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核心议题在于美国是否正陷入宪政危机的漩涡。

审视当前形势：国会实质上已将其财政权力拱手让与一位未经选举的”影子总统”，此人已攫取了联邦行政机构的大部分控制权。而名义上的总统则宣称拥有如此强大且全面的单方面行政权力，以至于威胁到美国政治体制的共和本质。与此同时，这位总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诸如企图废除出生公民权——明目张胆地违背了宪法基本原则。

然而，正如”危机论”的批评者所指出的，尽管总统有诸多越权、违法和逾矩行为，但他尚未采取那些明确标志着宪政危机的步骤——公然抗拒下级法院的司法命令，或更为严重的，藐视最高法院的裁决。

不过，”危机”一词确实精准捕捉到了美国政治体制正承受的巨大压力程度。在这种压力威胁宪政秩序完整性的层面上，其根源在于美国制度正处于且长期处于深度失修状态。若我们正在经历或接近宪政危机，那么这一进程早已启动。

2009年，法学学者杰克·M·巴尔金和桑福德·莱文森发表了一篇关于宪政危机的论文，题为《宪政危机》，颇为贴切。

他们的论证旨在将普通（甚至非同寻常）的政治冲突与宪政体系本身的崩溃现象区分开来。

“当宪政设计正常运作时——即使人们之间存在强烈分歧并相互威胁——也不构成危机，”巴尔金和莱文森解释道。”反之，当宪政设计体系崩溃时，无论是因为人们弃之不用，还是因为它将人们引向众所周知的悬崖边缘，分歧与威胁便会带上一种特殊的紧迫性，这种紧迫性值得被称为’危机’。”

换言之，当宪法未能完成其首要任务——将政治分歧引导至常规政治程序中——时，危机便应运而生。当分歧开始演变为暴力——走向无政府状态或内战——时，你便面临真正的宪政危机。

基于此，巴尔金和莱文森提出了民主宪政危机的类型学（主要针对美国，但也适用于其他宪政民主国家）。”第一类型”危机是政治领导人公开宣称”有权暂停宪法的特定条款，以维护整体社会秩序并应对紧急情势”。在此类危机中，总统实质上声称拥有宣布例外状态的主权权力，用洛克的话说，是”在法律规定之外行事，有时甚至与之背道而驰”。

历史上从未有总统公然宣称其凌驾于宪法之上。相反，那些寻求扩张权力的总统往往将其行为包装为必要的合法权力行使。显著例证包括南北战争初期的亚伯拉罕·林肯，或更近期的例子，九一一袭击后的乔治·W·布什。

在”第二类型”危机中，政治领导人并非放弃宪法，而是拒绝与失效的宪政秩序决裂。”如果第一类型危机的特征是行为者公开背离对宪法的忠诚，”巴尔金和莱文森写道，”第二类型危机则源于过度忠诚，政治行为者坚守其认为的宪法职责，即使天塌地陷。”

若要在美国历史中寻找此类危机的范例，可见于1860年至1861年初的分离危机，当时詹姆斯·布坎南总统袖手旁观，任由南方分离主义者夺取联邦军火库并筹备战争。

巴尔金和莱文森讨论的第三类也是最后一类宪政危机涉及这样一种情况：”相关行为者均宣称对宪法忠诚”，但”就宪法的具体要求以及何方应持有何种程度的权力存在深刻分歧”。此类危机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性政治争议，在于各方为解决冲突而甘愿越出常规政治框架之外，乃至于逐步升级到动用暴力的地步。

这类危机的体现可见于重建时期的斗争，当时顽固的南方白人武装抗争，最终颠覆了战后建立的双种族政治秩序。

《宪政危机》一文在奥巴马崛起时提出，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奥巴马的总统任期伊始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与乐观。八年后的情境与氛围则更为贴切，此时正值特朗普首届政府开局，巴尔金发表了一篇后续文章，探讨他生动称之为”宪政腐朽”的现象。

