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案背景与初衷

《新闻法》全称《防止国家不当监控新闻记者法案》(Protect Reporters from Exploitative State Spying (PRESS) Act)，于2023年6月由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杰米·拉斯金(Jamie Raskin)和共和党众议员凯文·基利(Kevin Kiley)发起。此外，三位参议员罗恩·怀登(Ron Wyden)、迪克·德宾(Dick Durbin)和迈克·李(Mike Lee)也提出了《新闻法》的配套提案。在2023年9月在参议院发起此法案的还有共和党人、资深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

该法案旨在保护记者免受政府不必要的监视，确保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新闻自由。它明确禁止联邦政府及电信公司(如电话、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未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强迫披露记者受保护的信息。例外情况包括防止恐怖活动或迫在眉睫的暴力威胁。

目前，美国有48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都对新闻记者特权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法案，但各州的保护措施差别很大。目前尚无联邦级别的保护法，从法律上限制或阻止政府从电话公司、电子邮件提供商和其它第三方秘密获取记者的通讯记录以识别其消息来源。《新闻法》正是为填补这一法律空白，防止政府滥权并保护信息流通的自由，而这一倡议已获得新闻自由组织的广泛支持。

两党分歧与争议

2024年1月，《新闻法》在众议院获得两党议员的全票通过。然而，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11月20日在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明确反对，呼吁共和党“否决这个法案”。12月10日，《新闻法》参议员汤姆·科顿在参议院阻止了法案的通过。他说：“这个法案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也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侮辱。此法将把媒体变成一个受保护的阶级，赋予他们其他任何美国公民都无法享受的特权。”

法案发起人之一、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罗恩·怀登反驳说：“言论自由是我们这个国家如此特别的奠基石。我开过超过一千场讨论集会，大家总是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得以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能听到不同的声音。”

媒体组织的回应

消息传出后，美国各大媒体权益组织纷纷表达失望。新闻自由记者委员会政策主任加布·罗特曼(Gabe Rottman)称之为“常识性法案”，强调“现在是时候推进这一关键保护措施了。”

“这是一项具有广泛跨党派支持的常识性法案，”新闻自由记者委员会的政策主任加布·罗特曼(Gabe Rottman)对美国之音表示，“是时候把这个法案推进到最后阶段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新闻法》已被判死刑。

美国笔会常务董事哈达尔·哈里斯(Hadar Harris)在其网站发表声明说：“自由媒体在美国民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是保护记者工作最重要的时刻。我们继续敦促在年底前将这项保护记者的重要法案纳入任何正在审议的立法中，以确保法案获得通过。“

位于纽约的媒体自由基金会主任赛斯·罗特曼(Seth Stern)发表声明说：“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来推动这项跨党派法案，现在时间不多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需要将《新闻法》纳入法律，无论是将其附加到年底的立法方案中，还是单独提交议会，哪怕这意味着缩短议员的假期。”

具体案例凸显法案必要性

近年来，记者因保护消息来源而面临法律诉讼的案例屡见不鲜，凸显了《新闻法》的紧迫性。最近的一桩官司更可谓是体现《新闻法》重要性的典型案例。

2017年，前福克斯新闻记者凯瑟琳·赫里奇(Catherine Herridge)报道了联邦调查局(FBI)对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管理技术大学(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以下简称UMT)的创办人华裔美国人陈燕平(Yanping Chen的音译)及其大学与中国军方关系的调查。尽管FBI最终未起诉陈燕平，但相关信息泄露引发法律诉讼。

陈燕平的父亲是中国解放军少将陈彬。她1987年带着女儿由北京来到美国，于1999年取得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学位，并于2001年入籍。她创立于1998年的这所大学和北京及全球各大学都有伙伴关系，很多校友曾是前美军服役人员。

包括联邦调查局、美国司法部、国防部、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等在内的多个美国政府部门对UMT领导层和中共的关系进行了多年的调查，FBI还曾在2012年两次高调搜查陈燕平和其先生位于北弗吉尼亚州的寓所。

FBI最终在2016年结束调查，并决定不对陈燕平发起指控。

不过，事情并未就此了结。陈燕平被调查一事的诸多细节，被匿名消息人士提供给了前福克斯新闻记者凯瑟琳·赫里奇(Catherine Herridge)。赫里奇联合其他几位记者在2017年发表了多篇报道，描述了陈燕平以及UMT被调查的来龙去脉，字里行间暗示陈有为中共收集情报和在移民问题上说谎的嫌疑。

陈燕平在2018年将FBI、国防部等执法机构以违反《隐私法》为由告上法庭，要求联邦政府对选择性地向福克斯新闻泄露在FBI调查期间收集的有关她的信息承担责任。之后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两次裁定赫里奇必须透露消息来源，但她拒绝服从，并对法院接下来的藐视法庭裁决提出上诉。

