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基金会CEO:努力在多个领域公平运用人工智能

公开信表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低收入国家用于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资源愈发捉襟见肘，全球本已取得的多项进展也出现了倒退。但一系列健康和技术创新也同时涌现，众多解决方案也被验证有效，可以在更多慈善资金的支持下得到推广或升级。

苏斯曼表示：“慈善能承担风险、帮助填补被忽视或资金不足的缺口。在世界最有需要的时刻，我们可以共同努力，让慈善发挥全部潜能。”

根据《福布斯》杂志统计，全球2640位亿万富翁的净资产总和至少有12.2万亿美元。苏斯曼指出，只要额外投入10亿美元——这仅占总资产的一小部分，慈善家们就能资助一系列影响巨大且成本低廉的干预措施，到2030年可以多挽救200万母亲和婴儿的生命；投入40亿美元，他们就可以帮助5亿小农户增强气候韧性，并且到2030年每年减少10亿吨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投入70多亿美元，他们就可以为3亿人接种疫苗，防止至少700万人死亡。

正因为看到全球在应对多重危机和加快进步方面存在巨大潜力，盖茨基金会决定加大资金支持。本月早些时候，理事会批准了2024年度预算为8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基金会将把这笔预算用于资助能够挽救生命、改善生活的创新。

2022年，基金会曾宣布到2026年将年度赠款支出增加到90亿美元，并承诺在创始人去世后20年内逐步用掉慈善资产，以专注于解决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并帮助建立更长久的、可持续产生影响的系统。

在年信发布期间，苏斯曼在接受包括腾讯新闻《一线》在内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法律规定（慈善机构的）最低慈善支出不应低于基金总额的5%，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免税条件。实际上，盖茨基金会的每年支出比例约占（基金总金额）的10%，甚至更多。

“我们一直是这样的标准，以后也将如此。我们希望树立榜样，鼓励社会各界更多的捐赠。我们相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捐赠是可以很有成就感的事情。”苏斯曼说。

苏斯曼还在年信中强调了全球慈善事业的发展和演变。他介绍了不同的慈善机构，比如“非洲慈善论坛”正在帮助非洲捐赠人共同努力推动整个非洲大陆包容而可持续的发展。印度、中国和新加坡等国的基金会也在推动解决更多的本地和全球问题。

“慈善的生态系统与我15年前刚做这项工作时不一样了，这是一件好事。世界各地的捐赠人正在为复杂的挑战描绘宏大的愿景并带来切实的经验。”苏斯曼写道。

全球千百万人的小额捐赠聚沙成塔，也会产生巨大影响。苏斯曼强调，世界近一半的国家都加入了“慈善星期二”的行列。自2012年以来，这项倡议已促成了130多亿美元的捐赠。

苏斯曼认为 ，当今世界不乏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也不乏敢于挑战这些问题的创新者。然而，如果没有慷慨的资助和持续的支持，伟大的想法也只是想法而已。如果更多人加大承诺并将他们的资源集中于最有需要的领域，这些想法就可以转化为社会效益。

他表示，“面对未来，我始终保持乐观。虽然我们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我坚信，在新工具的帮助下，我们将加快前进的步伐——无论是通过人工智能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应用，还是提高普惠金融、女性经济赋权、或是在传染病和营养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的干预措施。当下的科学发展振奋人心，但我们也需要筹集来自慈善机构和政府等各界的资源，并充分利用私营部门的创新能力，以确保创新能够惠及最有需要的人。这就是我们要通过年信传达的主要信息。”

以下为采访文字实录：

今年的86亿美元将投向哪里？

苏斯曼：今年年信的出发点是这样的，目前全球很多地区——特别是全球南方、非洲和亚洲，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和一系列由此导致的连锁反应之后，进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全球在贫困消除、传染病防控等方面遭受了重大挫折。在过去20年里，我们在减少疟疾死亡、艾滋病死亡、结核病死亡和婴幼儿死亡方面持续取得进展，但现在很多领域的进展出现了逆转、停滞或者放缓。全球当下面临巨大的需求，但也存在大量的机遇。

我们清楚地知道应该做哪些事情来提供帮助。中国在帮助应对这些发展挑战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例如，中国已经消除了疟疾，也可以为全球疟疾消除发挥重大作用，不管是通过直接提供资源还是政府领导的合作项目，也可以通过慈善项目帮助其他国家。

