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22年俄乌冲突的开始，乌克兰难民成为了各路移民中最政治正确的群体，其中不少涌入了美国。此外近几年来，来自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也开始引起外界注意——他们像一种荒诞的草根运动，时常能俘获媒体的视线。

面对这种混乱式增长的移民现象，美国也涌现出千奇百怪的问题和讨论。对此，笔者大致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

首先是经济层面，主流的观点是：非法移民填补了大部分美国的低收入劳动力缺口，甚至为其GDP增长做出了贡献；与之对立的观点则是他们分享了美国的各种公共福利，导致了更高的犯罪率，成为了发达社会的累赘。

其次，非法移民人数快速上升也引发了政治圈人士的关注。虽然绝大部分的非法移民和相当数量的新进移民并不能直接参与选举，他们潜在的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觑。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不少民主党官员为了拉拢少数族裔的支持，正在推动给予非法移民投票权的法案。

最后，在文化层面上，以泛左为代表的思想一贯主张“文化多元主义”，认为美国社会应该接纳移民所带来的不同习俗。这种叙事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甚至要求公众不能将这些移民称作“非法”（illegal）而只能说为未登记（undocumented）。而反对这种宽容政策的右翼群体，则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并演化出文化歧视。比如杜克大学就曾曝出有一位教授反感华人学生说中文，并警告中国学生改换英文交流。

从这三个层面来看，非法移民问题已经对美国的社会共识带来了不小的冲突。

创造异乡人——美国的共识叙事

在《创造异乡人》这本书中，作者库纳尔·帕克（Kunal M.Parker）纵观美国的移民及公民身份史，得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结论——美国的身份共识存在一个根本矛盾：它既需要特定的“异乡人”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却又不得不接受各种各样的“异乡人”成为自身公民。

作为移民国家，美国需要接收不同种族、肤色、文化、宗教的群体构建自身社会，却又必须找到共同的敌人来确认自身的价值。帕克认为这种价值需求源自于殖民地时期美国绝对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在寻求与欧洲独立时，不得不给公民提供一个不同于其欧洲故乡的独立价值观，以俘获民心。

我们经常听到的“五月花号”故事、清教徒精神、应许之地、以及后来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都是这一认知建构的结果。通过强调与他人的不同，美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主权观和权利意志。当美国《独立宣言》说到“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时，它的言下之意是：我们与你们不同，所以需要独立，而这不是你们赋予的权利。只有在民众的认知中创造一个“异乡人”的欧洲，殖民地才得以获得人民的支持而独立。这种创造异乡人的叙事逻辑，也成为了美国文化发展中的习惯。

在18世纪时，还有很多“主体”参与美国的叙事：欧洲的贵族、天主教徒、美洲原住民、黑人等。而美国通过排异的叙事，建立起了以白人为主导的美国社会，然后一只手将土地、金钱和权力从这些“主体”的手中抽出，改造成可以被私有化的“公共资源”，另一只手则通过巩固自身的一系列价值——所谓神授天命、公平竞争、私有制等等这些18-19世纪白人社会的特有习惯，慢慢演化成了资本主义、自然人权、分权政府等等西方国家的主流叙事。

然而，在现代化浪潮中，美国社会不得不赋予这些被迫“移民”（实则被贩卖）到美国的黑人、土生土长的原住民、以及新兴移民一个“公民”身份。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来自这些“主体”的社群或主动或被动地被收纳进美国社会，美国也在不断地稀释着所有这些社群中“异乡者”的概念。而当这些“异乡人”不断被美国名义上完全接纳时，美国又该如何维护自身的价值共识？

Parker给出的答案是：渲染（rendering）。一方面，美国建立起内部边境（inner boarders），将一部分公民变成隐性的“异乡人”。而另一方面，它则利用一些普世价值来渲染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共同价值观。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19世纪内战结束后美国执行的种族隔离政策。

当《解放奴隶宣言》不得不打破围绕黑人所建立的边境时，重新统一的国家在它的内部建立起了“新边境”——将黑人文化圈束缚起来，以维护美国固有的、以白人为主导的形象。在黑人成为公民之前，公民身份一直是美国白人的特权。

当“公民”丧失这种特权之后，它不得不转移到住房、通行、服务等其它方面上。帕克在书中也分享了华人移民在美国无法获得公民身份、强迫缴纳特税等一系列不公正待遇，以及华人商会与之斗争的历史。在这种视角下，标志着华人自强独立的唐人街，又何尝不是美国内在边境的产物？

