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穿戴“伤害民族感情”服饰，中国治安法修订案引争议

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光景。共产党正逐步放松对社会的严厉钳制，公众也在不断挑战自我表达和个人主义的极限。女性鞋跟高矮和男性头发长短之争都体现了这样的拉扯。

现在，政府拟议修订一部法案，“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可能会被拘留和罚款。到底何种行为可被视为违法，并没有具体的说明。

该草案遭致了广泛批评，中国法律学者、记者和商界人士都在过去一周表达了他们的担忧。他们认为，如果该法案生效，将会赋予当局权力，对任何他们不喜欢的东西进行监管。这也将是公众与政府关系的大倒退。

“中国历史上对服装、发型非常在意的时候，往往都是‘历史的坏时刻’，”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上一个名叫“张3丰”的账号这样写道。“这条修改意见的出台，也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味道。”这篇文章在被审查删除前曾广泛流传。

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政府总是执迷于管控——管人想什么，管人在网上说什么，现在又要管人穿什么。

中国用现代技术建立了一个监控国家，广泛审查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甚至禁止手机和电视屏幕上出现露文身和戴耳环的男性。意识形态的紧箍咒正在私人空间收紧。穿衣这样的个人选择越来越多地受到警察或多管闲事的路人的审查。

7月，一名老大爷在公交车上责骂一名年轻女子，因为她穿了可能被认为是日式风格的服装。当时那名女子正要去参加一个cosplay展会，现场的人都会打扮成电影、书籍、电视节目和游戏里的角色。上个月，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拒绝一名武士装扮的男子入内。去年，东部城市苏州的警方曾短暂拘留一名穿和服的女子。

这些事件都与中国政府煽动的反日情绪有关。但冲突并不止于此。

上个月在北京，为了遏制同性骄傲文化的展示，保安阻拦穿彩虹元素服装的观众参加台湾歌手张惠妹的演唱会。也是在8月，有人举报了台湾歌手蔡依林的一场演唱会，因为她的歌迷展示了彩虹灯，部分男歌迷还穿了所谓“花枝招展”的女装。就在上周，深圳警方训斥了一名穿超短裙直播的男子，“大男人穿个裙子在公共场所，你觉得你很正能量吗？！”警察向该名男子吼道。

该草案的公众征求意见期限至9月30日，若是获得全国人大通过，此类情况可能将被处以最高3000元罚款和最多15日拘留。

该法案可能会使中国跻身社会最保守的国家之列。

“道德警察呼之欲出，”律师郭晖在微博上写道。“你们还笑话伊朗、阿富汗吗？”上周，人们发出了上世纪70年代伊朗和阿富汗女性穿超短裙和其他西式服装的照片，当时这两个国家还没有被专制宗教统治者接管。

许多人对该法案没有明确规定何种行为构成犯罪而担忧不已。法案中的语言——“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或标志——与外交部和官媒表达对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不满的措辞相似。没人能说清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找到中国最大的网络搜索公司百度最近发布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文心一言”，询问它如何定义“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文心一言”说它不知道答案，并建议我换个话题。

若是没有明确的定义，此法案的执行将取决于执法者个人的主观解释。

“如果公职人员可以凭个人偏好和观念信条，随意扩张解释和适用法律，那么我们距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就不远了，”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在澎湃新闻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她援引了网友的评论称，如果穿和服都可以被理解为有损民族精神，那么吃日料、看动漫或学日文是不是也会被认为是冒犯民族感情呢？其他人则指出，该禁令可能会延伸到穿西装打领带，这顾名思义就是来自西方的服装。

这很难不让人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日子，当时的中国人要用布票买衣服，买到的衣服一般只有蓝色和灰色。在中国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时尚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法国设计师皮尔·卡丹举办了中国最早的一场时装秀，身着高定时装的模特和大多身穿深色中山装的观众形成了鲜明对比。一边是富裕而活力十足的发达世界，一边则是贫困而充满压抑的中国。

中国必须变革。首当其冲就是要允许人们穿他们喜欢的衣服。

在这场时装秀举办几个月后，一本官方杂志发文称，“头发的长短，裤脚的大小和思想的好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尽管如此，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时尚依然是改革派领导人和保守派对抗的权力场。

1983年，改革派党总书记胡耀邦不得不敦促官员同僚不得“干涉人家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

西式时尚大概在1987年之后才真正流行起来，当时新任党总书记赵紫阳身着双排扣蓝色细条纹西装，畅所欲言地回答了许多未经筛选的提问，给国际媒体留下深刻印象。据时报发自北京的报道，面对记者对其西装产地提出的疑问，赵紫阳还展示了西装里中国品牌的标签。

后来，胡耀邦和赵紫阳都遭到清洗，但正如他们设想的那样，中国人民的衣橱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中国成为了世界领先的时装制造国，如今也是奢侈品的主要市场。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该草案如果实施，显然很可能会侵蚀他们在过去几十年前重新获得的私人空间。

这项立法遭致大量反对，甚至连一些官媒都在报道公众的不满。

官方小报《环球时报》的前编辑胡锡进就呼吁对该草案的条款做出更明确的解释。他写道，应让法治给人们提供确定性和安全感。

“要活跃市场经济，”他写道，“需要保持一个相对宽松、包容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