今年的年信详细地讨论了这些需求。盖茨基金会刚刚宣布了2024年的年度预算是86亿美元。在过去四年里，我们的预算增加了20多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家慈善基金会，我们正是因为看到这些挑战，所以才不断增加预算努力回应这些需求和机会。目前全球有60多个国家偿还国际债务的支出高于他们的医疗投入。这些国家的需求很大，其中也蕴含着健康改善的巨大机会，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增加预算。

现在也有很多激动人心的创新，比如在结核病等领域。我们即将启动一项临床试验，这将是百年来首个进入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核病疫苗。盖茨基金会将于今年支持启动该临床试验。 盖茨基金会自从16年前在中国设立代表处以来，也一直将结核病防控作为我们支持中国开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疟疾防治方面也有很多机会。中国自身已经消灭了疟疾，因此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好的经验，无论是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发现青蒿素，还是中国为帮助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消灭疟疾做出的长期贡献。现在盖茨基金会正在与位于北京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等机构合作，该中心已经发现了一些非常有前景的抗疟疾治疗方法。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在根除脊髓灰质炎方面与中国开展合作，目前只有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个国家存在野生脊髓灰质炎病例，中国也能通过不同机会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作为全球最大的基金会一直在为此努力，除此之外，这项工作也得到了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慈善家的支持。

所以今年年信想要传达的信息是，虽然有挑战，但也有机遇，政府和慈善界需要加大资源投入来回应这些需求，才有可能重回本世纪初期的进步轨道上来，并且加快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步伐。中国可以从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问：基金会最近宣布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年度预算86亿美元。这一预算是怎么做出的？ 是否有适当的管理机制确保预算得到合理和有效分配？

苏斯曼：我们设有一个理事会。理事会的成员们10天前（1月13日）刚刚在英国伦敦开过会。理事会会议是由比尔和梅琳达主持的，他们也是基金会的联席主席。他们审核并批准了今年的预算。 我们制定预算的过程很严谨。在一年的过程中，我们不停地寻找慈善资金最能发挥比较优势的领域。

在我们看来，慈善资金和政府资金、私营部门资金有着很大的区别。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资源永远比慈善部门多，但我们的任务是，让资金产生更大规模的实际效应，并对贫困人口的生活产生切实影响。如果想要产生规模化影响，就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无论是非洲还是南亚的政府，还是来自中国等国家的国际援助。私营部门是创新的关键引擎。如果希望发现新药、新疫苗、为农民开发新的农业技术，这些创新往往来自私营部门，但面对贫困人群需求的创新通常不会自动产生，除非得到慈善资金的激励，所以盖茨基金会进入并填补这个市场空缺。

我还是用结核病疫苗的例子来说明。该疫苗最初由一家私营企业开发，但他们不想继续花数亿美元进行临床试验来验证疫苗能否大规模发挥作用，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长期盈利的市场，尽管结核病是世界头号杀手，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其他任何传染病（包括新冠病毒）都多。这是一个慈善资金发挥比较优势的典型例子。

全球健康是我们投入最大的领域，针对全球健康的各项工作，还有农业发展，我们都与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伙伴关系。例如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我们致力于开发新的抗旱、抗涝作物用于帮助西非国家。我们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他们在改善水稻种子产量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我们的合作促使他们运用这些经验去帮助西非地区提高水稻产量。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看重这些技术和应用。因此，在我们预算覆盖的每个领域，我们都研究了慈善资金可以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然后我们希望这些资金可以吸引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更多投入。

问：年度预算新闻稿里提到投入全球健康创新。除此之外，基金会的预算还将投入到哪些地方？基金会如何衡量产生的好处和影响？

苏斯曼：我们的预算吸引了不少关注，86亿美元显然也是一笔很大的金额，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慈善基金会的预算都多。一直以来，我们衡量成功的核心标准都是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或者说我们挽救了多少生命，为最贫困和最脆弱的人提供什么样的机会。因此，我们严格衡量儿童死亡率的下降。疫苗是否能够触及最有需要的儿童？我们主要通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开展这项工作。Gavi与低收入国家合作，为儿童接种疫苗。在Gavi的帮助下，可预防的儿童死亡人数从2000年的每年1000万降至今天的500万。