2023年9月，赫里奇在提供审前宣誓供证(deposition)时，仍拒绝透露2017年报导的消息来源，此举违反了华盛顿特区法官克里斯托弗·库柏(Christopher Cooper)8月下达必须公布消息来源的命令。赫里奇与福克斯新闻曾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新闻自由为由，双双请求法院驳回传票，但被库柏拒绝。

2024年2月29日，赫里奇被判藐视法庭，每天罚款800美元，直到交待消息来源为止。不过，法官库柏同意刑责延缓运行30天，使其有时间提出上诉。

11月中旬，此案再次在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进行口头辩论，三名法官中的两名表现出了不太支持取消赫里奇藐视法庭令的态度。其中，一位法官在评论中表示，任何媒体特权都会引发关于谁有资格成为记者的棘手划线问题：“我们现在处于社交媒体时代，大家都躲在推特后面，躲在其他社交媒体后面。你到底在保护谁呢？”

参加旁听此次辩论的作家和前记者杰瑞·邓利维(Jerry Dunleavy)在前身推特的社交平台X上为赫里奇鸣冤称：“赫里奇因揭露美国政府的无能而受到惩罚。毫无疑问，她的案件对那些想要在揭露腐败时保护消息来源的好记者来说是一个威胁。”他断言，“上诉法院如何裁决此事，以及特朗普的司法部将采取何种行动，将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产生重大影响。”

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律师泰勒·克里斯汀(Tyler Christians)告诉美国之音，他对来自政府的“泄密者”一直持有怀疑态度。他说：“一些为政府工作的人，可能出于政治目的，或者其他的私人目的，对媒体泄露部分或者有误导性的信息。然后媒体再发表出去，造成影响。他们的身份应该受到完全的保护吗？也许并不该。”

克里斯汀补充说：“我无意批评这个新闻法案，我只是觉得，如果给泄密者以无限的保护，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达到自己也许并不光明的目的。保护记者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事实操作上能不能实现公正就难讲了。”

言论自由与法律边界的博弈

2008年，前《今日美国》报(USA Today)记者托尼·路西(Toni Locy)发布报道，披露联邦政府调查陆军科学家史蒂芬·哈特菲尔(Steven Hatfill)和2001年的致命炭疽袭击可能有关。哈特菲尔向法庭提起隐私法诉讼，但是路西拒绝提供消息来源，被法官命令支付每天 5,000美元的罚款和律师费。在路西对该藐视法庭令的上诉悬而未决期间，美国政府与哈特菲尔达成了580万美元的和解，结束了藐视法庭之争。和解后不久，司法部最终得出结论，哈特菲尔和炭疽邮件事件无关。

2005年，曾被怀疑是中国间谍的前核武器科学家李文和在长达六年多的诉讼后，就隐私诉讼达成和解，从美国政府和五家新闻机构获得 160 万美元赔偿。台裔美国人李文和指控能源部和司法部向媒体泄露了他被调查的信息，侵犯了他的隐私权。这五家新闻机构分别是美联社、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他们同意向李文和支付 75 万美元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以结束对五名拒绝透露消息来源的记者的藐视法庭诉讼。

“这确实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弗吉尼亚州律师克里斯汀对美国之音说，“立法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是会不会被利用呢？诚然，我们见过许多正直的吹哨人，比如当年揭发美军在伊拉克虐囚那位。他向媒体提供了违法行为的证据，这种人该受到保护。但是如果向媒体泄密只是出于某些人自己的不法动机，那就另说了。”

至今仍深陷法律纠纷之中的赫里奇在12月初的一次电视采访中再次强调了她对《新闻法》重要性的观点。

她说：“我非常尊重那些向我举报的人。即使在过去几年里，在我被传唤提供消息来源后，他们仍然站了出来。这些人真的相信(政府的)担责问题。这事关民主，这不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而是对两党的当权者说真话。现在有一些记者，比如我，被控藐视法庭，这已经产生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影响。有记者私下跟我说，我完全支持你，我认为你做得对，坚持对消息来源保密，但这让我在做一些棘手的国家安全和情报方面的报道时很犹豫，因为我不想落得和你一样的下场。我不想最终被控藐视法庭，面临法律和财务上的困境。”

赫里奇提到，她现在得到前雇主福克斯新闻的支持，所以尚能坚持，但是很多独立记者或者小媒体的记者，遇到这种事就不一定有同样待遇了，甚至可能会倾家荡产。

“这很重要，因为这会限制言论的多样性，而我真诚地相信这才是民主的真正意义。”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