若将宪政危机比作急性事件——由外部冲击或内部崩溃触发——那么宪政腐朽则如同慢性疾病。它是，巴尔金写道，”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发生的宪政规范退化过程”。

在当下，你或许已厌倦了关于规范的讨论，但不争的事实是，宪政民主确实依赖这些规范而存续。成功的共和制依托于运作良好的制度框架，用以规范政治野心与权力获取。它要求政治领导人和普通公民在行使权力时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政治不能沦为赢家通吃的游戏。

最为关键的是，宪政民主需要对公共福祉的广泛承诺，或者可称之为公民美德——这是美国革命一代特别关注的议题。这既包括普通公民有责任保持知情与参与，也包括民选官员受托于公共福祉，因而有义务增进共同利益而非自身或盟友的私狭利益。即使我们的制度设计旨在驾驭野心，使”个人利益”与”职位的宪制权利”相结合，也依然需要选择公共服务者具备一定程度的无私奉献精神。

宪政腐朽正是当这一切开始恶化之时。当政府官员背离公共利益，转而服务于其支持者和金主的私利；当机构无力应对公共问题；当政治行为者奉行不计代价的胜利至上主义，罔顾对政治体系整体健康的损害；当政治人物拒绝任何对其权力的限制，并试图规避问责，无论是民主问责还是其他形式——宪政腐朽便悄然滋生。

每一种腐朽动向都侵蚀着宪政政府的根基。恰如啃噬老宅地基的腐朽，若任其蔓延滋长，终将危及整个结构。

若依循巴尔金和莱文森概述的类型学，难以断言美国正在经历宪政危机。尽管唐纳德·特朗普将其第二任期聚焦于激进的行政权力主张，但他尚未宣称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或超越宪法。事实上，他的观点是他拥有”第二条款赋予我作为总统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利”。（此论断显然错误，但即使如此，白宫试图在现有政治秩序框架内构建其主张，这本身仍具意义。）

宪法此刻也并未在政治、社会或经济危机的暗礁上摇摇欲坠，我们的政治领导层亦未转向宪法外的手段来解决其分歧。

关于当前情势是否构成宪政危机，理性人士可持不同见解。但难以否认的是，宪政秩序正从内部深度腐朽的程度。

这种腐朽体现在公众对政府的期望与政府实际交付能力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体现在那些被视为华盛顿常态的赤裸裸的影响力交易和公然掠夺；体现在两大政党的灾难性弱化——无论是被极端主义掏空并受制于超级富豪的共和党，以至沦为民粹主义煽动者及其富有后台的囊中之物，还是那无能的民主党领导层，更关心巩固个人影响力而非构建能够凝聚和动员民众多数的组织。

你能从美国政治阶层未能处理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中看到这种腐朽——这一针对宪政政府的系统性威胁，其主谋却被允许第三次角逐总统宝座——也能从总统轻而易举攫取国库控制权中看到这种腐朽。埃隆·马斯克这位事实上的”首相”以总统授权取消联邦项目而国会多数党竟无一言抗议，这是宪政腐朽的明证。国会共和党人宁愿乞求马斯克网开一面，也不愿捍卫其机构固有权力，这也是宪政腐朽进一步深化的征兆。众多机构将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奉为法律——俯首听命并迎合其任性，仿佛他是至高无上的君主而非民选总统——这同样是宪政腐朽的表征。

宪政腐朽或将引发宪政危机。然而，并非每一座地基腐朽的房屋都会倒塌。有些房屋即使外表完好，实则已不宜居住。共和国亦然。我们或许仍保留着宪政民主的外壳，而腐朽却已侵蚀了赋予这一术语实质意义的自由与价值观。毕竟，我们已步入这样的阶段：执政当局试图驱逐其最直言不讳且最弱势的批评者。

对待房屋的腐朽，只有一种解决之道：彻底拆除，清理干净，重建新结构。若我们的政治体系——若我们的宪政秩序——已腐朽至无法保障自由、平等与”自由的福祉”，那么或许是时候重新思考我们对美国民主的期许了。

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我们能够维系其完整性的前提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