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两岁男孩卢卡以及他的父母丹特和劳拉来说，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他们的家园。

两年前，当卢卡（Luca）在珀斯一家医院出生后，他父母的世界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反转式的巨大变化。

伴随着喜悦而来的是令人震惊的诊断结果： 卢卡患有囊性纤维化。随后已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八年的劳拉·库里（Laura Currie）和丈夫丹特（Dante）被告知，他们不能永远留在这里。卢卡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经济负担。

“我想我哭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我只是为卢卡感到非常非常难过，”劳拉·库里说，“他只是一个毫无抵抗力的两岁半的孩子，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歧视。”

澳大利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出生在国外。长期以来，该国一直将自己视为“移民国家”——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移民者的家园，致力于为他们提供公平环境和全新开始。这一理念已融入该国民众的身份认同之中。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尤其是对于那些身患残障或严重疾病的人来说。

澳大利亚是少数几个时常以医疗需求为由拒发移民签证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如果你在最长10年的时间段里医疗费用超过8.6万澳元（5.7万美元；4.5万英镑）。新西兰也有类似的政策，但澳大利亚更严格。

当局为这项法律辩护，认为它是遏制政府开支和保护公民获得医疗保健的必要手段。政府称，从技术上讲，这些签证并没有被拒绝。但事实上这些申请也不会被批准。有些人可以申请豁免，但并非全部。他们也可以对决定提出上诉，但上诉过程漫长且费用高昂。

活动人士认为这是一种歧视，与现代人对残障的态度格格不入。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希望在未来几周内能有所改变，官方正在对健康要求进行重新评估。

劳拉·库里和丹特·文迪特利从苏格兰移居澳大利亚，从事该国急需的工作。劳拉是一名幼儿园教师，而丹特是一名油漆装饰工。他们在卢卡出生前就开始申请永久居留权。但现在，他们觉得在这里建立的生活和缴纳的税款全是徒劳的。

“这就好像，当你们（澳大利亚）需要我们时，我们在这里为你们服务，但当角色互换，我们需要你们时，就变成‘不，对不起，你们花了太多钱，你们回自己的国家去吧’。”

移民律师简·戈特哈德说，澳洲还在像1901年时那样对待残障人士。

澳大利亚严格的移民政策是有迹可循的。它有自己的“截船”政策，即将乘船抵达的移民被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岛屿瑙鲁的离岸拘留中心，这在近几年成为有争议的头条新闻。直到1970年代，澳大利亚才彻底摆脱了从1901年《移民限制法》开始限制非白人移民数量的“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移民律师简·戈特哈德（Jan Gothard）说，同样可以追溯到1901年的残障和健康方面的歧视犹在。她说：“我们对待残障人士的方式仍然与1901年时无异，我们认为他们不是澳大利亚欢迎的人。”

她是“欢迎残障人士”组织（Welcoming Disability）的成员，该组织一直在向政府施压，要求彻底修法。令人惊讶的是，澳大利亚的《移民法》竟然不受本国《残疾歧视条例》的约束。

简而言之，无论你在澳大利亚居住了多久、是否在澳大利亚出生、是否拥有私人医疗保险，甚至是否可以自己支付医疗费用，只要你被认为经济负担过重，就无法满足健康要求。

澳大利亚政府表示，99%的签证申请者都符合健康要求，但据官方数据，在2021年至2022年期间，有1779人未达要求。

移民部长安德鲁·贾尔斯（Andrew Giles）拒绝接受采访。但他最近表示，“任何在澳大利亚出生并受到移民健康规定不利影响的儿童都可以申请部门干预。”而他本人也曾“积极干预”过一些案例。

但这些家庭表示，在本已困难重重的时刻，这种申请的过程让人筋疲力尽。

留下来的代价

梅赫维什·卡西姆（Mehwish Qasim）对这种挑战有着第一手了解。她说：“当孩子生病时，你的生活中会多很多事情，你要挣扎、乞求、申诉，请求人们帮助你。”梅赫维什和丈夫卡西姆曾持续争取留在澳大利亚，其案件引起全球关注。

他们的儿子沙凡（Shaffan）于2014年出生，患有罕见的遗传病，并有脊髓损伤，需要全天候护理。这对来自巴基斯坦的夫妇本打算最终回国，但沙凡的出生改变了一切。因为搭乘飞机会给他带来生命危险。