此外，通常被视作对外扩张为蓝本的“普世价值体系”，其首要目的亦是对社会内部的渲染。书中观察到：自上世纪起美国参与和制造的对外战争，在文化上正是创造异乡人的过程。从法西斯轴心、第二世界到恐怖主义中东，美国将战场上的敌人化作文化上的反派，来树立起本国社会的排外厌恶。

更进一步的是，这些战争逼迫美国内部那些来自“敌国”的移民与自己同宗同族、具有血脉和文化联系的母国切割，加入一个“普世价值”的美国认同。但这手牌与前一手又自相矛盾，因为当这些外部边境的异乡人迁移到内部时，却重新撞上了内部的边境墙。

就像9·11之后的美国阿拉伯裔——无论声称自己多么支持“自由民主人权”，等来的也只是加强监听的《爱国者法案》。在这本写于2015年的书最后，作者不禁提问——已经适应了“创造异乡人”的美国认知，如何在21世纪继续维护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共识？

非法移民——新时代的异乡人

处于2024年非法移民浪潮下的美国，就如国际上的经验一样，“小院高墙”的政策非但没能维持自身共识，反倒被自己所划的内在边境不断侵蚀。大量的非法移民充斥着低端服务业、基础或非法农业以及一些制造业。将这些行业和工作为纽带，他们建立了以自身为中心的文化圈子。

在这张关系网内，有组织的非法移民可以获得各种社会服务，而不需要直接接触他们所踏入的美国社会。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不用学习英语，因为其所处的工作环境并不需要英文作为公共语言沟通。而维系这个圈子的，正是独立于美国文化的、被“新边境”所圈起的“异乡文化”。

有一些观点将这种现象称为“奴工经济”。通俗来说，他们认为美国依靠这些非法移民获取低成本的劳动力，并不断填补低端工作岗位的空白。诚然，大量的非法移民收入低于官方的最低收入标准，但他们也大多可以免去作为美国税收大项的收入税和财产税。

相比之下，民主党所构建起的“非法移民有利于美国社会”的叙事也无法令人信服。实际上，除去相对少量的服务业，更多的非法移民被投入到与社会隔绝的制造业与农业之中，在相关工业中形成了大量的非法劳动力聚集，甚至在这基础上形成了人口走私。

美国对非法移民的接纳，也不源于刻意的政策调整，而是源于两党因为自身利益互相推诿的副产品。同时，非法移民也无法完全填补低端产业的劳动力空白，因为有更多的较低端制造业需要一定的教育水平和法律身份，但它们扣除税项后的收入反而没有非法工作多，所以压根招不到人。也就是说，所谓非法移民满足劳动力短缺，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叙事，无论是将其当作经济神话还是人权噩梦，都是不恰当的。

美国的非法移民现象其实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结果。在移民政策上，美国政府按照两百年的“老传统”——建立了一系列政策工具，将非法移民隐性地隔绝起来，成为一种低端的“异乡人”。美国从税单的要求、对公司劳动力选择性的检查及各州政府不同的政策待遇上，巧妙地将非法移民的活动范围画出界限，让他们待在特定的社会角落，成为被叙事渲染下模糊的背景。

例如，加州各个地区生活物价的差别，就可以让非法移民从特定的区域离开，形成不同的聚集区。不同地区的不同政策又可以不断压榨非法移民的剩余价值，一些“天高皇帝远”的非边境州（特别是一些民主党州），亦可以利用地理优势吃移民政策的红利，鼓励非法移民正当化。这样政客们既可以在博取少数族裔青睐的同时，又不用受到移民压力的困扰。

而饱受移民压力的德州，为了回应这种政策，在2023年累计向这些非边境州运送了8万移民。于是，由于种种繁杂的原因，非法移民被不断地插入美国社会的缝隙，成为一种被忽视的文化背景。除了以党争为目的政治运动外，他们的社会声音甚至不如那些有公民身份的无家可归者。

正是由于非法移民正当社会地位的丧失，逼迫美国的（官方估计）1100万非法移民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圈，大多数以族裔为核心组成的社会团体成为了非法移民真正的生活范围。由于社会信息的不对等，他们便通过人脉创造更有效的沟通方式，美国社会则成为了其赚钱的对象，而不是融入的对象。

