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护士：在无尽的忍耐里磨炼心性
·“有时候患者像婴儿，上厕所都需要帮助，那时我们是父母；有时候患者像孩子，用筷子都需要我们教，那时我们是老师；有时候他们像老人，连指甲都需要我们剪，那时我们是子女。”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视觉中国 资料图
9月15日下午5点，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600号，一对母女在大声争执，十几岁的女儿声嘶力竭地喊道：“你就是要我死！”一旁的母亲低声恳求：“我们先回去好吗？”当澎湃科技记者上前询问时，母亲开始声泪俱下：“她忽然感觉情绪不好，但现在已经错过挂号时间了。”她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恳切地抬眼问记者：“你还知道其他办法吗？”
“宛平南路600号”，熟悉上海的人每每提起此处，都难免露出几分暧昧，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以下简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正坐落于此。
在惯常的概念里，精神科主要角色就是医生和患者，精神科护士似乎是一个有些模糊的概念，他们承担了部分护工的工作，比如送饭送药、帮患者整理个人卫生，也承担了一些医生的工作，比如心理疏导。在很多患者眼里，“要尊重医生，因为医生负责开药治病”，那么护士呢？
在精神科，护士是沟通各方的桥梁，他们需要协调患者和家属、医生和患者等多方关系，这份事无巨细的工作需要超强的忍耐力。
2023年10月10日是第32个世界精神卫生日。近日，澎湃科技采访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三位护士，得以知道这个群体的喜怒哀乐。
柔软的坚硬
45岁的杜哲一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成瘾病房的护士长。她很早就来到约定的采访地点。杜哲一留着干练的短发，穿一双运动鞋和一条小脚牛仔裤，语速较快，整个人看起来爽快利落，笑起来眉眼弯弯，握手时，她的手软软的。看似雷厉风行，却并没有“扎人”的棱角。
除了日常查房，杜哲一还需要管理协调整个成瘾病房的护士工作。成瘾病房共有64张床位，10名护士。最常见的患者是酒精成瘾患者，不过近几年多了些手机成瘾患者。
最近有一位15岁的手机成瘾患者小毛住进了病房，小毛父亲外出务工，母亲在家务农，父母哄孩子最大的“利器”就是丢给他一部手机，因此小毛从小和手机相伴。
杜哲一形容：“这个孩子属于通常意义的‘问题少年’，偷窃、抢劫……他都干过，小毛很少和人交流，通常只简单地点头摇头。”为了和小毛拉近距离，杜哲一拿自己举例：“我也很依赖手机，现代社会，谁不依赖手机呢？你来这不代表你是异类，只是你的依赖程度更深一些，等你住进来就会发现，病房里有很多像你一样的大人，他们都没长大，你也不必有负罪感。”
杜哲一语调平缓地讲述，她的语气少有起伏，但莫名让人觉得很有信服力，这份信任感来自她对自身专业的不断精进：“我在成瘾病房工作几十年，但从来没有自满过，因为人的精神状态也在随着社会变化而改变。就像近几年忽然增多的手机成瘾患者，怎么面对和治疗此类患者，我还在不断学习。”
对不同患者，她有不同办法，有些酒精类成瘾患者住院多次，已是“常客”，杜哲一常半开玩笑：“你的人生难道有一半都要在这度过吗？别把这当家。”面对那些少言寡语的患者，她常宽慰：“别紧张，在这儿比在家还好，有人管饭，有人聊天，你只需要放松心情，听话就行。”
杜哲一的严谨还体现在她的措辞，采访中她小心谨慎地挑选着用词，很少对某类现象下定论，也很少使用“最”、“绝对”等字眼，她最常说的是“我还在不断学习中”。
这位有着几十年工作经验，专业素质过硬的护士长已经形成了一套权威、官方的语言体系和稳定的精神内核，“精神关怀”、“耐心劝解”是她在采访中最常提到的词。她说这份工作是一种“修炼”。“应该可以看出来，我是个比较急躁的人，走路也很快，但这份工作让我真正沉下来，我看到了自己温柔的内核。”杜哲一说。
如此柔软的内核是真真实实被“打磨”出来的。患者发病时会时常出现大喊大叫、暴力对抗护士的行为，“我已经习惯了，但年轻护士容易沉不住气，我不仅要安抚患者及其家属，也要安慰护士。”她就像一名裁判，维持着天平的平衡。她笑称自己有时就像“受气包”，“我可以牺牲自己的情绪，我常跟护士说，有不满很正常，你们完全可以发泄给我，但是绝不能影响到病人。”
