖的利益链条。

以下为旧稿重推:

中秋节前一天，经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判定，曾在电影《角头》担任临演的竹联帮东堂成员李振豪等4人为诈骗集团核心人物，共诱骗85名台湾人赴柬埔寨，获利1470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约329万元）。

多年前，海外工作曾让不少台湾青年“一夜致富”，而今，在“钱多、事少、来钱快”的糖衣炮弹下，许多海外务工的台湾青年被套牢：台湾媒体一度传有约4000台湾人在柬埔寨“失踪”，台湾警察部门否认了有关说法，但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称，台当局已协助40人返台，还有333人等待救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将全力维护包括香港以及台湾同胞的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与合法权益。目前，中国驻有关国家使领馆正与驻在国政府保持密切沟通，积极查找并解救相关人员。

如今，杨维斌每天除了打工外，还将他的柬埔寨逃难经历手写成大字报，摆在台北街头宣传。在网络上搜索“杨维斌”，可看到他频繁出现在媒体镜头前，揭露海外“淘金”真相。 （资料图/图）

诱骗：“都是高薪且环境好的工作”

虎年新春刚过，34岁的杨维斌便急着在人力资源网站“104人力资源银行”上浏览新工作。

“海外游戏营销客服是1800美金起，每个月可以拿5.6万新台币左右（折合人民币1.3万元）。”杨维斌是台湾新竹的一名按摩师，在岛内工作稳定，可“赚不到什么钱”。父亲突然中风，巨额的治疗费用压在了杨维斌肩上。在他的记账本里，疫情前平均每个月可以赚7万-8万新台币；疫情后收入水平骤降，每个月收入只有1万新台币左右。

在杨维斌眼里，柬埔寨是“一夜暴富之地”。

六年前，柬埔寨博彩产业开始蓬勃发展，他由一位“恩人”带入门，把在线电子游艺场经营得风生水起。半年后他遭遇车祸骨折，只好返台休养。

网络上的高薪招聘，让他想再去柬埔寨“捞一把”。

经过两轮面试后，杨维斌收到了由“JETDIG”科技公司发来的“入职邀请函”。

邀请函极为正式，每页均盖有“人力资源部”的印章，通知杨维斌被聘用为“营销客服”，转正工资为“1800美金+绩效奖金”（折合人民币1.24万元起）。

此外，对方还耐心解答杨维斌提出的每个问题，并发来“环境实拍图”，令杨维斌彻底打消顾虑。

与他一同被高薪吸引的，还有22岁台湾女生张佳妮。

在网络上，张佳妮有一位聊了很久的台湾“知心大哥”，某天给她介绍了一些柬埔寨的高薪工作。

其中，有起薪十万新台币/月（折合人民币2.3万元），达到业绩可额外奖励的电话客服人员；也有每日得在岗超过10个小时但月收入可达20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4.5万元）的游戏业务员……

张佳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处于灰色地带的在线博彩产业，近几年在柬埔寨发展不错，她知道有不少人赚到高薪。但她有点“怂”，不敢太冒险。于是选择了风险较低的电话客服工作。

与杨维斌、张佳妮一样，蔡飞明也是“经人介绍”，到缅甸“赚点钱”。

31岁的蔡飞明曾经是台湾云林县一家理发店的老板。店里生意还不错，一年能有71.4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16万元左右）的营业额。因为疫情原因，无奈歇业。蔡飞明无事可做，在家里待了五个月。

在聊天软件上，他看到别人发布高薪聘请理发师的消息，且工作环境很不错。但地点在缅甸，“当时我什么都不懂，周边也没有人去过，听人家说好，就跟着去了。”蔡飞明说。

在一个匿名社交平台上，南方周末记者以想应聘为由，在招聘群上联系到一位招聘“人事”，他要求记者露脸并手持身份证拍照，以此证明是“真想出去”。并告知，“这种事情是需要彼此坦诚的”。

不少受访者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与他们联系的人，大多都是操着一口台湾腔。

被卖：“跟实际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2022年3月13日，带着一个手提包和行李箱，杨维斌独自飞往柬埔寨。抵达首都金边机场时已是深夜，他兴致勃勃地发了条朋友圈，并配了4张在机场的图。

他跟着前来接机的当地人，坐上了一辆白色轿车。二十多分钟后，车停在了一排青绿色的铁栅栏门前。“科技公司”到了。

一下车，两层楼高的大铁门令杨维斌有点困惑，这跟联系人发给他的五星级酒店工作环境相差巨大。

一个自称负责“后勤”的台湾人，以“影印使用”为由，收走了杨维斌的“护照”，随即他被带到二楼进行为期两天的隔离。第三天，当杨维斌被通知去四楼开始“正式工作”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事实上，在杨维斌签署“职位邀请函”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被卖了。

