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键问题仍然困扰着美国大选，那就是为什么经济的强劲复苏几乎没有增加选民们对拜登的好感。很多观察人士错误地认为，这是一种“氛围衰退”，即由党派媒体营造出来的、与现实脱节的悲观“氛围”，偶尔有人会为这种居高临下的观点道歉。

虽然美国经济近来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普通人不靠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字生活，他们对制度失去信心实际上是几代人的故事。

在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中，有90%的人长大后收入高于自己的父母。但对于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来说，这个比例只有50%。如今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说，自己比父母更富有。

在公共债务创历史新高的情况下，近半数美国人认为他们退休后需要依靠政府支持，但大多数人不相信政府能兑现承诺的福利。近七成的人说，经济和政治制度需要“重大变革或彻底推翻”。

拜登上台时承诺要成为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支出最高的一届政府，现在美国的就业全面复苏，而赤字水平与大萧条时期相当。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前经济形势看上去这么好，而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却在50年里持续下降。

这不仅是拜登和美国的故事。虽然可以说失控的政府开支加剧了这种痛苦——拜登执政期间的平均通胀率高于自吉米·卡特以来的任何一位总统，但发达国家的民众长期以来普遍对经济持悲观态度。

几十年来，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伴随着不平等加剧，如今很多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支持率创造了历史最低纪录。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尽管“痛苦指数”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但他的支持率依然惨淡。

党派之争确实有影响。当对方政党的总统在位时，另一方政党成员的悲观情绪越来越严重。今天，最有可能批评经济正在恶化的美国人就是共和党。不过，近六成无党派人士也赞同这一观点，在至少一项民调中，民主党人对目前经济状况的评分低于特朗普执政时期。

糟糕气氛不仅仅是美国的党派媒体最近营造出来的。

民众的失望似乎是基于一种普通人被制度“操纵”的感觉。正如拜登的支持者所言，数据表明，不平等现象在他任内有所下降，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2022年，占美国人口1%的富人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超过20%，这是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首次。

美国最大的那些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的发展速度惊人，它们的地位变得更加难以撼动，它们的所有者也是如此。财富增长最快的不是1%的富人，而是顶级富豪，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科技巨头——这并非巧合。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表明，一个社会越是不平等，流动空间就越小，这让资本主义丧失了它最鼓舞人心的优势——机遇。政治经济学家布莱尔·菲克斯指出，去年美国最有钱的50位富豪的财富总额，达到了前400名亿万富翁财富中位数的50倍，而1983年时这个数字只有10倍。

即便在亿万富翁中，不平等也会阻碍流动性：前50位亿万富豪保住自己在福布斯排行榜上位置的可能性，比上世纪80年代高了约40%。

人们深刻感受到，美国越来越被有钱的精英所主宰。他们付得起私人餐厅高达25万美元的会费，在纽约和迈阿密这些充满活力的城市，这样的餐厅正在把人们根据收入划分成三六九等。

他们在华盛顿制定规则，拥有大量股票、债券和资产。因此，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推高这些资产的价值时，他们从中受益最多。此外，当政府出手救市时，受益的也是他们。

资本主义的缺陷正在以扭曲的形式呈现出来。更好的“信息传递”无法让它所造成的挫败感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