我们也在中国开展相关工作，例如帮助中国政府推广人乳头瘤病毒疫苗（HPV）和肺炎链球菌结合疫苗（PCV）等重要疫苗，这些都是我们最近做的工作，它们都有切实的影响。我还提到了农业。我们致力于开发抗旱或抗涝作物或牲畜品种。例如，我们帮助非洲小农户对家禽进行基因改良，让它们更能适应干旱的条件，更好地存活、产蛋、产肉。我们有一些非常成功的项目，正在惠及多个非洲国家的数百万农民。对于所有这些领域，我们都会衡量影响，无论是增加女性农户的收入、为孩子接种疫苗，还是获得结核病治疗或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我们与合作伙伴共同使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工作，以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

问：我的问题关于人工智能。我在年信看到盖茨基金会致力于负责任且以更公平的方式部署人工智能技术。那么基金会在评估人工智能项目时，采用的主要指导原则和考虑因素有哪些？目前人工智能在慈善领域的部署还处于实验阶段，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和经验？

苏斯曼：人工智能的发展生机勃勃、创新迭出，并带动了很多领域的革新。但通常情况下，更富有的人群和更富裕的国家会优先受益于这些创新。人工智能无法主动去满足最贫困和最弱势群体的需求，除非我们有意为之。因此，我们努力在多个领域公平运用人工智能。

盖茨基金会发起了一项名为“大挑战”的年度活动，鼓励挑战一些难题，寻找科学突破的机会，每年都公开向全球征集创新解决方案。我们曾经在中国成功举办过“大挑战”活动，很多中国创新者也一直参与我们的“大挑战”活动。去年，我们在非洲塞内加尔举办了“大挑战”年会，并围绕人工智能征集并资助创新方案，探索如何利于人工智能帮助最贫困人群解决在健康等领域的迫切挑战。例如，我们支持了南非的一项致力于艾滋病毒感染诊断咨询的人工智能创新，它能以极具同理心和细致入微的方式为受艾滋病毒影响的人群提供服务，帮助他们定制治疗方案。

我们正在研究人工智能如何能为高风险孕妇提供帮助。例如，我们支持开发了一种人工智能便携式超声设备，只要连接上手机和监视器，它就可以在资源匮乏的地方开展产前护理筛查。在没有完备仪器的情况下，卫生工作者可以用这种便携式仪器评估妊娠风险。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帮助诊断孕产妇或胎儿是否存在风险，是否需要转移到医院或其他机构就诊，以此减少高风险妊娠。像这样的创新有很多，我们很高兴分享我们在这些领域的尝试，这些创新前景广阔。

另一个人工智能运用颇具前景的领域是教育。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的教育实践都遭遇重挫。在很多低收入国家，没有充足的教师来教导孩子们。因此，我们在印度和非洲开展一些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项目，并收获了一些较为积极的早期进展。这些项目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学校制定数学、阅读和识字等课程，并以母语进行教授，让大量学生得以受益。这些都是我们认为人工智能能发挥积极作用的领域。

就慈善行业而言，我认为目前（应用人工智能）最大的机会在于如何识别那些更能产生实际影响的领域。慈善家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知道自己的资源是否得到了有效利用并产生影响。这些慈善家通常是在私营领域积累的财富，他们对高效益习以为常，因此也特别关注慈善如何能带来切实的社会效益。

人工智能也可以从上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研发阶段提供支持。例如，我们支持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正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创新药物研发。我们还将人工智能运用到了另一个在多个非洲和亚洲国家开展的项目，它能帮助小农户进行天气预报和土壤健康测绘，帮助他们定制作物品种和耕作技术，指导他们如何灌溉和施肥。所以，人工智能领域蕴藏着众多机遇，我们非常期待能够将这些飞速演进的创新技术运用到全球健康和发展事业中。

问：您在年信中强调了气候变化。基金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挑战？您如何评价中国发挥自身优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并帮助有需要的人群？

苏斯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通过这个问题也可以很好地说明我之前提到的慈善资金和私营部门资金相比，如何发挥最大作用。例如，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开发新型能源以替代导致气候变化的化石燃料，比尔·盖茨先生正在运用私营领域的资金进行投资，因为他认为可以从市场上募集到资金以开发替代性能源，并由此主导成立了“突破能源”风投基金。他的观点是，替代性能源将成为能源行业的一个重要板块，因此即便很多投资项目最终会失败，其中总会有一些投资将取得巨大成功并且产出回报。