南方周末记者进入了一个有3万成员的“柬埔寨线上人口贩运群”。在这个匿名的社交软件中，每天都有来自不同账号、几百条明码标价的交易信息，发在群里招揽买家。

里面清楚地标明了被骗者的年龄、技能、护照情况。因台湾人会说中文，打字快等，往往以2万-3万美元的“身价”起跳。

招揽“生意”的人是谁？

2022年8月19日，台湾地区“内政部”警政署长黄明昭举行记者会时指出，有42个台湾黑帮组织曾经或正在参与“台湾人骗台湾人”的跨境人口贩卖活动。这些成员不仅在台湾活动，其势力也延伸到了东南亚各地的诈骗园区。

“这些人会有很多客群，像是布下的饵，让看到陷阱有兴趣的人上钩后，他就收网。”台湾地区“刑事警察局”国际刑警科侦查第二队副队长叶泰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中也有许多是朋友骗朋友、同乡骗同乡，甚至还有台湾原住民青年骗自己的族人。

如果成功交易，卖家可以从每单业务里抽取几千甚至上万美金的佣金。

而“台式一条龙”的服务形式，让受骗者只要上钩，就几乎难以逃脱。其中包括包办台湾人出境前的所有事项，工作面试、契约签订、说服父母、协办护照、机场接送等。

不少受访者均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台湾当地负责诱骗和转运受骗者的“蛇头”组织，大多有竹联帮和天道盟背景的人员身影。

曾经的台湾黑帮老大张安乐，绰号“白狼”，过去是竹联帮的创帮成员之一。他公开表示，现在台湾牵涉的人口贩运犯罪，不只竹联帮本身有介入，各帮各派都有伸手搅和。在这条生意链里，人口贩运的运作与目前部分黑帮的经营逻辑，紧紧地镶嵌在一起。

他说，现在的竹联帮已经长成一棵大树，底下很多人来乘凉，参与动机五花八门，加上社会生态改变，现在每个帮派生存的重点就是赚钱，赚了钱之后才有能力“招兵买马，扩大组织，买武器、买军火”。

从上世纪90年代的“本土黑金政治”到“发展跨境业务”，台湾黑帮正在进行一场转型。

近几十年，台湾黑帮的组织形式逐渐从“堂口”向自负盈亏的“企业”转型，以此为自己披上一层合法外衣。

台湾黑社会能与柬埔寨等国非法组织相勾连，找到人口贩运的“买家”，与其长期以来积累的“家族宗派”性质有关。

“台湾的黑社会与家族企业往往是一体两面关系，互为表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特聘教授刘国深向南方周末记者剖析，随着台商的家族产业迁向东南亚国家，为黑社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很自然地也将他们在台湾的政商勾结套路带了过去。”

张安乐形容现在的黑帮，更像是各国帮派的聚合。“小弟们可能今天是A组织，明天就跳槽到B组织，忠诚不再受到重视，赚钱优先。”

受骗者一旦落入蛇头手中，他们会安排其尽快飞往柬埔寨、缅甸、阿联酋等诈骗园区。

当台湾诈骗公司将人送出境后，则由当地的“中介”接手。

2022年3月25日凌晨，张佳妮抵达金边机场，看到几名说着柬埔寨语的“接机者”，举着写她名字的牌子。当天早上，她就被3名男子载往柬埔寨西哈努克市。

“在车上联系介绍我来的那位‘大哥’，发现已经被他拉黑了，加上护照被当场没收，我知道自己可能被骗了。”张佳妮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落地柬埔寨后，杨维斌、张佳妮见到的接机者，都是说着柬语的人，这些中介们的任务相对简单，他们确认无误后将人带上车，直接驶往诈骗园区内，向买家交货、与卖家收取“跑腿”费用。

有些不同的是，蔡飞明没有护照，需要跑“水路”去缅甸。即不走指定口岸或者不经过边防检查，而是乘船偷渡过去。

他跟着“介绍人”辗转多种交通工具，在事先联系好的“蛇头”带领下，偷渡至缅甸小勐拉。蔡飞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坐上船后，自己就被蒙上了眼睛，不知道路线是什么。

“这可能是一条完整的生意线。”蔡飞明说，到达缅甸时，已经另外有人在等候交接。

买家：“透过受骗者赚钱”