长期以来，这些文化圈成为了美国国内的异乡者，一种打工的代名词，甚至是一个阶级的刻板印象。这种排斥感最明显的体现之一是语言的隔阂，以笔者曾在星巴克的工作经历为例，就时常遭遇这类“我们vs.他们”的时刻。

当店里缺乏会说西班牙语的员工时，只会说西语的顾客就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店员们互相比比划划，耗费不少沟通时间。这时，文化的隔阂感便充斥着店内：认为自己被耽误的排队顾客虽然因政治正确而极尽掩饰，却仍情不自禁地向这些拉丁裔顾客投向鄙夷的目光。

笔者在此倒不是说只会说西语就等于非法移民，而是在美国这个“种族大熔炉”中，确实存在着一种“非美国”的集体意识——它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之下，只有在这些“尴尬”的瞬间才会展现出来。而正如帕克所指出的，美国社会需要这种差异性来彰显一种精英感；人们所认知的、亦是排除了非法移民的“精英美国”。

与美国历史上的移民潮有所不同的是，本轮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由于与美国社会的接触方式发生了变化，也逐渐走向了传统非法移民叙事的对立面。

历史上，美国非法移民的故事有一个 “励志向上”的主旋律。他们被刻画成向往美国价值的穷苦者，通过付出劳动和努力学习而逐渐融入美国社会，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在这种叙事下，融入美国社会是成功的代名词和理想的目标。

然而，在近些年，特别是疫情之后，非法移民对“融入美国社会”的需求开始降低。大量缺失的低端劳动力让他们失去了融入美国社会的强烈动机，转而变成赚取美国市场价值的投机者。在他们看来，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和风险追求一个身份，不如赚取比家乡高出不少的劳动收入。虽然公民身份仍旧能够提供不少福利，但是相对回报已远不及从前。

与此同时，民主党不断放开的非法移民政策也让他们在不获取身份的前提下得到了教育、医疗等方面有限的服务。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的移民态度开始发生分化。需要永居或公民身份的人可以通过投资移民或其他方式“买入”身份，而非法移民则成为了心甘情愿的异乡人——美国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提供工作机会和客户的市场，而不是需要融入的社会。不断累积的族群文化圈，以及美国政府有意无意的隔离政策，使不少非法移民已经可以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小社会中。

图为美国预估的非法移民分布。可以看出，在不少州中已有相当的聚集效应作者供图

而维持这一切的前提是：美国对非法移民的待遇高于他们本国的生活水平。

对于非法移民最大来源的拉丁美洲移民来说，这个条件在美国各种所谓权利运动，特别是民主党的一系列运作下已经成为现实。通过抬高各种福利标准，非法移民的实质指生活标准和安全指数已经比他们的出生国家高出不少，加州甚至还准备继续通过法案，允许非法移民子女在学校中寻找工作。

除此之外，一些媒体也在试图渲染非法移民与美国公民等同的叙事。例如美联社，就引用多方消息试图证明“非法移民与美国公民一样纳税，并且给社保做出了相比其支出更高的贡献。”

这种叙事背后暴露了“平等主义”下泛左的政治考量——借由经济上的实质平等来暗示应该给予非法移民平等的政治身份。在他们看来，这些少数族裔都是“选票潜力股”。在不断放宽的移民政策背后，民主党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这种福利政策，吸引非法移民走上融入美国社会的道路，这样既能讨好国内的少数族裔群体，又能最终成为自己的新兴选票势力。

然而，在美国经济条件远高于出生国的情况下，新一代的非法移民已经不再青睐所谓的融入路线，而成为了美国经济的“搭便车者”（free-rider）。媒体强调“非法移民也纳税”的话术则忽视了纳税比例的不平衡，根据美国各州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纳税比例排名前三的分别是联邦、州收入税，以及财产税，而它们在非法移民纳税中的占比却远远小于商品税。

也就是说，原本应该是非法移民缴纳的税收，恰恰转移到了收入和财产税占比最高的大量蓝领及低收入中产阶级上，而这一类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便是共和党的基本盘。在非法移民压力最高的南部边境州，亦拥有较高的商品税比例。这使得当地中低收入阶层受到了更高的税收压力。这种视角下，两党不同的移民政策就更容易理解了。