因此像盖茨基金会这样的慈善组织所使用的慈善资金，应该投入到市场失灵的地方，比如抗旱作物的开发。气候变化导致干旱和洪灾频发，让身处非洲和亚洲热带地区的小农户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虽然他们消耗的能源很低，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最小，但他们受到的影响却最大。然而私营部门的资金不会主动流入，用于支持开发高产且适应气候变化的木薯等作物（木薯是非洲大部分地区的重要粮食作物）。因此，基金会在农业研究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例如，我们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共同开展改善农业气候适应的项目。

盖茨基金会在气候变化上关注最多的就是农业的气候适应性，但气候与健康之间的关联也越来越重要。上个月在阿联酋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首次设立了“健康日”（Health Day）。中国在这些领域拥有重要经验与专长，我们希望与中国在这些方面继续保持合作。

疟疾就是与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疾病。研究发现，蚊子正重新回到长期没有发生过疟疾病例的地区。随着气候变化，蚊子会重新出现在更多地方，引发更多的蚊媒传染病。蚊子能传播很多疾病，除了头号的疟疾外，其他重大传染病还包括寨卡、基孔肯雅热、登革热等。因此，治疗和防控疟疾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还是气候变化问题。这些是基金会重点关注的几个领域。

盖茨基金会和CDICA将会进行更深入合作

问：您在年信中指出：“因为富裕国家在国内外的其他优先事项上花费得更多，官方发展援助计划在实际价值上逐年下降。”您如何看待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向其他国家提供国际援助的方式？盖茨基金会是否计划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开展具体合作？

苏斯曼：我们在年信中谈到了各国可用资源减少，而这带来的挑战之一是，尽管需求增加，但国际社会对非洲大陆的援助反而在2022年下降了8%。这些国家面临着巨大的财政挑战，它们从未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挑战，因此几乎耗尽了现有的可用资源。

当然，我们既要最大限度地扩大现有资源的影响，也要寻找新的领域和新的伙伴关系。在这些方面，中国能够通过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DICA）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CIDCA成立不久，我们双方就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去年双方又续签了这份谅解备忘录。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机制，在一些重点领域开展有效的合作。

我一直在谈疟疾，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一方面它的确有需求，目前疟疾仍然是（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最大杀手。全球每年有近60万人死于疟疾，其中绝大多数是非洲儿童。因此，我们特别希望在这一领域与CIDCA建立更多的合作。我们的目光也不仅局限于健康领域，当前我们的合作领域还包括普惠金融、农业发展和妇女经济赋权等。

我希望能在几个月后访问中国，届时我将与CDICA和更多伙伴进行交流。我认为基金会与CDICA有很大的潜力进行更深入的合作。

问：您在年信中提到，您希望慈善基金会的年度支出能超过 5%，这是美国税法规定慈善基金会维持其非营利身份的最低水平。这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苏斯曼：不同国家在鼓励慈善事业方面有不同的模式。我知道中国目前也有很多关于如何通过税收优惠或要求等方面的讨论，旨在鼓励更多的慈善捐赠。我们通过今年的年信希望传递的核心信息是，考虑到目前全球存在的这些需求和机遇，我们鼓励所有团体——无论是个人还是基金会这样的机构，都提高捐赠，抓住这些具有高影响力的机会。

美国法律规定（慈善机构的）最低慈善支出不应低于基金总额的5%，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免税条件。实际上，盖茨基金会的每年支出比例约占（基金总金额）的10%，甚至更多。我们一直是这样的标准，以后也将如此。我们希望树立榜样，鼓励社会各界更多的捐赠。我们相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捐赠是可以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当我们谈论捐赠时，我们要以人为本，优先考虑投入于健康和教育，对此我们一直毫不讳言。

我们相信，这类投入是最有价值的。因为这既能避免我们的下一代死于可预防的疾病，又能通过改善营养和教育帮助他们茁壮成长，并最终实现经济赋权、提高发展机遇，正如中国向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所展示的那样。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形，并认为这很重要。我们鼓励其他慈善组织考虑提高慈善支出（不仅仅是达到最低限度），并鼓励其他有资源的个人进行更为慷慨的捐赠，这也包括社会大众。他们可以通过像“慈善星期二”这样的活动捐赠。这是一项全球性的活动，其中中国也有参与。