在铁栅包裹的大楼里，有二十多个像杨维斌一样被骗的人，其中不乏中国台湾人、大陆人，马来西亚人等。他们几乎足不出户，吃喝拉撒睡都在同一栋楼里，每日三餐也大都相似，均是清水煮白面，配几条青菜。

“杨维斌们”的24小时也差不多：要完成工作、要达到业绩。

“所谓的工作，就是洗黑钱。”杨维斌向南方周末记者还原自己的“工作流程”：诈骗公司要求他们将国际版QQ上的有意者，引到另一个聊天软件，再从聊天软件引入到公司内部的App，将其银行卡、身份证、密码等信息绑定到公司的内部系统后，一单“洗黑钱业务”就完成了。

自1997年柬埔寨实行《外汇法》以来，该国取消外汇管制，对包括买卖外汇和各类国际结算转移在内的外汇业务放开限制。这为柬埔寨洗钱黑市蓬勃发展提供了温床。

“原先每人每月需达到两百多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000万元）的业绩，后来发现没有人能达得到要求。”杨维斌说，“最后要求至少也要完成5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00万元）。”

而张佳妮的“工作”，则是使用“美色”诈骗。

公司里有一名操着台湾口音的主管，安排所有遭软禁人员的工作内容。因为是女生，张佳妮要通过交友软件，用情感诱骗上当者的钱财。张佳妮拿到一份手册，上面用中文写着如何面对不同群体，诱人投资虚拟货币的话术。

“要先让对方爱上自己，取得信任后，想方设法让对方往一个设定好的链接里充钱。”张佳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她只会中文，所以选取的对象大多是中国台湾和大陆的中老年人。“每个月要达到业绩，不然就会被扣工资和殴打。”

然而，即便张佳妮完成任务，也没有拿到所谓的工资。

她所在的公司里，有条不成文的规则，能力突出者会得到“重用”，相反总是没有完成任务且能力一般的，除了身体上会受到伤害，还会遭到公司的遗弃，将其转卖到另一家公司，金额2万-5万美元不等。

转卖人口，是这些集团另外一个赚钱之法。

在上面所述的交易群里，南方周末记者经常会看到需要“赔付”多少金额，这是黑话，指的是新的买家需要花多少钱购买，也代表被骗者的“赎身费”。赔付价格通常在几千美金到几万美金不等。

台湾青年陈彦廷选择再一次将自己“卖出去”。

“他跟我一样，都被骗到同一个地方。”杨维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陈彦廷在网上找到了同在柬埔寨的另一家“公司”，后者为他缴纳了2000美元赎金，他便以保安员的身份，进入了新的公司。

海外贩卖生意链：“任何一种转账方式都能接收”

摆在杨维斌面前的有几条路：要么交赎金离开，要么趁机逃跑。

大多数诈骗公司，允许受骗者交上规定的赎金金额自救。但杨维斌没有钱。

平日里，杨维斌假意地配合完成工作，在休息间隙四处观察地形，观察监视者的生活习性，然后不动声色地等待时机。

如何应对铁栅门旁24小时轮守的警卫，是逃跑计划中最为棘手的问题。

“我会深夜不定时地爬起来，观察警卫如何在值班。”不久，杨维斌有了新发现，“有一个监视器死角，那里的地形挺适合逃跑。”

在此之前，杨维斌还没有听说过偷逃成功的例子。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前有人逃跑失败，被监视者抓回来后，就再也不见踪影。

经过近两个月观察，杨维斌发现，每天早晨六点到七点半，警卫会躺在沙发上睡觉。于是想方设法联系了一个能在外接头的伙伴，让其在隔天早上找一辆车，到指定地点等候。

彻夜未眠守到黎明。清晨六点整，杨维斌沿着电梯下到一楼。但人算不如天算，刚好那一天警卫躺在沙发上没有睡着，正看着落地窗。听到声响，警卫便转过头，与他四目相对。此时的杨维斌被吓到“心跳都快停了”，强装镇定地走向厨房。

冷静了一会，他从厨房绕到室外的花圃后面，但想要按照计划走到监控死角位，还要经过一段落地窗可见的路。“当时我非常紧张，还好老天帮我，警卫翻过身睡觉了。”