杜哲一时常能从哭着向她跑来的小护士身上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她还记得刚做护士时，有一次去给患者送饭，患者忽然扯住她的头发，使劲往地上摔，杜哲一大脑空白，反应过来时，已经被好几个同事成功“解救”，杜哲一一边模仿患者抓住自己头发，一边冷静地回忆：“就像这样，我当时只感觉头皮火辣辣的疼，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流。”等一切结束，杜哲一摸摸脸上的眼泪，才感觉委屈爬上心头，“我跑去跟当时的护士长哭诉，她跟我说习惯就好，要理解病人，我感叹不知要多久才能习惯。没想到，一转眼快三十年过去了，我也变成了劝其他小护士‘习惯就好’的前辈。”
无数个类似的瞬间造就了现在这个坚强又温柔的护士长。很难说出杜哲一是在哪个瞬间感觉自己成熟了，就像她很难记起自己最委屈最崩溃的经历。那些似乎应该充满意义的人生节点都被杜哲一风轻云淡地以“真的记不太清了”带过，在她这儿，那些用来磨砺珍珠的坚硬砾石都变成了不着痕迹的流沙，痛苦的回忆也变成滋养她成长的肥料。
杜哲一不是没想过转行，尤其是在精神健康产业还未起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精神科护士并不是一个令人骄傲的职业。她记得刚工作时，朋友聚餐问她工作情况，当说出“精神科护士”后，饭桌总是忽然安静，她只得自顾自地说下去：“是一份不错的工作，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奇怪。”但总有种越描越黑的尴尬。“不过现在很好了，”杜哲一语调忽然提高：“现在我对这份职业充满骄傲，因为有成瘾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亲朋好友都会向我咨询（相关问题）。”
至于坚持的过程，杜哲一没有对其赋予任何晦暗色彩或特殊意义，她像之前一样轻声说：“也没什么，就是觉得已经选择了这行，还不如好好积累经验，做生不如做熟嘛。”
面对略显煽情的提问，这位干练的护士长习惯给出最朴素的回答，整个采访中，杜哲一只红过两次眼眶，一次是被问到“你的委屈向谁倾诉”时，她忍不住哽咽，随即深吸一口气，笑着快速平复情绪：“我的委屈自己消化。”还有一次是回答“想对刚上班的自己说什么”时，杜哲一不好意思地擦擦眼眶：“我觉得我已经超越曾经定下的目标了，我只想对那个年轻的小姑娘说两个字：加油，唯有加油。”
天生就适合做护士
有人在日日的修练中磨练心性，也有人天生就适合“吃这碗饭”。如果患者、精神科医生、护士等相关角色构成一副拼图，47岁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科护士长盛梅青就像一块完美的小板块，严丝合缝地填进任何一个需要她的空缺。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举办的阿尔茨海默病主题摄影展“忆境漫游”。澎湃新闻记者 姚易琪 摄
她说自己天生就适合干这行。“我妈妈说我头发软，耳朵也软，说话柔声细语，又有耐心，就适合做护士。”她工作的科室也佐证了这一点，盛梅青笑称老年精神科就像一所“老年幼儿园”，除了发药、查房、送饭等，护士们还需要处理日常“纠纷”。
争吵会发生在任何时刻。比如，老年精神科会统一发放样式相同的衣物，有老人看到其他人穿着跟自己一样，会怀疑有人偷了自己衣服，盛梅青往往会再拿出一套衣物，然后假装惊讶：“你的衣服在这儿，找到了！”还有患者经常日夜混淆，夜里大喊大叫，吵得他人不能安眠。盛梅青很少疾言厉色，“他就是生病了，不是故意不配合，多给些耐心是理所应当的。”
盛梅青的耐心似乎源源不断，她就像平静的海水，温柔又平缓地承托着浮在海面的一切，她无需自我劝说，在她眼里，患者的愤怒、争吵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好像就是当护士的料，我确实不觉得烦，也未感到耐心被耗尽。”盛梅青甚至还在不断自省：“我应该更平和些。”她描述一位同事，能细致妥帖地照顾所有老人，“老人们都愿意听她的话，在这方面我还要继续努力。”为了和老人们拉进距离，盛梅青有时会摘下口罩，“我不想让他们觉得陌生，戴着口罩似乎所有人都长得一样，但我想露出我的微笑。”老人们评价盛梅青，笑起来眉眼弯弯，很有亲和力。
盛梅青向记者介绍和老人打交道的诀窍：少使用命令句。有些老人不喜欢用公共马桶，她不会命令说：“你现在要去上厕所。”而是会解释：“老年人尿憋久了对身体不好，而且一会还要喝水进食，所以你需要上厕所，这对你有好处。”有老人怀疑饭菜里下了毒，盛梅青会亲自示范：“别害怕，我吃一口给你看。”如果还不见效，她会跟老人商量，一口一口喂饭，如此下来，一顿饭通常要吃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
在老年精神科，时间会被拉长，一切都会被放大，很多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对老人来说却存在致命危险。在刚过去的中秋节，医院给患者们发放月饼，老人吃月饼很容易造成噎食，护士们需要将一块月饼分成若干小块，或捣碎了加进粥里，再喂给无法自己进食的老年患者。