左图红框内为美国家庭中位数收入中的各项税务及经费开支，右图为非法移民的税务比例。可以看出，两者的税务分布完全不同。作者供图

活在梦里的“异乡人”

除了上述经济因素外，在涌向美国的非法移民浪潮里，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仍旧存活在美国的“融入叙事”中，成为美国移民浪潮中的过时者，自称要到美国追寻自由，但往往成了还没上岸就已经被扑倒在沙滩上的“前浪”。

与其他族裔的非法移民不同，他们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却又达不到投资、技术等正规移民渠道的标准。然而，他们甘愿放弃原来的生活，倾家荡产，甚至妻离子散，也要宣称带着“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参与到非法移民浪潮中，不失为一种经济奇观。

这些人甚至已经养活了围绕着非法移民“吃住行一条龙”的整个产业链。分布在中南美洲各个国家的向导、住宿、和边境走私机构，为这些非法移民们建立了昂贵的专项服务。

这群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非法移民投奔美国的目的，也与绝大多数的非法移民完全不同。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在发达国家的社会底层“苟活”，而是要从一个非法移民攀爬到自我认知的“人上人”。这个目的从移民黑中介的宣传话术便可见一斑。

这些中介通过所谓的顶级教育、顶级医疗、各种高福利、甚至是秀“大house”等一系列操作，向潜在顾客不断灌输“融入社会、励志向上”的美国梦。在他们的笔下，只要进入美国，便能打破种族、文化、阶级的壁垒，通过交换劳动力来最终得到平等的公民身份。

而迷信这一叙事的任，便理所当然地将美国当作了理想乡。他们以为自己与成功之间的唯一障碍便是地理与移民成本的限制——换句话说，只要登陆美国，便可以享受公平竞争的赛道，成就自己的发达梦。

于是他们变卖资产、抛家舍业，嘴上说着“自由民主”，心里真正追求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话术下渲染的成功哲学。

可惜的是，这些非法移民既不了解美国的历史与现状，更看不清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趋势。帕克在《创造异乡人》中尖锐地指出：在美国的历史上，公民并不是平权，而是特权的代名词。特权只有保持自身的特殊性才有价值，所以美国需要普遍的“异乡人”来反衬一个隐性的特权阶级。

即使在公民身份已经相当普遍的21世纪，美国也需要不断地创造内在边境以控制自身特权的泛滥和贬值。而与之相对的，所谓公平竞争、融入进取的美国梦仅仅是对这种阶级分化的渲染，远远无法代表社会的普遍现象，而这对于非法移民来说更是天方夜谭。将这种幻象当做真相的非法移民们，也将不断增长的非法移民大潮看作实现美国梦的积极信号，却不曾了解美国的移民版本早已更新。

活在上一个版本的这群人，终于在现实的美国社会撞上了比外部边境更难翻越的“内部边境”，身心遭受了的极大不平衡。并不满足于底层生活的他们，不得不面对更高的生活成本，已经趋于饱和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混乱不堪的移民转正服务。曾经梦想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中产者”的他们生活水平不升反降，从一个社会的中层跌入另一个社会的底层，却怎么也盼不到上升的阶梯。

这些人当中，有的只能自我安慰，坚称自己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有的自甘堕落，接受底层社会的“劳动改造”；有的迁怒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对国家和政府恶语相加，甚至与亲人反目成仇；而更多的则是生活在失落与懊悔之中。

讽刺的是，这些人原本是非法移民中最信仰“美国梦”的群体，却遭受到了最严重的鄙视和排斥。不仅在社会上，他们成为生活水平最低的团体，在官方层面亦面临着被遣返的命运。

可以说，这是一种错误认知和投机主义下的悲剧；如果他们英文够好的话，应该去仔细地读一读帕克的这本书。

美国新一轮的非法移民大潮，既不是促进增长的劳动力改革，也不是什么解决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更非其社会富裕、福利发达的指示器。它只是美国国情和经济情况的特殊产物，能够反映的只有美国畸形的劳动力分配以及被不断分化的社会共识。这些被囚禁在底层的社会群体，由于差别化的待遇和文化上的隔阂，始终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成为美国国境线内的“异乡人”。

在未来，随着这种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继续深化，美国将不得不面对那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和一系列的经济和文化后果——到时候，它又能在何处建立起阻挡非法移民的高墙呢？