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两次凭借关闭边境的承诺入主白宫。现在，他热情洋溢地谈论重新开放边境——在昨天的第二次就职演讲中，他说，边疆的“精神”“已经写进我们心中”。本月，他谈到从丹麦手中购买格陵兰岛，吞并加拿大，重新夺回巴拿马运河，并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利坚湾”。“多美的名字，”特朗普说，他在说这个词的时候坚定地把重音放在了最后一个音节上：A-mer-i-CA，而不是A-MER-i-ca。

对于一个希望国家蜷缩在边境墙后面而闻名的政治人士来说，这种扩张主义的转变令人惊讶。但特朗普很聪明。他似乎知道，最初让他当选的那种愤怒、内向的民族主义可能会自我毁灭，就像他遭受围困的第一个任期一样。因此，这些呼吁——不仅要恢复美国伟大荣光，而且要让它的国土变得更大——迎合了一种更加令人振奋的爱国主义：一个永远成长、永远向外发展的美国的愿景。

特朗普最近的言论令他的支持者们激动不已，“恢复美国伟大荣光”的拥护者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夺取加拿大的作战计划，以及从北极延伸到巴拿马的美国地图。但特朗普也在追述那些开国元勋，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样认为，美国必须扩张才能繁荣。詹姆斯·麦迪逊在1787年写道：“扩大疆域”；扩大“领土范围”就能分散政治极端主义，避免阶级斗争。1805年，托马斯·杰斐逊在谈到购买路易斯安那时说：“我们的联合体规模越大，就越不会被地方的激情所动摇。”

那之后的几年里，美国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横跨美洲大陆，本着征服主义占领了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到达太平洋，夺取了夏威夷、波多黎各和其他岛屿。

后来，在20世纪，美国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起放弃了征服主义，即便如此，在为美国出口产品开放市场的过程中，在为世界铲除邪恶的战争中，在向上流动和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中，乃至在科学和技术当中，我们的领导人仍然营造出一种潜在的无限扩张感，这一切提供了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曾经说美国西部所承诺的东西：“永恒的重生”。

特朗普正在利用这段社会和思想的历史，承诺“到星星上追求我们的昭彰天命”——甚至是“到火星上”。但他是以自己擅长的巫师风格来说这些话，让本来传统的想法听起来很离奇。

他的批评者可能会嘲笑吞并格陵兰岛的想法。但事实证明，长期以来，这一直是美国政治人物的目标，至少从1867年开始，时任国务卿威廉·苏厄德在购买阿拉斯加后不久，考虑从丹麦手中购买格陵兰岛和冰岛。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曾看中格陵兰岛，在他去世后，杜鲁门政府在1946年向哥本哈根出价1亿美元购买格陵兰岛。丹麦人拒绝了。后来，福特的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提议获得格陵兰岛的矿产资源。1975年，C·L·苏兹伯格在时报撰文，以国家利益为由，认为“格陵兰岛必须被视为受门罗主义的保护”，也就是说，完全在美国的安全范围之内。

对于特朗普为国旗增加更多星星的想法，直言不讳的“永不特朗普”保守派威廉·克里斯托尔也表示赞同，他曾建议古巴也可以成为一个州。在特朗普2021年放弃白宫后不久，他发推写道，“50个州保持60年已经足够了。”如果美国要摆脱特朗普主义，它就必须扩张——麦迪逊会同意这种观点。

而现在，轮到特朗普本人提出类似观点，凯旋而归的他明目张胆地推动扩张。

然而，与过去的扩张主义者相比，他所处的世界截然不同。自1993年克林顿说“全球经济是我们的新疆域”以来，这个国家在数十年里体会到了自身可能性的局限。创伤性的战争、被削弱的中产阶级、严重的个人债务、反乌托邦式的科技、一系列气候灾难、堪比镀金时代的财富集中水平、停滞的预期寿命、年轻人惊人的高死亡率——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造成了政治瘫痪。

特朗普的帝国策略似乎是为了打破僵局，以示这里没有限制，这个国家确实有未来。我们想要格陵兰吗？我们就拿下格陵兰。我们想要加拿大吗？

据Politico报道，特朗普的一些富有的支持者，尤其是科技领域的支持者，认为格陵兰岛的价值不是因为它的矿产或战略地位，而是因为它是当前这种萎靡状态的精神解决方案，可以帮助这个迷失方向的国家重新找回目标感。

但是，这个国家面临的挑战无法通过逃到一个想象中的边疆，并且希望那里的恶劣气候能塑造特朗普的一个支持者所说的“新人民”来解决。

而这正是特朗普四处摸索，寻找号召力的危险之处，因为他把国际政治当作一场风险博弈来对待，无异于发出这样的信号：世界是由新规则支配的，而这些新规则实际上是旧规则：弱肉强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全球秩序尽管存在种种缺点和虚伪，但它倡导的理念是，外交的出发点应该是合作，而不是侵略。

特朗普咄咄逼人的吞并幻想——他威胁要扩大“我们的领土”，正如他周一所说的那样，要使用惩罚性关税或军事力量来重新安排世界的边界——说明情况并非如此。尽管他的就职演说语调高昂，但仍有很多愤愤不平的威胁：“我们不会被征服，”他说，“我们不会被吓倒。”他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世界新的组织原则是统治，而不是互惠，被认为已经过时的征服主义仍然有效。

的确，世界饱受野蛮战争的折磨。今天的大战略家们，包括那些指导拜登政府的人，都认为战争不是必须终结的东西，而是创造势力范围的机会。

在中国问题上，拜登在贸易问题方面基本上追随了特朗普的脚步，他们遏制北京的各种努力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台湾或南海问题上。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随着以色列不仅袭击加沙，还对黎巴嫩和叙利亚发起攻击，以及我们自己“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军事干预”，法律理论家埃里克·波斯纳写道，“国际法的废墟就在我们周围”。

因此，特朗普的帝国主义遐想与其说是在设定节奏，不如说是在为已经存在的东西正名：一种可以预见侵略将会发生的世界新秩序。

然而，他那些无拘无束的言辞（他愿意激怒盟友，迫使他们参与幼稚的支配游戏，就像他对加拿大、丹麦和巴拿马所做的那样）使本已动荡不安的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历史曾经给过我们一个教训（尤其是特朗普所援引的那段帝国主义的历史）：一旦开启今天正在运作的那种好战的、多战线的力量平衡——美国对抗中国，对抗俄罗斯，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在争夺优势——将会导致更多对抗、更多边缘政策和更多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