“我觉得成熟的老年精神科护士比年轻的医生还能干，我们需要全天候看护患者，需要调解医生、患者跟家属的矛盾，还需要在发生突发情况时冲上去。”澎湃科技记者问盛梅青：“会碰到难缠的家属吗？”她笑了笑，帮助记者纠正措辞：“不是难缠，是有点难沟通，比如有些家属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在夜间给患者上束带，在他看来这就是把患者绑在床上，但有些患者会出现夜间伤人或自残行为，这是为了保护他人和患者自身的安全。”
“忆境漫游”摄影展现场的留言簿，观众可以在上面写下“你想记得”的任何事。澎湃新闻记者 姚易琪 摄
在盛梅青看来，家属有时并非有意刁难，“只是他不了解专业知识，所以需要我们护士耐心解释，当然，也会有些家属很难听进护士的话，当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我们只能改变自己。”
盛梅青的职业道路基本没什么遗憾，唯一的遗憾就是无法顾家：“我家比较远，每天通勤要3-4小时左右，加之工作中需要事无巨细地照顾患者，回家难免会累，我丈夫下班也较晚，只能把照顾孩子的重担交给我婆婆。”盛梅青转而快速说道：“不过也还好，我的职业道路发展比较平顺已经很幸运了。”
拒绝煽情似乎是杜哲一和盛梅青的共性，她们习惯将一切都化为风轻云淡，也许正是这份需要时时沉着冷静的工作练就了她们平稳强大的内心。
另一种“六边形战士”
跟杜哲一和盛梅青截然不同，邵杰有一套自己的处事哲学。他在普通精神科男病房工作，该病房主要收治精神分裂症及双相情感障碍患者。邵杰直言，在精神科，男护士和女护士最重要的差别就是体力不同。“也许在其他科室大家更喜欢女护士，更细心也更温柔，但在精神科，由于病人可能随时出现暴力行为，因此更需要男护士。”
邵杰的男同事曾在夜里查完房转身时，被躲在床边的男患者从后面勒住脖子，“我同事挣扎了半天才逃脱，如果换成女护士，真的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所以如果可以，我希望男病房全部换成男护士。这位患者清醒后完全不记得自己有过此行为，所以你看，这份工作是一份‘没地儿说理’的工作。”
邵杰选择这份“没地儿说理”工作的理由非常简单：就业率不错，且工作稳定。他觉得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当精神科护士，还不够成熟稳定，也没有杜哲一和盛梅青那样的忍耐力。采访讲到高兴处，这位刚30岁的年轻小伙子会饶有趣味地抬高一边眉毛。为了消解不适合精神科工作的那部分性格特质，邵杰在生活和工作间划分出一道清晰的分界线。
穿上护士服，走入病房的邵杰细心且观察力强。他会在查房时仔细观察患者的神态：“有些患者要发病时两眼空洞，盯着一个点，这时候就要提高警惕，还有些患者看到你过来会有一个微小又迅速的藏东西的动作，尤其是夜间查房的时候，要非常注意他们是否私藏了带有危险性的物品，比如削尖的牙刷。”邵杰曾多次在查房时找到可能造成伤害的小物件。
除了细心地巡查，邵杰还提到一个重要的工作环节：证明。医院会定期安排患者和家属会面，很多患者会忘记自己到底吃了什么，“比如我们饭后会发苹果，有些患者会向家属抱怨没拿到苹果，我们需要向家属证明，苹果确实发给了每个人。这就需要在发放食物时一一拍照留存。”除了苹果，还有药片、家属带给患者的物品……当各种“证明”充斥这份工作的每个环节时，意味着工作量和工作时长倍增。
绝大部分时间，邵杰都必须保持沉稳冷静，但在偶尔几个瞬间，他可以和病人一起变得“幼稚”。有些病人喜欢美少女战士和奥特曼，有些喜欢打游戏，邵杰会跟他们闲聊几句，“还有一个病人说自己交过很多女朋友，我喜欢逗他，那你跟我详细讲讲。他就会变得支支吾吾，挺可爱的。”
这一切都发生在病房里，当换上私服时，邵杰会忘记在病房的一切，变成那个内向、不紧不慢的自己。就像邵杰会跟病人交流，但他深知“他们的精神状态绝对不正常”，他也明白，工作就是工作，“我不会让它侵入我的生活。”病人和工作都在河对岸，与邵杰保持一定距离。
“不过分投入”是邵杰的工作方法，“当然有某一方面特别突出的护士，比如，有的护士情感充沛，能与病人共情，有的护士耐心超常，而我就是一个情绪稳定、各项工作都能合格完成的护士，我觉得这也是另一种‘六边形战士’，没有突出的优势，也没有致命的劣势。”
邵杰对未来没有太多构想和规划，平平淡淡地做一名“合格”的护士是他目前的打算。他已经摸索出一套“生存法则”，找到那个保持自我情绪稳定的平衡点，并从工作中汲取了养分。邵杰很会自我调节和自我劝说，他笑称：“我很会给自己‘洗脑’，因为劝说是我工作的重要一部分，比如病人想出院，我劝他们病还没好，病人又开始幻想了，我劝他们头脑中那个世界并不真实，我连其他人都劝得动，还能劝不动自己吗？”
采访结束后，三位护士又回到工作岗位，我们得以从他们身上窥见精神科护士的工作生态。似乎很难给他们一个简单的角色定位，那就用杜哲一的一句话结尾吧：“有时候患者像婴儿，上厕所都需要帮助，那时我们是父母；有时候患者像孩子，用筷子都需要我们教，那时我们是老师；有时候他们像老人，连指甲都需要我们剪，那时我们是子女。”
（文中小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