最终，2022年，他们被告知可以留下来。在这八年里，作为资深会计师的卡西姆无法从事自己想做的职业，而只能在咖啡馆、超市和打车应用中找些工作谋生。

“他们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你不应该置人于风口浪尖。”卡西姆女士说。

库里和她的丈夫也没有放弃——对于卢卡来说，澳大利亚现在就是他的家，他们正在填补国家需要的工作岗位。他们希望这足以让他们赢得上诉。如果败诉，他们需在28天内离境。

对卢卡来说，症结在于一种昂贵的药物“Trikafta”。他没有服用这种药，甚至可能对其不耐受。但该药物依然被澳大利亚用于估算他所需的治疗费用——大约180万澳元。这使其医疗费用超过了允许的上限——10年8.6万澳元——这也被称为“重大费用门槛”。

虽然活动人士对最近该门槛被提高（从5.1万澳元提高到8.6万澳元）表示欢迎，但他们仍然认为这并不能反映平均开销。

当局自己的数据显示，政府每年在普通公民身上至少花费17610澳元——2021年至2022年的最新数据显示，人均医疗产品和服务支出为9365澳元，福利支出为8245澳元。在10年里（这是签证评估的最长期限），这笔费用将超过17万澳元。因此，活动人士质疑政府是如何确定这一门槛的，因为其只有人均水平的一半。

他们还希望将教育支持相关费用从计算中剔除。这对那些孩子被诊断出患有唐氏综合症、多动症和自闭症等疾病的家庭造成了影响。

克莱尔收到了两份澳大利亚警察职位的工作邀请，但她担心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女儿达茜无法拿到签证。

克莱尔·戴（Claire Day）和家人打算跟随几年前移居澳洲的哥哥的步伐搬到这里，但这一计划却遇到了阻碍。

她年近10岁的小女儿达茜（Darcy）患有唐氏综合症。移民专家告诉她，正因为如此，她获得签证的机会很小。

在肯特郡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她满怀憧憬地谈起她所期待的海外生活。她表示，阳光是一个不小的吸引力，但还有“生活方式”方面的，因为她想“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作为一名在伦敦警察厅工作了21年的警官，她希望抓住澳大利亚警察部队大量招人的机会。他们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由前英国警官拍摄的宣传视频，展示他们开着沙滩车在海滩巡逻、在冲浪中放松的澳大利亚梦。据政府统计，去年有3万名英国人移居澳大利亚，他们只是其中一部分。

澳大利亚警方正试图用这样的宣传视频来吸引英国警察。

克莱尔·戴收到了两份工作邀请，一份来自昆士兰州警察局，另一份来自南澳大利亚州。作为工作的一部分，她还有权获得永久签证。现在，她却不那么确定了。

“我原本希望这不会是个问题，因为达茜没有任何健康问题。她身体很好，也很健康，她在上学，参加俱乐部等各种活动。”

这样的故事让活动人士相信，本质而言，这项政策是一种针对残障人士的能力歧视。

“如果我们对（海外的）残障人士说‘这里不欢迎你’，我们就是在直接对这个国家的残障人士说‘这里也不欢迎你’。”戈特哈德博士说。

“（我们在说）你知道，即便有机会，我们也宁愿不要你。”

社会工作者希兹琳·艾莎（Shizleen Aishath）说，她在获知这些健康要求时“瞠目结舌”，并且感到如履薄冰。

作为一名前联合国雇员，她来到澳大利亚继续深造，并打算以后回到马尔代夫。但在2016年儿子凯班（Kayban）出生时进行了紧急剖腹产，分娩时使用了产钳。凯班患有未确诊的血友病，并遭受了严重的脑出血。他现在需要全天候护理，所以一家人选择留在澳大利亚。

但凯班被拒绝给予临时签证，因为他被认为是太大的负担——尽管这个家庭有私人医疗保险，而且没有使用国家资源。其他家庭成员都顺利拿到了签证。

“残障是阻止你移民的唯一原因，别无其它。”艾莎说。

经过漫长的上诉，凯班获准留下。他的家人现在正准备下一场战斗——能够无限期地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