沿着监控死角摸到铁栅门与相邻民房的衔接点，杨维斌用力抠住每一条栅栏之间的缝隙，脚蹬水泥墙从栅栏间“翻了出去”。

不到五分钟，杨维斌成功跳落到铁门外，头也不回地冲向接应车。

这是他被软禁的第58天。他是近期高薪诱骗案中少数自己逃出来的人。

如果不冒死逃出，那就只能交赎金，如同蔡飞明、张佳妮一样，花钱自救。

在请示“老板”后，主管开出了3.8万美元的价格，张佳妮无能为力。经与主管软磨硬泡，赎金最终降到2.5万美元。

“诈骗公司跟我说，如果不想干了，就转1.1万美金（折合人民币8万元）到账户上，人就可以走了。”蔡飞明说，这赎金价格在诈骗园区里，并不算高，但他实在拿不出来。

所幸的是，他在缅甸并没有遭受到人身伤害，也可以在监管者的监督下，使用手机与家里人联系。蔡飞明向所有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遍，凑齐赎金。

“你想不到的是，诈骗公司任何一种转账方式都能接收。”蔡飞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管是刷卡、银行卡转账，还是支付宝、微信，“只要你能给钱，就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方式”。

在交完赎金之后，诈骗公司还将没有护照的蔡飞明送到缅甸边境口岸。蔡飞明属于被骗者非法入境，拘留了十天，之后顺利返回。

另一边，在当地警方办理护照遗失手续时，杨维斌遇到了台湾反诈骗网红博主黄煦杰和当地救援队成员狄德，获得现金资助，最终也顺利回到台湾。

黄煦杰在拍摄的短片里爆料，2022年7月底，他收到来自台湾青年被困柬埔寨的家属求助，决定到柬埔寨进行救人工作，“也给观众们了解一下真实情况”。

“救援需要多种力量，只不过我是唯一愿意出来露面的人而已。”在黄煦杰的视频主页里，可以看到他拍摄的关于台湾青年被骗的视频。另外，他还专门拍了解码诈骗的系列视频，点击量过百万。

当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狄德所在的救援队，希望视频连线时，他警觉地表示，公开身份等于将自己置身于“生与死”的威胁当中。“原因非常清楚，我们触碰到了有些人的利益。”

梳理整条生意链不难发现，构成人口贩运的每个节点都能从中获利：由买家诈骗集团出资，用每人几千至几万美元不等的价格“下订单”，台湾黑帮人蛇负责找人，当地中介负责接送、送“货”上门，两者共同瓜分买家的“订单”费。

至于把人买来的诈骗集团，则通过转卖人口或赚赎金创造利润。

街头的大字报：“大家不要再上当受骗”

如今，幸运从缅甸返回的蔡飞明，仍然做着理发师的工作。但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他以十分严厉的语气，想阻止要离开台湾去海外赚大钱的人。“不要去，去了就回不来！”“珍爱生命！”

他期待能和更多返台的幸存者与受骗者抱团取暖，在网络上劝退更多不谙世事的青年。

“台湾民众往境外找寻机会，是内部推力及外部拉力的综合作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陈先才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一方面，疫情之下的台湾经济没有实际发展，年轻一代在岛内欠缺发展机会，自然更愿意赴海外‘淘金’。另一方面，其他邻近地区拥有更具吸引力的收入。”

张佳妮则几乎不曾在媒体上露面过。她白天去商场里卖服装，晚上去酒吧打工，慢慢还家里人跟亲戚朋友凑赎金时欠下的债。

已经回家的杨维斌，每天除了打工外，还将他的柬埔寨逃难经历手写成大字报，摆在台北街头宣传。他频繁出现在媒体镜头面前，接受海内外各大机构媒体的采访，拆穿“淘金”真相，告诫青年不要再上当受骗。

但危险的链条依然在延伸。

台湾青年被诱骗的消息持续发酵，与其相隔716公里的香港，亦有人被“卖猪仔”。

2022年8月18日，香港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召开记者会，表明针对一些港人被骗至东南亚国家、在遭受禁锢的情况下进行非法活动的求助个案，港府专门成立项目小组，与中国使领馆和警方跟进，至今已有12人回港。

“由于中国台湾人、大陆人，马来西亚人的警惕性越来越高，现在都不太好骗了。”杨维斌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他私底下也接到过香港人的救助信息。“诈骗公司的目标已经转向香港，甚至一些欧洲国家的人。”

营救也正在努力进行。比如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正与柬埔寨执法部门通力合作，让更多深陷泥潭的青年成功返家。

而对持续自柬国接获求助讯息的台湾警方来说，在台湾桃园机场把人拦下，是他们阻止人们受骗的方法之一。

此外，在一些飞往东南亚的航班上，航警会拿着“出国打工陷阱多、拘禁殴打回不来”的警示标语，来回巡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