我知道中国国内还有很多其他的捐赠活动和机会。在此，我想强调慈善的普遍含义：回馈社会，帮助和支持有需要的人。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大型基金会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要求，也是我们与中国政府以及其他国家政府开展合作的良好机会。在中国，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关注点和机会，特别是在卫生和农业领域，还有支持非洲国家等等。

共建式慈善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工具

问：许多人认为，2024 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会升级，导致地区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对此，慈善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世界又该如何加强对受这些冲突影响的人们的支持？

苏斯曼：现在显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乌克兰、中东，还是非洲中部和西部许多国家都存在区域性冲突。地缘政治是谈及全球稳定时不可避免的话题，也是引发全球担忧的焦点。我认为，慈善事业应该起到的一个关键作用是，即使面临这些挑战，我们也不应该失去对健康和发展这些全球共同优先事项的关注，这也是我们试图通过基金会日常工作和像年信这样的重要契机来传达的信息。

联合国于2015年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其核心包括在健康、女性经济赋权、性别平等、农业生产力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可衡量的改善指标。即便政治局势紧张，我们也要提供足够的支持，确保每个儿童都能获得需要的疫苗，确保每个母亲在怀孕和分娩时得到适当的医疗服务，确保那些对导致气候变化影响最小的农民获得工具和资源，以应对这些挑战。

我认为，在当今情况下，我们可以同时做到应对地缘政治挑战和持续关注优先事项这两点。我们不是有意忽视地缘政治带来的艰巨挑战，但这不应该以牺牲最贫困和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为代价。这也是我们试图通过基金会的资助和工作来证明的观点。

问：当前世界面临许多新挑战，在这种时刻，您是否感觉亿万富翁们对参与慈善活动的热情很高，抑或是恰恰相反？当您与这些潜在捐赠者接触时，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什么？您如何看待中国富豪参与慈善事业的潜力？

苏斯曼：即使很多国家面临多重挑战、全球进展也出现了我之前描述的倒退，但在全球范围内，亿万富翁群体在过去几年里呈现另一番景象——他们的数量和财富都在增加。目前，全球共有 2400 多位亿万富翁。我们认为，许多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对如何回馈社会、发挥影响越来越感兴趣。事实上，他们只要利用大量的现有资源就可以。我们希望呼吁的是，眼下正是开展回馈社会的关键时刻，而且我们可以找出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方法进行这种回馈。

关于你问的“热情”的问题，其实人们往往会犹豫不决。那些在私营部门非常成功的人往往会担心自己能否在慈善事业中发挥影响力。的确开展慈善事业并非易事，因为存在很多不容易攻克的技术挑战。但实际上，机会和工具还是存在的。我在年信中强调的其中一项就是未来的“共建式慈善”。在亚洲、非洲、美国都有这样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比如我们支持的一项名为“共同影响性别基金”（Co-Impact Gender Fund）的倡议。它从高净值人士那里获得了许多资源，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共建式慈善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工具，包括在中国也可以产生影响。

就中国而言，我们已经与本地的高净值人群开展了多年的互动。中国国内显然存在巨大的需求，人们对已经开展的重要国内慈善工作兴趣浓厚，但同时也对一些全球性的机会越来越感兴趣。希望我们能够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发挥作用，尤其考虑到在过去十年中，亚洲地区的财富积累很多。

大流行病基金目前资金还远远不够

问：距第一例新冠病例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年。现在，虽然我们的生活似乎已经恢复正常，但病毒仍在不断演变，我们仍能看到很多严重的新冠病例，仍有人因为新冠而失去生命。在您看来，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应对后疫情时代？我们还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

苏斯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全球并未做好充足的准备以应对下一次大流行。在两年前的 G20峰会上，盖茨基金会作为小组成员之一，我们曾提交了报告，就资金筹措和投入领域提出建议，旨在避免我们再次遭受像新冠那样的大流行所带来的重创。众所周知，新冠疫情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亡，并造成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和社会损失。

我们的建议是全球每年需投入100亿美元建立完善的监测体系——追踪全球新出现的病原体，快速监测和识别潜在的新发疾病，尤其是在非洲这样资源稀缺、设施不足的地方；同时还要加强对新病原体的研发，比如通过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 CEPI）这样的组织。盖茨基金会是CEPI的捐赠者之一，CEPI也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开展了一些工作。迄今为止，尽管世界银行成立了一个新的大流行病基金，但目前资金池只有大约16.5亿到17亿美元，远未达到既定的100 亿美元的目标。

中国和盖茨基金会都向该基金提供了捐款。上个月，也就是 2023年12 月，大流行病基金开始实施第一笔投资，但其规模和范围远远达不到需要。盖茨基金会现在很关注这个基金，看看我们能否帮助它在监测等方面获得更多资助。同时，我们还需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它能够组织“全球卫生应急团队”，在我们监测到像新冠病毒这样的新病原体时，能够迅速介入并向各个国家提供支持。但现在的情况令人担忧：虽然很多国家都在本土大力开展工作，但我们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理想状态下的全球基础设施，以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病。

问：基金会的联席主席们对于未来愿景和战略重点都有明确的想法。作为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您可以分享一些与他们共事的经验吗？基金会于两年前成立的理事会目前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是否有计划招募更多的理事？

苏斯曼：作为基金会的联席主席，比尔·盖茨与梅琳达·弗兰奇·盖茨在创办基金会时就有非常明确的愿景，它就刻在我们西雅图总部的墙上，即：人人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它不仅是基金会的动力所在，更代表了比尔与梅琳达的愿景。这一愿景指导我们选定健康、教育和农业发展作为重点工作领域。

就基金会的各位理事而言，我们在他们加入时就明确表示，基金会不打算向新的业务领域拓展，比如：我们不会突然关注生物多样性。虽然我们认为这个议题也很重要，但联席主席们已经选择好了他们认为基金会可以发挥最大影响的优先领域。

理事会的主要作用是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确保基金会优先考虑那些在以上领域最能产生影响力的战略、干预措施和资助。理事会还就如何应对风险开展热烈的讨论。这些风险可能是新病原体或疾病带来的风险，也可能是资助减少和合作伙伴关系领域的风险，还可能是政治上的挑战——比如说地缘政治问题。理事会还会讨论基金会的预算分配问题，具体任务包括批准预算，并监督基金会涉足的各个领域的工作。

理事们对基金会的工作非常热心。他们包括来自印度的阿希什·达万（Ashish Dhawan），非洲的斯特拉夫·马希依瓦（Strive Masiyiwa），美国的海伦·盖尔（Helene Gayle）和汤姆·蒂尔尼（Tom Tierney），还有来自英国和埃及、目前在美国生活的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这是一个非常强大、博学多才的团队。根据章程，我们最多可以再增加一名理事，但我们认为理事会目前运作得非常高效，所以目前没有增加新成员的考虑。我们十天前刚开了一次会，非常富有成效。我可以代表比尔和梅琳达明确地表示，理事会的存在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加明智地利用基金会的资源。

问：您在年信中提及，大多数富有的捐赠人都表达了为社会变革而捐款的愿望，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捐款中很大一部分还是流向了精英大学和文化机构。在您看来，慈善组织的独特作用是什么？您认为哪些领域会有更多的需求，并希望鼓励各界为之提供支持？

苏斯曼：对大学或文化机构的捐赠固然重要，我们鼓励并支持各种慈善捐赠。不过事实上——至少在美国，许多这样的机构坐拥丰厚的捐赠及大量的资源；与此同时，对于全球甚至包括美国本土的最贫困人群的捐赠是严重不足的。

我们在年信中的呼吁不是说捐赠人不应该向大学或者文化机构捐款，而是希望他们在向这些机构进行捐赠的同时，能否也拿出部分资源用于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他们能否对名牌大学捐赠的同时，也考虑对教育本身进行资助？比如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教科书，或者对人工智能课程和教学工具进行一些有新意的资助，使得这些课程和工具可以在非洲和亚洲一些资源匮乏的地区发挥作用。

我们认为，能产生最大影响、让慈善资源得到最佳利用的资助是那些能够促进人类发展的投入，因为它们能够为全世界最贫困、最脆弱的人群提供发展的机会和平台。在这一领域，我们面临很多机会。我希望这封年信能够获得有识之士的响应、拓展更多的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